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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電影中父親形象的剖析
李安是一位華語電影導演、編劇、剪輯、制片人，出生于1954年10月23日，祖籍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成長于中國臺灣省屏東縣潮州鎮。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李安電影中父親形象的剖析，歡迎閱讀。
李安電影中父親形象的剖析
李安“父親三部曲”的動人之處在于他關照了現實，在父親形象的塑造上融進了自己的感情經驗，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質，這一點在他的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可以窺見。有人說：“李安本身就是中西方文化沖突的產物，濃厚的‘戀父情結’使他在影片中更多的傳達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具有經典意義的價值觀、倫理觀的認同和皈依。”這便是對他創作動機最好的闡釋。“父親”已然成為李安電影作品中的文化符號，成為了他表達文化情結的符碼。
一、《推手》中執著于自我表達的父親形象
推手，顧名思義，是一種彼此制約、掌握平衡、剛柔相兼、別具一格的對抗運動。在李安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里這樣寫道：“在太極拳里，推手還有推卸之意，是一種訓練‘詐炮’的運動，你騙他一下，然后把他推倒。”(《李安傳：十年一覺電影夢》，張靜蓓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88頁)這似乎更像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推手》中的父親來到美國兒子家中養老，父老子養的孝道觀念是中國人的道德烙印，中西文化的差異已初露端倪，中國父親固有的強勢、自尊、不甘妥協的性格便醞釀了矛盾的產生。本片中導演的高明之處在于充分的運用了中國古典敘事的美學風格和美學元素，使之節奏張弛有度。影片開場沒有對話，通過鏡頭語言展示父親與兒媳不同的生活方式，達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美學效果，片中幾處透過門窗的景深鏡頭，很好的展示了片中一家人的關系和家庭氛圍，構圖層次感強，遠近有致，貼近生活。其中一處，通過窗戶來分割畫面，展示朱父與兒媳的生活狀態，一邊是抓著頭發失去創作靈感的兒媳，另一邊是休閑自在正在打太極拳的朱父，正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彼此水火不容，為下面的矛盾做好鋪墊。透過窗戶這一媒介來表現一種內在的聯系，就好似中國詩歌里的“意象”，具有一種訴諸情感的作用。與兒子兒媳的矛盾迫使朱父離家出走，是對他性格的一種隱喻，表現出一個固執、強勢、堅持于自我表達的形象，最后難免悲劇化，被警察帶走關進了監獄。
在處理問題的方式上，中國人可以長期隱忍，總喜歡拐彎抹角，害怕沖突的爆發。這與西方人化解矛盾的行為邏輯是不同的。正如朱父的兒子對美國的妻子說：“太極拳是爸逃避苦難現實的一種方式，他擅長太極推手，是在演練如何閃避人們”。所以朱父的臉永遠是苦悶的、滄桑的。
在文化的傳承上，兒子朱曉生對父親喜歡的書法、戲曲不知所措，無關痛癢，這種表現與導演的感情是相通的。李安踏上留美學電影之路同樣背棄了父親寄寓的傳承其教書育人、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愿望。所以從整體上而言，父親的本尊心理、中西方的矛盾、兩代人的代溝和文化繼承上的沒落，共同造成了《推手》中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難和情感的隔閡。
二、《喜宴》中走上妥協之路的父親形象
《喜宴》是具有挑戰性的，它是同性戀題材與中國傳統觀念的一次交鋒。代表西方同性戀文化的中國兒子高偉同和美國青年賽門和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高父、高母同時出現在一個家庭結構里，戲劇矛盾激烈。對于高偉同而言，他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又在西方文化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方式，在面對這樣的雙重文化糾葛中，他迷糊了。他的父母和文化傳統中的孝順意識不斷的把他往回拉，但同賽門相處中得到的自我身份認同感又把他往外推，喜宴對他而言就像“金紅色的怪獸”，絢爛而可怕。對于高父而言，兒子的離經叛道是一種深深的無奈和憂愁。兒子背負起了傳統文化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在自我愧疚和盡孝的心理機制下維系了與顧威威的婚姻，實現了高老爺子抱孫子的愿望。影片最后高父在安檢時高舉的雙手實則是一種隱喻，象征著對西方文化的妥協。
而影片中那場帶有文化奇觀效果的喜宴仍深含著兩代人不同的婚姻觀。父親畢竟還是中國的父親，對他而言喜宴就是一場代表面子、接受恭維的游戲。
在文化的傳承上，高偉同在美國文化的熏陶下已淡薄了文化傳承的意識，但較之《推手》已有所進步，“《喜宴》中的父親已逐漸學會了妥協和變通，從對抗走向了對話。”(《當代港臺電影研究》，孫慰川著，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222頁)
李安電影中父親的形象
約束與自由：人性的束縛與釋放
李安電影中的人物散發著被“約束”的感覺，縱觀“家庭三部曲”，可以看出這種“約束”的產生來源于“父權”、傳統倫理道德對人性本能和欲望的束縛，而這種束縛也貫穿了整部影片。拉康說過，“欲望受到挫折，會產生最初的壓抑，欲望主體不得不屈從于他人的欲望而壓抑了自己的欲望。”
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家庭之中父子的關系被設定為“父為子綱”，意思就是說兒子要無條件地服從于父親，兒子屬于父親的私人物品，父親可以對其進行一切“處置”，而且兒子也要擔負起為家族傳宗接代的責任。
李安的父親就是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的人，對于李安來說，父親不僅僅是一種身份，更象征著權威和地位。同時父親也是壓力、自尊、榮譽的來源，是過去封建父系社會的一個文化代表。我們可以在父輩身上看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同時也深深影響和改變著下一代人。
一方面，年輕人以自我實現與之抗逆，另一方面，又因未能傳承而深感愧疚，這種矛盾的心情不僅是影片中子輩的感受，也是導演對傳統文化在臺灣產生質變的感受。
李安的電影《推手》中，對于父親和媳婦之間的沖突，朱曉生在父親面前從不敢提及，直到最后父親搬出去住，朱曉生內心更多的是對父親沒能好好盡孝的愧疚，以此也說明了他始終活在“父權”的束縛下。
《喜宴》中的高偉同，面對自我追求與父親的意愿、傳統文化中的家庭倫理相違背之時，克制自我，違心地配合父母的一切要求，這無不展現了他對父權的順從與畏懼。還有婚宴時李安親口說出的那句“這就是中國幾百年性壓抑的結果”，同樣傳達著傳統倫理思想對人性的束縛。
影片《飲食男女》，以父親為核心的家庭中，父親更是家庭中傳統倫理的規范者，是保守和壓抑的代表。家中三個女兒在生活中的行為也體現著她們對父權的維護和遵從，例如不敢指出父親做的飯菜沒味道。
同時她們又渴望自我的自由，所以她們一直在父權和自我情感追求之間苦苦掙扎。長期的壓抑會將潛意識中的攻擊本能發揮出來，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向外攻擊則毀滅他人，向內攻擊則自我傷害或自我毀滅。
但是壓抑是李安電影的表象，他實則追求的是一種近似于道家的“自由”的人生狀態，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自然的關系。莊子指出“人們之所以不能自由，是由于心靈受到各種各樣的束縛，即有‘桎梏’。
這種追求使得李安在電影的呈現上從傳統文化和封建倫理中跳脫出來，向著人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獨立與自由發展。“家庭三部曲”中父親形象的淡化就是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的表達。影片《推手》中，父親的強勢貫徹始終。
到了《喜宴》中父親雖然是退休的將軍，但是年邁的他身體出了狀況還經常打瞌睡。最后的《飲食男女》中，父親則成了在家照顧三個女兒的形象，更是主動突破傳統倫理思想，宣布與女兒的同學結婚，“父權”徹底坍塌，家庭也隨之瓦解。
李安的電影表面在講制約和束縛，實則想傳達對自由的向往以及追求一種和諧自然的關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講求隱忍、克制與禮節，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人的本性和欲望是相違背的。
道家思想則講求道法自然，無為而治，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們長期生活在儒家文化的制約和束縛當中，開始渴求道家思想的放松與釋放，追尋其天人合一的和諧關系。李安正是通過影片傳達出了束縛的人性對自由與釋放的追求與渴望。
吸收與糟粕：傳統文化的改觀與調和
在李安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李安說過這樣一句話：“面對不能盡孝，以及傳統與現實間的種種矛盾,我有話想說。”如此可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思想在李安心中的分量之重，也可以了解到他的電影為什么要這樣拍，這其中有他對孝道、傳統與現實的思考，同時也傳達出了對傳統文化在當下社會中的反思。
父輩是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一代人，他們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家庭倫理觀念，對子輩有著嚴格的要求與期望，希望兒子能夠按照自己為其鋪好的道路走下去，這也是父輩一代人口中常說的“為你好”。
如果子輩違背了父輩的意愿，那么將會背負上“不孝”的罪名。就像《推手》中的朱曉生，明明對父親充滿了孝心，可是最終和父親之間還是產生了巨大的沖突。我們能看到到父親的凄涼，同樣也能感受到朱曉生不能盡孝的愧疚。
在社會高速發展、新生事物的出現、文化以及價值觀念突變的當下，子輩的選擇與父輩的期望之間產生了沖突，那么這是誰的錯，這其中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子輩在現代文化的影響下，都渴望“高飛”，渴望外面的世界，渴望脫離“父權”的掌控。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一種西方情結，認為遠大夢想的實現只有在離家遙遠的西方國家才能實現。這在李安的“三部曲”中的前兩部《推手》、《喜宴》都有直接的表現，而在三部曲的終作《飲食男女》中，從三個女兒身上透著的西方和現代文化的氣息，最受父親疼愛的二女兒的準備出國工作中都得到了印證。
那么，此時古訓的“父母在，不遠游”在這個時代還適用嗎？是子輩都犯錯了嗎？儒家文化傳承千年，固然有它值得遵循和合理的一面，那么當下，我們是否還要完完全全地遵循？我們是否應該隨著社會和文化的進步對傳統文化進行取舍，選擇吸收它好的優秀的一面，舍棄掉其糟粕之處。
在此基礎之上融合進現代文明和社會文化精神，將兩者進行融合，形成當下社會所應遵循的新倫理觀和文化價值觀。回歸到我們一直探討的問題，父輩與子輩之間的摩擦和沖突，是否能夠因傳統文化和倫理的改觀而調和？
再者另一個問題是，在家庭的沖突之后，都是一方的妥協，這是最好的結果嗎？歸結上述問題，其實我們都能在李安的電影中找到答案。在當下，每個人都向往自由與獨立，抵觸束縛自己的規則與事物，那么這時候，傳統倫理中的“父權”文化就顯得很不合時宜。
如果當下社會中的子輩仍然固守著傳統倫理的“父權”，那么社會中最具有發言權、和決定權以及支撐社會發展的一代人將是父輩，可是縱觀如今的社會，新興科技、創新創業以及一切高質量人才，都是子輩。世界在改變，社會在進步，有些東西也需要跟著時代的發展而改觀。
中國傳統五千年，它的存在必然有它的價值，這當中有許多值得當下的我們學習的地方，而對于這些精華部分，我們要吸收、要融合。就像李安說的：我之所以懷念過去的倫理，是因為舊秩序曾經提供我們安全感，也因為過去的教養形成我人格的一部分。
傳統倫理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人的“特色”。它帶給我們安全感，幫助我們界定文化和價值觀，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丟棄掉它，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傳統倫理中不合時宜的部分也需要跟著改變，這樣才能順應時代變遷和發展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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