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

　　重耳，也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晉國國君晉文公，生于公元前697年，卒于公元前628年，他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與齊桓公齊名，為春秋五霸之一。下面為大家帶來左傳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快來看看吧！

　　左傳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1

　　在《晉公子重耳之亡》這篇文章中，記載了晉文公重耳從出奔，流-亡到回國奪取政權的經歷，通過對政治、軍事、外交等活動的描述，運用正面、側面、細節描寫、對比描寫等描寫手法，比較完整形象地刻畫了重耳的形象，了解重耳是怎樣“由一個貪圖享樂、養尊處優的貴公子成長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由四處流-亡到春秋時代顯赫一時的一代霸主”的。

　　首先，從整體上來看，在重耳回到晉國以前，他在各國受到的生活待遇，娶妻于狄、齊、秦，有禮于宋、楚，無禮于曹、鄭等。而回晉以后，則主要記敘政權鞏固上的大事，聽從寺人披的意見以除奸，聽從頭須的意見以善待隨同流-亡者和守國者，求介之推則表明知過能改以及求賢用賢的意識等，展現出重耳雄才大略的政治形象。通過這前后兩方面的對比，形象地展現出重耳的成熟過程。具體來說，重耳從狄國到齊國可謂是第一階段，這時的他實際上是一個只知享樂的公子，不能承受艱苦而懷妻安居；從曹到鄭則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通過曹、鄭之人對重耳的觀察說明重耳已經不是從前的重耳，必將得志于天下；從楚到秦則是重耳自我的表現，體現他政治上、性格上的逐漸成熟。后者，事件發生的漸進過程更進一步張揚了他政治上是怎樣成熟的，從這些看來，重耳以后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其次，從細節描寫上來看，重耳的成功也不是憑空就達到的。我認為第一，得益于重耳所遭受的磨難，磨難使他得到了很好的磨練機會。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從當初大禍臨頭而迫不得已的出逃到流-亡中的屈辱、困苦、安樂的體驗，如當時經過的小國，如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等，皆“不禮焉”，使他明白了身在宮廷、耽于逸樂所不可能明白的人生真諦，在身、心兩方面受到陶冶和磨煉。第二，得益于重耳本身的性格，在一定情況下，他能夠對一些事情包容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對于他的成功有著重大的意義。公子重耳走到五鹿，在向

　　野人討食時得到的卻是土塊，在子犯的勸說下能夠收鞭息怒，接受后叩頭致謝，將土塊當寶物收起。重耳能忍受一時的屈辱，是氣度博大、胸襟開闊的表現。因為真正的強者并不一定體現在表面上，外表上裝模作樣，恃才逞強，處處鋒芒畢露，時時刻刻咄咄逼人，未必是真正的強者，未必能成就大業。而重耳正具備著與一般人不一樣的氣度，俗話說宰相肚里能撐船，這正是他能夠成就大業所必須具備的品質。第三，得益于他身邊的一批賢才、忠臣之士，包括幾個重要的女子。重耳善于結交有智慧、有好的品德、有能力的人士，跟隨他出亡的從者數量眾多且才力超群，大都是當時晉國的棟梁之材或智能之士。據文章介紹，跟隨重耳出亡的有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參以《史記》、《國語》，則知重耳的從者還有狐毛、賈佗、介之推等許多賢士，稱得上是人才濟濟。正如僖負羈之妻所說：“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國；返其國，必得志于諸侯。”他們毅然決然跟著重耳流-亡。也正是這些人士，在重耳走向失敗的危險，或者走錯路、繞彎路、白費力等時，跟隨在重耳身邊的這些人，總會把重耳拉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給重耳出謀劃策，幫助重耳克服貴公子的陋習，激勵重耳樹立遠大的志向，向霸主的目標奮進。如齊桓公把齊女姜氏嫁給他、給予他優厚的待遇時，此時的重耳已經沉湎在安逸的生活中，已胸無大志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墮落很容易，要不是他的妻子和身邊的子犯、魏仇、顛頡等人頭腦清醒，強力把重耳帶走，拉回正途，重耳可能就永遠一輩子呆在那里，也就沒機會當晉國國君了。又如他身邊的忠臣介子推，在重耳沒有要到飯吃，幾乎餓昏的情況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塊肉做了一罐肉湯，讓重耳度過難關。重耳身邊的女子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如夫人季隗，有一次重耳回到家里對夫人季隗說：“晉國來人要殺我，我在這里已經呆不下去了，你跟孩子們可要好好保重，如果我二十五年后還回不來，你就不必等我了。”而季隗哭泣著說：“男子漢志在四方，何況你是晉國的公子，就放心走吧，什么二十五年，那時我都成老太婆了，還改嫁什么”這可以看出季隗對愛情的忠貞，同時也在事業方面對重耳的支持。又如上面提到的姜氏，在政治上有著遠見意識，當重耳貪圖享樂、胸無大志時，把他拉回正道。通過她們與重耳形成對照，突出重耳的弱點，督促他克服輕狂、貪圖安逸、任性驕傲等貴公子的劣性和陋習。所以重耳身邊的人對他的成功有著重大的影響。當然，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說明重耳能得人心。第四，得益于當時大的社會環境，從當時列國形勢大局和地理位置來看，齊、宋、楚、秦雖和晉是異姓國，但因都在爭取霸權，急需獲得同盟的力量；而晉國正是他們爭取聯盟的首選目標，所以重耳在經過各個大國時受到規格不等的禮遇，如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正因他們的禮遇，重耳在外流-亡過程中得到安置接待，解決生活方面的一些問題，同時也促進了他事業上的成功。如公子重耳最終在秦穆公的全力支持下，經過秦國-軍隊的直接干預和策劃，終于返回祖國，奪取了晉國的政權。

　　除以上的分析以外，我認為重耳能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離不開他自身的雄才遠略，政治才華。就拿《晉楚城濮之戰》中晉軍的“退避三舍”來說，實際上是晉文公謀略勝敵的重要一著妙棋，首先，履行當年許下的諾言，以此來表明重耳是個講信譽的人，樹立其重信守諾的良好形象。其次，他在政治上爭得了主動——“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贏得了輿-論上的同情。最后，在軍事上造就了優勢——便于同齊、秦等盟國-軍隊會合，集中兵力；激發晉軍將士戰斗的情緒；先據戰地，以逸待勞等等。從而為晉軍后發制人，奪取決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劣于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采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后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后又運用高明的謀略爭取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當城濮決戰之時，敢于貫徹后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并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這正是晉文公重耳政治謀略的一大杰出表現。同時，重耳還具有著雄心壯志、深謀遠見，嚴政教民，重用賢才等品質，他不像夏桀德政衰敗、民不聊生；商紂昏庸享樂、殘暴無度；秦二世暴略兇狠、大勢殘殺等。這也是他贏得眾人擁護支持，鞏固晉國政權的需要，也是晉文公志在爭取霸權的前提條件。據《左傳》介紹，重耳的哥哥太子申生已愚忠自裁，其弟夷吾(晉惠公)則忘恩負義，反復無常，以至眾叛親離，自取滅亡。其他兄弟更不值一提。眾公子的無能和平庸，通過對照和映襯不斷深化公子重耳的形象，適足

　　以襯托出公子重耳的卓爾超群和遠見卓識。晉文公長期流-亡國外，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增長了知識才干，即位后努力治理國家，注意整頓國內政治，發展生產，安定人心，晉國很快富強越來，便開始向中原地區發展自已的勢力，說明他有著稱霸的雄心壯志。其中城濮之戰的獲勝，與重耳嚴政教民，君臣上下團結一心，運用外交手段拉攏盟國，在戰場上講究戰術和謀略等做法有直接關系，正如上面提及的“退避三舍”，能充分看出他的政治謀略和高超戰術。當然，晉文公重耳也有著稱霸的政治野心，如重耳的八個同父異母兄弟都先后去世，當政的晉懷公是晉惠公夷吾的兒子，即重耳的侄子，但重耳在奪取政權后，毫不留情地把懷公殺掉。這正體現他的政治野心，其實這也很自然，是他稱霸的前提，是歷史的必然“大魚吃小魚”的規則，否則社會很難進步。晉文公重耳在執政過程中重用賢才，知人善任，充分發揮賢人的力量，如《國語》中提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除此之外，他還執法無私，如顛頡和魏武子二將，追隨重耳十九年，為他出謀劃策，畢恭畢敬，但是違反軍令，重耳照樣處理，嚴懲不貸。因此晉軍將士們遵紀守法，勇敢善戰，成為當時諸侯各國的勁旅之一，晉國更加強盛，文公威名更加傳播了，更有利于實現他稱雄稱霸的野心。

　　其實，晉文公重耳不僅是一位事業上的成功者，同時也是一位極富孝心、懂得知恩圖報、知錯能改、重賢用賢的人。如他因太子申事件遭了難。晉獻公進兵蒲城，蒲城人想抵抗，重耳不允許，說：“依仗父親的恩賜才享有養身的封地，才得到人民的擁戴。有了人民的擁戴就對抗自己的父親，沒有比這罪過更大的了。我還是逃跑吧。”于是逃到狄國。又如公元前636年重耳回國即位，他啟用大量賢能，在平息呂、隙叛亂后，舉行了復國封賞大典，原來跟隨他逃難的人，一下子都加官進爵，成了晉國顯赫一時的人物。那些同情過、接濟過他的人，也都做了官兒，此外，投降歸附的舊臣，也都做了適當安排。他還下令，特赦了呂、隙兩族的家眷和隨從。至此，晉國結束了動蕩不安的局面。但當他在張解的詩文提示下想起想起了逃亡路上割股啖君的介子推時，派人找了好幾天都沒消息，有人建議說：“介子推最孝順。如放火燒山，他一定會背著老母親跑出來。”文公便下令燒山，一連幾天，大火才滅，可是，介于推始終沒有出來，晉文公派軍士搜山，只見他們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大樹底下。文公后悔萬分，就把介子推

　　安葬在綿山之下，并為他建立祠廟一座，為了世世代代紀念介于推的功勞，晉文公還下令，把綿山改為“介休”，意思是介于推休息的地方，并把樹根創了起來，命匠人做成二雙木鞋，不時會在腳上，呼為“足下”，以表示對介于推的思念。等等這些，足以看出公子重耳是一位極富孝心、懂得知恩圖報、知錯能改、重賢用賢的人。

　　總之，晉文公重耳是一位事業上的成功人士，實現了自己稱霸的夢想，他統治下的晉國日趨強盛，他在位只9年而亡，然而晉國的霸權卻存在了長達百年之久，并從此奠定了其春秋第一強國的地位。

　　左傳中重耳人物形象分析2

　　談起晉文公，不得不提的是《晉公子重耳之亡》；談起《晉公子重耳之亡》則不得不提的是其人物形象的刻畫。沈玉成先生對其評價道：“這段著名的文章在刻畫人物上是極為成功的。它甚至超過了許多小說對人物的塑造，避免了類型化的毛病。后世小說中，英雄落難的題材多少受過它的影響。”

　　《左傳》善于在列國矛盾斗爭的漩渦中敘寫歷史人物。而重耳離開晉國逃亡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晉國內部權力斗爭。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重耳開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流-亡過程中，重耳受到不同的禮遇，同樣與當時列國之間的斗爭形勢有關。作者把重耳放在如此尖銳復雜的諸侯爭霸斗爭矛盾之中，讓他從一個貴族公子磨煉成為一個有深謀大略的政治家。

　　文章伊始，重耳是個典型的貴胄公子，缺乏雄心壯志又毫無政治斗爭觀念，并且恪守致死守舊的道德觀念。以至于當獻公聽信驪姬讒言派人謀害重耳及兄弟時，他仍固執己見：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重耳是懦弱的，但相對于他身為一國之子的身份而言，比懦弱更可怕的是他缺乏大局為重的觀念與復國之心。逃亡至狄國，他娶季隗為妻，爾后一呆便是十二載。離開時，竟讓妻子等他二十五年，這荒唐的要求反映了他對前途毫無把握的心態。逃亡至齊國，又娶姜氏為妻。他貪圖一時安逸，以齊為溫柔之鄉，視流浪生活為畏途。說到這，便不得不提重耳在齊國的這位妻子。姜氏的韜略恐怕讓男子也頗感慚愧。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位竭力付出的女性，她看出了重耳“有四方志”，但她輕小情重大局，在姜氏看來“懷與安，實敗名”，她是個識大體、明大義的女子。難能可貴的是，面對重耳的不才，仍沉溺于享樂，她與子犯出謀劃策：“醉而遣之”。卻怎能料到重耳醒后竟要“以戈逐子犯”？悲哉！這一段寫得波瀾迭出，曲折生動，敘事角度幾經變換，饒有戲劇性。正面描寫重耳的文字只寥寥幾處，卻準確地傳達出他的心理狀態。而利用詳寫姜氏的言行，一方面借此鮮明地刻畫了有一個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側面襯托出重耳在逃亡過程中的心態與思想。

　　同樣是利用這一點，在“過衛”這一段更為精妙。鄉下人用土塊施舍，這在重耳看來自然是惡意的嘲弄。“怒欲鞭之”正說明他不諳世事，任性暴躁，為泄一時之憤竟毫不顧及身處異國的危險處境。幸虧老練沉穩的子犯機智地扭轉了局面，稱其為“天賜也”這樣既平息了重耳的怒火，又在潛移默化中巧妙地借此事激勵他的信心。作者對重耳的隨從在他成長以至于稱霸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或通過人物之口間接評述，或借以具體事例直接描寫。這些人物形象由此而突現紙上，卻無喧賓奪主之弊，從不同側面襯托了重耳。

　　重耳的種種荒謬與墮落浮現于眼前，不禁使人納悶，這樣一個毫無作為的懦夫又怎會成為后來的“春秋五霸”之一呢？我們不得不否認一個事實，即“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然而，接連不斷的流-亡生活造就了他，使他戰勝了怯弱、頹廢，形成了堅定的意志，鍛煉出老練的政治頭腦和談吐舉止。重耳豐富了閱歷，增長了見識，認清了復雜的政治斗爭形勢，確立了復國圖強的政治理想，于是他的霸主性格也逐漸趨于成熟。這一轉變離不開他在曹國的經歷：“曹共公聞其駢肋，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這個細節極為儉省，但卻反映出他在曹遭到的輕侮和鄙薄，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刺痛了重耳。

　　如果說曹國之亡還不足以呈現重耳趨于成熟，那么在楚國的經歷無疑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在楚國，楚王盛情招待他，他不為所動。在回答楚王“何以報我”這個居心叵測的問題時，他不卑不亢，隨機應變，從容對答，毫無寄人籬下的卑怯之態，言吐溫文爾雅，態度斬釘截鐵，委婉的外交辭令中寓含著強硬的政治立場，表明他在政治上已漸趨成熟。

　　在秦國，他更表現得像一個泱泱大國之君。作者通過兩件事表現了這一點。一是生活瑣事，當懷贏為一點小事而向重耳發怒時，他不僅沒有擺公子架子，而且“降服而囚”，表示謝罪。這看起來是瑣碎而不足掛齒的口角，實際上正是作者刻畫人物性格、心理的精彩之筆。二是政治大事，秦穆公宴請他時，他賦《河水》之詩，用河水朝宗于海表達對秦的敬意。此時的重耳不僅不貪圖新婚燕爾之樂，而不惜降志辱身以求復歸晉國，與從前那個魯莽的“欲鞭之”貴公子判若兩人。

　　從狄到楚國，再到最后的秦國，作者在動態中把握人物性格，將其畫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豈不妙哉？

　　文章后半部寫重耳歸國后，平定內亂，鞏固統治，不如前半部有特色，但也寫得生動引人。重耳歸國后，千頭萬緒，而作者單單詳寫他對寺人披和頭須不念舊惡，棄瑕錄用一事。文章寫重耳雖然在政治上已經成熟老練，但面對昔日的仇人他也禁不住怒從中來，挖苦諷刺。但是，十八年的流-亡生活使他心胸開闊，洗掉了睚眥必報的小家子氣。經過冷靜的思考，他終于不念舊惡，接受了寺人披的幫助。這種從大處著眼而擱置個人恩怨的故事，對于一個成熟開明的政治家是并不罕見的，但具體做法則因人因事而異。置射鉤而用管仲是齊桓公，置斷袖而用寺人披是晉文公，同中有異，異中見同，成功的文學作品，其巧妙、韻味也正在其間。

　　而就文章的'藝術而言，除前文所提及的之外，還具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高超的敘事藝術。本文雖涉及的人物多，時間長，頭緒繁，作者卻絡繹寫來，繁而不亂。選材布局，繁簡適當。層次之清楚，幾乎無懈可擊。這一點在文章前半部分尤為明顯。重耳雖在十余年間先后流-亡八個國家，但作者并沒有一一羅列，而是從中擷取最能表現人物際遇、性格的環節著力描寫刻畫。重耳在各國的經歷，除了作些必要的概括交代外，重點記述一兩件事。略者惜墨如金，詳者描寫細膩，如重耳在宋的情形只用“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一句帶過，在楚、秦的情形則詳加描述。有的段落正面描寫重耳的言行，但時常并不占據主要篇幅，只是勾勒數筆以顯其神態，而蕩開筆勢去寫其他人物的言行，從側面襯托重耳的形象。整個過程脈絡分明，首尾呼應，繁簡相宜，行文跌宕起伏，敘事手法富有變化，主次映襯相得益彰，不只重耳的形象形神兼備，其他人物也多有鮮明的個性色彩。

　　與此同時，《晉公子重耳之亡》的語言精煉傳神，敘事寫人，莫不畢肖，特別是人物對話，不但表現出人物的獨特性格及其發展變化，而且常常反映出復雜的人物關系和微妙的心理活動。如重耳別季隗，對楚王，寺人披請見，都是十分精采的段落。正如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論介子推與其毋偕隱前的對話所言：“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戲劇性。作者在敘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時，恰當的穿插了一些細節描寫，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謀、薄觀裸浴、饋飧置璧、沃盥揮協、降服謝罪等等。這些細節描寫生動形象，讀之趣味盎然，又不失歷史的真實性。朱自清這樣評價《左傳》：“不但是史學的權威，也是文學的權威”。而本文則是以下見大，作者在記述歷史事件的發展進程時，突出表現各類人物的活動，展示人物的獨特精神風貌，表明他們在歷史事件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從而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畫面，不但生動地反映了春秋時期諸侯家族內部的矛盾和各諸侯國之間的復雜關系，而且形象地表現出重耳如何由一個平庸稚嫩、貪圖安逸的貴族公子，歷盡磨難成為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曲折過程。

　　第三，描繪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機智，趙衰的穩重，曹共公的委瑣，寺人披的陰險狡詐，豎頭須的隨機應變，介之推的高風亮節等；文中的七個女性也都各具特色。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人物形象的刻畫與藝術手法始終是不可分割的。沒有精妙的藝術手法也如何將前文所提及的人物如此淋漓盡致、形象生動地展現在眼前？

　　唐代劉知畿《史通》的評論《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作者敘事寫人，特別善于從歷史素材中提煉出生動的情節和細節，雖也有許多概括簡略的敘述，但更重視具體描寫人物富有特征的言談、行為以及由此而表現出的心理狀態，刻畫入微，形象生動，構成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意味。

　　艱難困苦是重耳的磨刀石，沒有它便沒有其稱霸時的所向披靡。《晉公子重耳之亡》無疑是《左傳》中最為出彩的文章之一，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敘事手法，以及借重耳流-亡之事所蘊含的深刻意義等不得不讓后人讀來嘖嘖稱贊，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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