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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大家知道焦仲卿人物形象嗎？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歡迎閱讀與收藏。
歷來《孔雀東南飛》的讀者們多鐘情于女主人公劉蘭芝，認為她在無辜被遣后能再就高枝的情況下還忠于原來的愛情，是一個勇敢執著于堅貞不渝愛情的奇女子。不少人認為焦仲卿的軟弱妥協是他們悲劇的主要禍根。筆者認為，單從事情表面分析，作為母親與妻子之間的中間人，不能化解調和她們的矛盾，焦仲卿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能離開大環境和小環境以及個人因素的綜合作用。如果從焦仲卿的特殊家庭和當時社會的思想文化來分析，筆者認為焦仲卿的殉情比劉蘭芝還更艱難，背負著更多社會、家庭的重責，因而更有意義。
一、為了愛情克服性格上的弱點
文中焦父一直沒有出現，許多專家推測應是不在人世或長期在外。焦仲卿在缺父的環境下成長，母親獨斷專行、主觀霸道、性急暴燥的作風使他形成了內向與懦弱的性格特點，缺乏陽剛之氣，遇事少作主張，對母親言聽計從，對妻子深深的愛意也埋藏在心底。這既是漢代“以孝治天下”的要求，也是他內向的性格特點造成的結果。以至妻子對他感到失望，特別是在婆婆的諸多刁難下忍無可忍，向他傾訴了“君家婦難為”的處境，提出了遣歸的請求。這才令到他猛然醒悟，再這樣下去，將永遠地失去心中的至愛。所以當他聽到嬌妻要自請遣歸就跑去質問母親。可見，妻子在他心中的分量確實不輕，也因為有這偉大愛情的力量才足以給他勇氣，改變他的懦弱，這是焦仲卿人生的一大轉折點，敢于迕逆母親即是不再愚孝，是對自己的過去及母親的反叛。
二、為了愛情掙脫了思想的束縛
漢代實行以孝治國，將《孝經》列為七經之一，并成為官學的啟蒙教材。東漢末與蔡邕齊名的崔寔在《四民月令》里就有記載：“十一月，研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皇帝以孝為謚號的就有孝惠、孝文、孝武、孝宣諸帝。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為：“西漢重孝,尚少行三年喪者。東漢則謂他人父，對舉主、故將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喪有加倍服孝者”，“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由此可見，東漢時，“孝道”備受推崇，成為人人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強調子女必須絕對順從父母，如果子女冒犯長輩則為社會所不容。因此《禮記·內則》中“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這樣過分的事情才會發生。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影響下，焦仲卿為了妻子質問母親“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已是過分，當母親提出“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強橫要求，焦仲卿以“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來相威脅更是不孝。焦仲卿接受的教育使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為：對母的不尊就是不孝，就不能立足于社會，也等于自毀前途，“仕宦于臺閣”就會成為空想。明知這樣，他還是以妻為重。焦仲卿走到這一步，已是與孝對立，與整個社會倫理為敵。他能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
然而，為了心愛的妻子他寧愿背叛“孝道”。在母親的堅決反對下，焦仲卿無力堅持，但還是撫慰妻子“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可見他時時處處都為妻子著想。在母親和妻子之間，一個出于孝，一個出于愛，只能擁有其一，實難兩全。在遣妻的路上說出“誓天不相負”的話，一方面是安慰鼓勵妻子增強她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背叛著母親和孝道。在知道妻子再嫁時選擇“吾獨向黃泉”，并且“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可見，他是背負著多么沉重的包袱，經歷了多少的反復與艱難的掙扎才擺脫了“孝道”的束縛。
三、為了愛情放棄大好仕途
焦仲卿本可通過休妻達到獵取功名和富貴的目的，但是他為了愛情放棄大好仕途，在當時可謂絕無僅有。漢代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察舉制度。察舉制度是根據鄉閭評議，將道德標準放在第一位。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自公元前140 年董仲舒建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使察舉制度化，至公元220年曹丕以“九品官人法”取而代之，前后經過了360年。而建安在公元196年，已是察舉制度的末期，并已走向異化。東漢中期以后，察舉制度的輿-論權漸為豪族權門所操縱，制度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體現了民眾對名、實分離的察舉制度的諷刺。制度的破壞使人們的行為出現分化，一部分士人更加崇尚氣節，對察舉制度毫不在意；而另一部分人則因為漢代為吏的俸祿極薄，抵不上農民一家五口的收入，養家至為困難，所以不少吏士就想盡辦法通過察舉制度，即希望通過奇行異事來提高名聲，希望在察舉中能以此平步青云。 如范曄在《后漢書·列女傳》就記載了兩則借助出妻來獵取功名的例子。“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流而汲。后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永事后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而班固在《漢書·王吉傳》中也記載了“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婦”一事。姜詩等三人的妻子都沒有原則性的錯誤，而他們竟為了自己孝悌名聲而出妻，并被載入史冊，因此官運亨通。其實王吉原來和焦仲卿一樣也只是一名郡吏，后來“以郡吏舉孝廉為郎”，鮑永后被征為司隸校尉。這種升遷確實令不少人眼紅，效仿者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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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東南飛》發生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焦仲卿完全有可能通過休妻輕而易舉地升職，但他根本不想這樣做，同時對母親有意識地想通過自己休妻來達到博取名聲、實現升職的目的非常反感，自言“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他這擲地有聲的話充分表現出他視前程如糞土，視愛情如生命的觀念。與姜詩妻等人相比，劉蘭芝與焦母的矛盾更深，休妻是順理成章、順水推舟之事，但焦仲卿根本不想犧牲愛情換取前途，對“仕宦于臺閣”毫不動心。這種觀念若放在現代并不特別，但是在一個禮教要求嚴格的時代，在一個以進仕為人生目標的封建社會，焦仲卿的思想和言行可稱得上驚世駭俗。
四、為了愛情不惜生命
有些讀者認為焦仲卿懦弱，不敢抗爭，只能以一死回報妻子的深情，即使這樣，還是表現得太無能了，因此，同情的天平不會向他傾斜。其實，這是大錯特錯了，死也是需要勇氣，而且在當時，他的殉情需要背負著社會的唾罵和不恥。
前面已提到，封建倫理道德在東漢時期已走向了反常，“百行孝為先”的道德觀念左右著人們的言行舉止，焦仲卿本來是一個唯母命是從的孝子，在聽到愛妻“及時相遣歸”的請求后，就立即去質問母親，足見妻子在他心中的份量，也充分顯示出他與當時社會有著不同的追求。
而且說出“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發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的話，公然對母親表白對妻子的愛意，更是違反了《禮記·內則第十二》“子甚宜其妻，出”的條例，在當時的人看來更為大逆不道。為了母親不喜歡、已被休掉的妻子而殉情，會被世人不恥；為了殉情不侍奉守寡的母親終老，身為獨子卻讓母親失去人生的依靠，這種種行為均是嚴重違背了當時的道德標準，在東漢時代不僅生前遭人批評，死后也可說是“遺臭萬年”。從《孔雀東南飛》經歷了三百余年之后才被梁末的徐陵選入《玉臺新詠》中，可見當時統治階級對它的抗拒。焦仲卿在這樣的社會、家庭環境中都能為愛殉情，他的掙扎比現代人更痛苦，也需要更大的勇氣，他這種在乎愛情、在乎生存價值的態度值得我們贊賞。
縱觀《孔雀東南飛》全文，焦仲卿從始至終都表現出對妻子忠貞不渝的愛情，即使是母親的反對與利誘都沒有半點的猶豫和動搖，可以通過出妻來至仕的捷徑對他也沒有吸引力。一個在男權社會有著遠大前程、有美女可以再娶、有條件實現高升的情況下都能對愛情忠貞不二的男子，試問天下能有幾人？一個背負著家庭、社會希望的人能舍棄一切，以死來維護自己的愛情，在焦仲卿之前，還未聞有人也。在當時的時代，為了追求忠貞不渝的愛情把自己置于以孝治國之道的對立面，確實能有幾人能做到？因此，我們應該給予焦仲卿公正的評價，他確實是一位對愛忠貞不渝的奇男子，也是文學史上為愛殉情的第一男子，焦劉完美的愛情婚姻觀念因為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而成為時代的犧牲品，這犧牲雖然可惜，但對后人追求忠貞不渝的愛情、完美的婚姻有著極大的激勵和鼓舞。
拓展內容：《孔雀東南飛,為焦仲卿妻作》原文賞析
原文：
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發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遺施，于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里。”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后。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余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云。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赍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里，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詩詞賞析：
《孔雀東南飛》故事的兩個主人公以其對愛情的堅貞不渝而贏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贊嘆，主人公的墓地在安徽省懷寧縣小市鎮糧站前方，經后人的修繕，現已經成為一處免費供游人憑吊的風景地。為了拍攝相關電視，在小市鎮建成了“孔雀東南飛影視基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開始名揚海外。
其動人的魅力主要表現在：
一、情節波瀾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開頭設置了尖銳的矛盾沖突：聰明能干、心靈手巧的劉蘭芝和焦仲卿兩人感情深厚，但為婆婆不容，一定要趕其回家。在這種矛盾沖突中，仲卿希望能夠緩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僅未得到絲毫緩解，反遭母親搥床痛罵，仲卿迫于無奈，只得讓蘭芝暫回家門。話別之時，兩人相約誓不相負。蘭芝回家后，母親見到不請自歸的女兒，十分震驚，后經蘭芝解釋，這才諒解，但不久，縣令、太守相繼為兒子求婚，蘭芝不為所動，一一回絕。但其兄為了攀結權貴，步步相逼，這樣使矛盾進一步激化，蘭芝被迫之下選擇允婚，其實已作了以死抗爭的打算。仲卿聞訊，責問蘭芝，蘭芝道出真情，許下諾言，并約定黃泉相見，結婚當晚蘭芝投河自盡，仲卿聽后也吊死樹下，他們以死抗爭的方式將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兩家求得合葬，葬后兩人雙雙化鳥，告誡世人。
二、敘事雙線交替，縝密緊湊，采用雙線交替推進的方式。第一條線索圍繞劉焦兩家的家庭矛盾沖突展開。仲卿求母，是焦母的專橫和仲卿的軟弱的第一次沖突；蘭芝辭婆，是焦母的無情和蘭芝的斗爭的第二次沖突；蘭芝拒婚，是蘭芝的忠貞與其兄的虛榮的第三次沖突；仲卿別母，是焦母的頑固與仲卿守約的第四次沖突。這四次沖突，實際是一場迫害與反迫害的斗爭，且演繹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雙雙殉情。第二條線索是圍繞蘭芝與仲卿矢志不渝的愛情鋪展的。這條線索建立在上述矛盾沖突的基礎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敗后，與蘭芝的臨別，反映了兩人濃厚深切的戀情；第二次是蘭芝辭婆后，與仲卿的話別，抒寫了他們真摯堅定的感情；第三次是蘭芝拒婚后，與仲卿的訣別，刻畫了他們生死相依的愛情。這兩條線索，交替發展，完整緊湊地完成了故事的敘述及人物命運的交代。另外，結構上呼應映襯。如不同場合中兩次出現的蒲葦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讀者對劉焦夫婦愛情堅貞的認識。又如蘭芝分別時對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擔憂，焦母“東家美女”的引誘，在詩中也暗伏、照應，顯示了結構的縝密。
三、主題鉤深致遠，蘊藉寬廣。從蘭芝和仲卿兩人的角度看，這是性格的悲劇。蘭芝不僅美麗善良，而且外柔內剛，所以當她面對獨斷專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決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從小生活在母親的淫威之中，養成了懦弱無能的性格，所以當他面對母親的威逼，就決定了他不可能主動爭取婚姻的幸福。從焦母和劉兄兩人的角度看，這是社會的悲劇。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東漢，儒家經義中的“孝”充當著捍衛封建禮教，維護封建家長權威的堅實堤壩。所以焦母能用高壓政策對待兒媳，劉兄能用威逼手段脅迫蘭芝，將他們雙雙推向了婚姻的墳墓。從這個角度看，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禮教實質充當了殺害他們的劊子手，它們不僅摧殘了美滿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殺了善良純樸的天性。從蘭芝和仲卿死后雙雙化鳥的這一角度看，故事帶有神話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眾追求戀愛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強烈愿望。
詩前有序文：“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這是一曲基于事實而形于吟詠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劉蘭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來，是由于兇悍的焦母和勢利的劉兄逼迫的結果。事實上，焦母、劉兄同樣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因為焦母、劉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妹妹。這從劉、焦死后，“兩家求合葬”這樣后悔不及的舉動可以看出。——盡管這是他們對劉蘭芝、焦仲卿生死不渝愛情的晚到的認可與祝福。他們主觀上的出發點雖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維護自己親人的終身幸福與自己的利益統一起來的愿望，焦母劉兄是要在自己與焦仲卿、劉蘭芝的利益之間找到一塊平衡的綠地而共處。然而，他們沒有成功。這里，問題的深刻性在于：劉蘭芝、焦仲卿畢竟是直接通過他們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劉兄同時又成了封禮教的幫兇。這種不以個別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力量，正是當時封建制度罪惡本質的必然反映。
劉焦之死在當時有必然性。因為他們面臨的抉擇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向焦母劉兄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一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劉、焦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創造出第三個可能。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并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而是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劉、焦之死，固然有外來的壓力，但也有其內在的原因。這原因就是他們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擺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形態。
《禮記·本命》中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焦母迫害劉蘭芝用的是第一條。《禮記》中還規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焦母壓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順這一條。劉蘭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長制的威壓。那么劉蘭芝、焦仲卿是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這些封建教條呢？沒有。劉、焦兩人所反復辯解的是他們并沒有違反這些封建規范。他們的認識不能不受時代的局限。劉蘭芝、焦母劉兄則以為堅守這些封建教條才能真正維護自己和親人的幸福。顯然，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焦母、劉兄是強者，而劉蘭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們并不是處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時期，而是處于中國地主階級還有著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劉蘭芝、焦仲卿的抗爭只是一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沖突。因此，他們的死，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他們的死，是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控訴。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轉移或否定實踐意義上的客觀作用。劉蘭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禮教的早期叛逆者，因為他們沒有逆來順受地屈從。死與屈從，都是封建禮教對他倆的毀滅。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毀滅。如果他們屈從了，那么雖然他倆的肉體還活著，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愛情理想卻不復存在了。而死，卻表現了他倆為堅持愛情理想而作的抗爭，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贏得后世人民對他倆的同情與尊敬，成為后代粉碎封建枷鎖的精神鼓舞。所以，劉、焦之死，已沖破個別人、個別家庭的狹小范圍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義，揭出了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孔雀東南飛》的重大思想價值在于：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劉蘭芝、焦仲卿兩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劇，刻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熱情歌頌了劉蘭芝、焦仲卿夫婦忠于愛情、反抗壓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眾對愛情婚姻自由的熱烈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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