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強則中國強原文

　　少年中國強不僅是一個口號，也是一種信念，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少年強則中國強原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作者簡介

　　梁啟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

　　青年時期和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變法失敗后出逃，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后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主要作品：《少年中國說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敬業與樂業》、《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民說》、《飲冰室主人自說》、《中國文化史》、《飲冰室主人全集》、《李鴻章傳》、《王安石傳》、《飲冰室合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學術貢獻

　　1918年與張君勱至歐洲游歷，各處講學。一生于目錄學貢獻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學書目表》在分類、著錄上有創新，類分學、政、教，實有“西學”、“政學”兩類，這個分類體系，突破了被訂為“永制”的四部分類體系，為近代西方圖書分類法的輸入和我國新分類法的產生開辟了道路。該目著錄西學書籍400種，西政書籍168種，1896年成書。其他目錄學著作有《西書提要》、《東籍月旦》、《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讀書分月課程》、《東原著書纂校書目考》、《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漢書藝文志渚子略考釋》等10余種。為學無所不窺，對藏書樓學有獨到見識。他認為應建設“中國的藏書樓學”，以現代西方的藏書樓學理論施之于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改造，即是目錄學的科學化。主動倡導藏書樓事業，1922年，發起建立“松坡藏書樓”，出任館長。1925年中華藏書樓協會成立，任董事部部長，并發表《中華藏書樓協會成立會演說辭》，提出了他對中國藏書樓事業發展方向的見解。后任京師藏書樓館長、北京藏書樓館長。欲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相當于中國圖書古今總志，“作古今典冊總匯之簿錄”，惜未完成而逝。其藏書頗豐，“海棠書屋”、“飲冰室”有書44470余冊，2830余種，還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筆記等。梁廷燦等人編有《飲冰室藏書目初編》，著錄古籍13000余種。1929年全部移交給北京藏書樓。北京藏書樓特辟“梁啟超紀念室”以志紀念。

　　梁啟超軼事典故

　　率真與誠懇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么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啟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復封建帝制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1925年陰歷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梁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啟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癥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后，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復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癥”。一時網民以及媒體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并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啟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啟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后，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啟超閱后大為贊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摘自《應用寫作》)紀念

　　兩次被“掌摑”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詁經精舍里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專治樸學(俞樾即后來著名學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炮聲把年輕的章太炎從故紙堆中驚醒。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同入京會試，恰逢甲午戰爭失敗，訂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同年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梁鼓動廣東、湖南舉人百余人上書都察院，請代奏皇帝拒絕批準條約。四月初，康、梁進而約同18省舉人1300多人，開會決定聯合上書，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準了《馬關條約》，事遂中止。這次聞名全國的“公車上書”(公車是應考舉人的代稱)，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光緒二十二年三月，梁啟超南下上海，與黃遵憲、汪康年等籌辦《時務報》(旬刊)。

　　梁啟超任主筆，他先后發表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說群》等一系列宣傳維新變法和民權思想的論文，一時風靡海內，廣受歡迎。

　　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 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啟超。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啟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滿清的文章，梁啟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后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沖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于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梁啟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梁啟超學生先動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啟超被章太炎掌摑。

　　一次梁啟超追隨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滿清壓迫，經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將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隨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啟超等人前去協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孫中山屏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誆騙到他們的活動之處，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詔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眾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啟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蹌幾步幾乎摔倒，接著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嚇得 康黨眾人皆退。

　　創作背景

　　八國聯軍侵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少年中國說》寫于1900年，正在戊戌變法后，作者梁啟超流亡日本之時。那年是庚子年，當時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爆發了義和團愛國運動。

　　帝國主義聯合起來，組成八國聯軍，勾結清政府，鎮壓義和團運動，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當時八國聯軍制造輿論，污蔑中國是“老大帝國”，是“東亞病夫”，是“一盤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強共管或瓜分。而中國人中，有一些無知昏庸者，也跟著叫嚷“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任何列強三日內就可以滅中國”，散布悲觀情緒，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戊戌變法失敗迫使梁啟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沒有就此放棄變法圖強的努力，到日本的當年就創辦了《清議報》，通過媒介竭力推動維新運動的繼續。當時帝國主義制造輿論，污蔑中國是“老大帝國”。為了駁斥帝國主義分子的無恥濫言，也糾正國內一些人自暴自棄、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喚起人民的愛國熱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啟超適時地寫出這篇《少年中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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