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誰更有智慧
將這三個相隔一千幾百年的人放在一起，似乎有點滑稽的意味，仿佛關公大戰(zhàn)秦瓊一樣的好笑。實際上，他們三人正可作為對照，來看看用人的不同。諸葛亮自己有才能，但在用人上問題極大，所以才造就了蜀國缺乏人才的局面。而曾國藩則不同，他自己其實并沒有太大的本領，關鍵是他善于招納人才，發(fā)揮人才的作用，才挽救了清朝的滅亡，成為所謂的“中興之臣”。
也許，對于諸葛亮，我們總是接受他的正面形象的一面，這樣來評價他，我們一時不易接受。我們正是要透過世俗的觀點來看到更為深刻的東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變得深刻起來。
劉備是明君，諸葛亮是賢相，這一對明君賢相的典型形象體現(xiàn)了我們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價值和魅力，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問題是，這樣的明君賢相為什么最后不能統(tǒng)一全國，重續(xù)漢祚呢?為什么只能讓后人空自嘆嗟呢?杜甫詩云:“出師末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汨滿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后我們是否應該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無疑問，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杰出的人材。劉備在遇到諸葛亮以前，戎馬半生，沒有掙得落腳之地，茌遇到諸葛亮之后，就能破曹操，駐荊州，取西川，建國號，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諸葛亮似乎總是一人在支撐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劉、關、張、趙幾員大將，講老實話，就是這幾員大將給人的感覺也是勇氣大于才能，這與曹操手下的謀士成群，猛將如云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難道真的是諸葛亮時運不濟，不能像曹操那樣 “巧遇”人材嗎?看來并不是這種情況。正所謂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其實諸葛亮有過許多人材，只是他不善于使用而已。因此，諸葛亮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善于發(fā)現(xiàn)和使用人材。我們謹舉魏延和馬謖的例子來說明。
魏延，字文長，義陽 (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國留名，與其說是因為他作戰(zhàn)勇敢，倒不如說是因為他落了個冤死的下場。
魏延是長沙的降將，諸葛亮當初就說他有反骨，在劉備的勸說下才沒有殺他。但這只是小說家的杜撰，歷史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魏延在隨從劉備的南征北戰(zhàn)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顯露了自己作為一名大將的才華。在劉備定蜀以前，魏延在蜀軍中并無多大名聲。到定蜀后，他的官職僅僅是個“牙門將軍”。但善于識材的劉備看中了他，在劉備稱漢中王時，魏延被破格提拔為“督漢中鎮(zhèn)遠將軍，領漢中太守”。按照當時的情況，漢中是重鎮(zhèn)，應當以名將鎮(zhèn)之，大家以為此職非張飛莫民張飛也自以為非己莫屬。結果卻委任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下級軍官擔此重任，導致了“一軍盡驚”，使得人們議論紛紛。
劉備也完全明白這種情況，他為了樹立魏延的威望，劉備特意召開群臣大會，讓魏延在會上陳述自己鎮(zhèn)守漢中的方法。劉備問魏延說:“‘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魏延的氣魄使三軍折服，魏延也因此樹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過其實呢?否!事實證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謀，在抗曹北伐的歷次戰(zhàn)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將張郜、王雙、郭淮等，均為魏延所殺。要知道，這些人是連諸葛亮都畏懼三分的。
到了建興8年 (公元231年)，魏延升為西征大將軍，封南鄭侯。此時，魏延在各個方面都已經(jīng)成熟，完全具備了獨擋一面的能力。那么，為什么魏延最終沒有發(fā)揮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殺告終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與諸葛亮的性格不合。據(jù)說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說魏延有點驕傲，看不上別人，而諸葛亮為人卻是“一生唯謹慎”，對那些富有開拓精神敢冒大險的建議唯于采納，對這樣的人也一貫實行壓制政策。魏延每次隨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險的建議，如“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意思是說，魏延總是請求諸葛亮給他一萬人，他要像韓信那樣，從褒中出擊，沿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十天之內可奇襲長安，與諸葛亮在潼關會師。魏延的這個建議當時看來應該是十分正確的，遠比諸葛亮步步為營的進攻方法要好，而這一建議也是建立在對敵情、路途、后勤供應諸方面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的，完全有可能實現(xiàn)。況且，即使失敗，也不會動搖北伐的根本，傷亡也不會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義可想而知。對于這種設想，諸葛亮“制而不許”，他似乎已經(jīng)忘記了自己當初在《隆中對》中所說的兩路夾擊進攻中原的設想。每次都是這樣，魏延的積極性不免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因此魏延發(fā)些牢騷也是極其正常的。魏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等等。時間一長，諸葛亮對魏延產生了偏見、成見。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讒言。在諸葛亮己經(jīng)對他有成見、不信任他的情況下，最容易被人讒毀。而讒毀他的人與他又有極大的矛盾，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人與諸葛亮關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權。此人便是楊儀。《費偉傳》上稱魏延、楊儀二人“相憎惡，每至并坐爭論”，《魏延傳》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長久，便背著魏延秘密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諱、護軍姜維等商量退軍節(jié)度問題，作出了“令魏延斷后，姜維次之，若魏延不從命，軍便自發(fā)”的決定。諸葛亮這樣安排退軍，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楊儀，不接受其指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諸葛亮死后，楊儀采取了“秘不發(fā)喪”的措施，當費神去探聽魏延的意見時，魏延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后將乎!”如果向魏延解釋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聽指揮。結果是魏延與楊儀開戰(zhàn)，使蜀軍亂作一團。
在戰(zhàn)略上誰是誰非另當別論，但由于楊儀護送著諸葛亮的遺體，又拿著尚方寶劍，自然成了“正義”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賊。如果看看楊儀對魏延的態(tài)度和日后的作為也許就不難明白楊儀假公濟私和實現(xiàn)個人野心的企圖了。
當馬岱將魏延的人頭送給楊儀時，楊儀用腳踏著魏延的頭說:“庸奴，復能作惡不。”直到 “夷延三族”，才解了個人心頭之恨。如果是 “公仇”，何來這樣的意氣。楊儀殺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為功勛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只得了一個“中軍師”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聲，竟然十分悔恨地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三國志蜀書楊儀傳》)這哪里有一點忠于國家的影子!
魏延在諸葛亮死后，因一時沖動而忘了大局，是不應該的。但我們在這里不是考慮論功行賞或是按律處罰的問題，而是說魏延完全可以不 “反”，不聽楊儀的話是不是 “反”，還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魏延不是被殺，而是打了勝仗再回成都，向劉禪交差，情形會怎樣呢?問題在于諸葛亮沒有安排好。豈止是沒有安排好這一件事，整個魏延就沒有用好，魏延認為自己在諸葛亮的手下是 “不能盡才”，可謂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較起來，諸葛亮差得何其遠也!
從馬謖的被斬更可以看出諸葛亮用人的問題。我們在看“諸葛亮揮汨斬馬謖”一節(jié)的時候，往往只看到諸葛亮執(zhí)法如山而又極重情義的一面，更為他的自貶三級的自責精神所感動，卻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殺馬謖，馬謖初犯是不是本來就不應該斬，是不是可以讓馬謖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將馬謖培養(yǎng)成具有實際戰(zhàn)斗經(jīng)驗的大將。
揚長避短是用人的要訣，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馬謖其人的長處在于參謀，而不是獨擋一面地指揮實際作戰(zhàn)。對出謀略，諸葛亮也十分欣賞，有時倆人一談就是一個通宵。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馬謖的建議而七擒孟獲、安定西南的。對于馬謖的缺點，劉備看得最為清楚，劉備臨死時，就曾諄諄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劉備當時駐兵永安，他把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后事，并專門提出了馬謖的問題，可見劉備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諸葛亮強得多。但諸葛亮偏偏忘記了這一點，專門用其所短。
如果諸葛亮不忘劉備的囑咐，以馬謖為“參軍”，不把馬謖推到主將的位置上，馬謖的確可以才盡其長，發(fā)揮好自己的參謀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著魏延、吳懿等富有戰(zhàn)斗經(jīng)驗的老將不用，卻偏偏 "違眾拔謖"，讓馬謖當了北伐的先鋒官。這真是棄馬謖之長而用其短，結果是“失街亭”。
仿佛諸葛亮是沒有錯的，三國時期只有“空營計”而無“空城記”，后人為了替諸葛亮遮丑，生生編出一個“空城計”來，盛贊諸葛亮的智謀。其實，即使真的有“空城記”，那諸葛亮也是 “事后諸葛亮”了。
“揮淚斬馬謖”的關鍵問題是，馬謖初次為主將，失了街亭，確實應負軍責，但一定要殺頭嗎?因為導致馬謖失敗的主因并不完全在馬謖本身，而是諸葛亮用人不當。打了一次敗仗就要殺頭，當時許多重要官員都不贊成。是殺馬謖還是讓其戴罪立功，爭論相當激烈，蔣琬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他說:“昔楚殺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蔣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當時是合適的。然而，諸葛亮又一次違背了眾人的意見，殺了馬謖。諸葛亮殺馬謖時是“揮淚”的，其實，他是否 “揮淚”是另一回事，關鍵是十萬大軍也流了淚:“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為什么，就是因為大軍愛戴馬謖，為馬謖之死感到惋借。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殺一個人，能起到“嚴明軍紀”的作用嗎?能起到震懾軍心的作用嗎?是不是有點讓三軍寒心呢?
其實，對諸葛亮殺馬謖這件事，歷代都有不同看法。晉人習鑿齒意見說:“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杰，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yè)，不亦難乎?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jié)任，隨器付業(yè)，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也。”這話說得可謂入木三分!
馬謖被殺時，年僅三十八歲。在當時蜀國的文臣武將中，馬謖可稱得上極為難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嶄露頭角，就死于非命，實在可惜!
此前，諸葛亮從未斬殺過大將，馬謖之死似乎成了一種標志，即諸葛亮已經(jīng)力不從心，已經(jīng)失去了入蜀前的銳氣。他不能完成先帝托付的事業(yè)，似乎已經(jīng)是注定的了。
人分可變之材與不可變之材，一般說來，讀書人可變而莽大不可變。讀書人因其較好的自覺能力而使自己盡快適應各種角色和環(huán)境，當然，個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難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適應性會彌補某些個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則不同，天生稟賦，極難改變，但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當，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難以取代的。馬謖是書生，可塑性極強；魏延是莽夫，雖可塑性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當，原可成為大材。
姜維是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但是，后來的實踐證明，姜維將才不如魏延，謀才不如馬謖，其材充其量不過可作偏將軍而已，用這樣的人做國家柱石，豈不危哉!
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婦孺皆知，但如果只用諸葛亮一個人，肯定還是遠遠不夠的，他在一生中選拔使用了許多人材，并十分善于通過使用人材來穩(wěn)定政治局面，從而獲得一舉多得的效果。關于這一點，在他進入成都后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
建安十九年到二十四年 (公元214一219年)5年間，劉備打敗了劉璋，占有了成都，取得了漢中，奠定了自己鼎立西南的基礎，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要想進一步發(fā)展，也即是要稱帝，還有很多困難。道理十分簡單，雖然政敵瓦解了，但劉璋在蜀地經(jīng)營了許多年，形成了盤根錯節(jié)的關系網(wǎng)，再加上劉璋也是漢家宗室，劉備入蜀又是劉璋請來的，劉璋既撥兵馬，又給糧草，應該說對劉備十分盡心，所以劉備一時間很難收服人。
劉備知道，要想收服人心，最重要的是與劉璋的舊部搞好關系，通過任用劉璋故舊中有才能的.人來獲取劉璋故舊的支持。
劉璋的舊部很多，成份也很復雜，雖然風氣比較腐敗，官吏大多都比較無能，但也并不是沒有人材，劉備對此了解很少。針對這種情況，劉璋的舊部法正，及時提出了意見。他說：“現(xiàn)今主公始創(chuàng)大業(yè)，需要收伏人心，許靖的資格很老，與蔡邕、孔融是一輩人，他曾是劉璋的蜀郡太守，您認為他立場不堅定而看不起他，拋棄不用。但是，他的聲譽播流四海。您如果不對他以禮相待，天下之人會說主公不重視賢人。應該加以敬重，以起到造成影響的作用。”(《三國志蜀書法正》)法正的及時提醒，可以說正是當時最需要做的地方，使劉備避免了一次很大的失誤。
不久，許靖做了劉備的長史，繼而又被提升為司徒。由于他的資歷老，故舊多，名聲大，在被起用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僅蜀人對劉備有了好感，連曹操政權中的一些名人，如三公華歆、王朗等人，也不敢對劉備政權小看了。
李嚴是劉璋舊部的著名人物，應該說還是相當有才能的，他當過都令、護軍，在蜀郡很有威望。在劉備攻劉璋時，他臨陣投降劉備，劉備拜他為“裨將軍”，緊接著又任他為“興業(yè)將軍”。劉備臨死時，到永安去接受托孤的只有他和諸葛亮兩人。足見劉備對他的器重。至于他以后品行不端，那是后事。在當時任用李嚴，對于穩(wěn)定蜀郡的人心，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爭取原來核心統(tǒng)治集團成員的支持尤為重要。吳懿、費觀和劉璋是兒女親家的關系，吳懿是劉璋集團中的重要成員，影響很大，吳懿的妹妹又是劉璋的哥哥劉瑁的妻子，其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將其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為了取得他們的支持，劉備對他們大加封賞，安排了在劉璋時期還要重要的官職。尤其有意思的是，劉備又打起了結親這張牌，在劉瑁病死，吳懿的妹妹寡居的情況下，劉備就與吳懿的妹妹結了婚。其結果自然是爭取到了這些人的支持。
對劉巴的重用也極富戲劇性。劉巴一直激烈地反對劉備，在劉備取得蜀郡以前，就表示過堅決不與劉備合作。劉巴是荊州人，在曹操大兵南下攻占荊州時，別人跟著劉備向南逃，而他偏偏掉頭向北投奔了曹操。曹操敗于赤壁之后，荊州六郡又落到了劉備的手里，劉巴被困在了荊州，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附劉備，劉巴加以拒絕了，并遠跑到交趾 (今廣東、廣西一帶)，后來又從交趾往西投靠了劉璋。劉備本來是知道此事的，并對劉巴的態(tài)度深表不滿。真是陰差陽錯，劉巴剛到西川，劉璋就滅亡了，劉備怕劉巴遇害，在圍攻成都時，特意下了一道命令：“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劉備最后找到了劉巴，十分高興。劉已在劉備的誠心感召下，終于歸附。劉備立即將他封為“將軍西曹掾”，不幾年又讓他代法正當了尚書令。據(jù)說，張飛對劉巴非常敬重，雖然劉巴多次輕慢他，他也不敢發(fā)脾氣。當然，這與劉巴的為官清正有關。
對于法正的使用也意味深長。法正是奉命將劉備請接進蜀來的人，劉備戰(zhàn)敗劉璋，應該說他的功勞最大。他本身又富有智計，后來成為劉備集團中僅次于諸葛亮的智囊人物。他對劉備的影響很大，以致諸葛亮在不能阻擋劉備伐吳時想起了法正，慨嘆地說:“如果法孝直 (法正)尚在，必能阻止主公。”在劉備攻下成都后，就封他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tǒng)都畿，內為謀主”。但是，法正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缺點，及是打擊報復人往往不計后果，為此他枉殺了好幾個人。狀子告到劉備那里，劉備感到十分為難，如果撤了法正的職，就會失去左膀右臂，如果懲治他，就無法充分發(fā)揮他的作用、怎么辦呢?劉備審時度勢，沒有懲治他。
曾國藩是清末名臣，十分講求用人之道。他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較為系統(tǒng)的人才理論，還從自己的政治、軍事實踐中總結出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使用人才的方法。第一，他強調人才的互相吸引性。他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求人之道，……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意思是說，訪求人才要像青蚨的母子不離開一樣，要像家雉招致野雉那樣，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使其能夠結伴而來。這里面有一個典故，據(jù)說，青蚨是傳說中的一種能飛的小蟲，在草葉上反之，青蚨的一個重要習性就是母子相依為生。如果得到其子，其母一定會找來。曾國藩的這一比喻是有實際意義的。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才也是如此。如果招攬了其中的一個，通常會取得接踵而至的效果。
就是用這種方法，曾國藩在招攬了李鴻章后，又把他的兄弟李瀚章、李鵠章招攬到自己門下。湖南名士羅澤南學術精神，也很有治才，曾經(jīng)長期為師授徒，弟子門生很多。曾國藩招攬他以后，他的子弟來了很多，其中有名的就有李續(xù)賓、李續(xù)宜、玉鑫、蔣益禮、易良干、鐘近衡、王開仍、劉騰鴻等。他們有的成為湘軍的骨干，如李續(xù)賓，就是一員猛將，為后來在安徽失敗，被陳玉成殺死。徐壽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科學家，我們都耳熟能詳，他在投奔曾國藩之后，又將著名的科學家華蘅芳介紹過來。
利用鄉(xiāng)籍關系招攬人才也是曾國藩的重要招才方法。對湖南人才，他當然是不遺余力地羅織，例如之外，還招攬了左宗棠、王闿運、李元度、郭嵩燾、劉蓉、彭玉麟、羅澤南等人，這些人在后來幾乎都成為名振一時的人物，其中的封疆大吏和外交家就有很多，更不用說學界名流了。
當時，曾國藩的幕府幾乎成了清政府高級人才的大本營，據(jù)說軍事人才聚于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聚于幕府者也有百人。其中不僅有所謂傳統(tǒng)的人才，還有新型的機器、法律、算學、天文、等人才。
諸葛亮呼風喚雨，撤豆成兵，驅神役鬼，無所不能。似乎是神人、至人。但實際上，無論是小說中的諸葛亮還是歷史上的諸葛亮，在用人上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人分可變之材與不可變之材，一般說來，讀書人可變而莽夫不可變。讀書人因其較好的自覺能力而有良好的適應性，以此來彌補個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則不同，天生稟賦，極難改變，但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當，其效用是其他人材難以取代的。馬謖是書生，可塑性極強；魏延是莽夫，雖可塑性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當，原可成大材。姜維將才不如魏延，謀才不如馬謖，卻偏偏被諸葛亮看中。這些，都是諸葛亮沒有看到的。
的確，劉備的長處很多，諸如施政寬緩，愛民如子，不屈不撓，從善如流等等。但是，這些特點如果沒有人材支持他，到頭來還是一場空。因此，說到底，還是會用人。他不僅三顧茅廬，用了一個諸葛亮，還求賢若渴，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這才最終成就了事業(yè)。
曾國藩不同，他的起家，幾乎完全靠招攬人才。他有高超的攬才方法，有卓越的識人之能，有服人的用人之道，可以使人才各盡其用，可以使人才的能力充分發(fā)揮出來。也可以使人找到價值感。諸葛亮與曾國藩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實則可以看作兩種不同的攬才、用才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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