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權的重要性體現

　　作為中央事權的司法權，歷來為治國理政者所重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觀今宜鑒古，司法權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探尋答案。

　　司法權意味著什么

　　司法權關乎國家生死存亡。《左傳》收錄的《曹劌論戰》一文，向我們揭示了司法權的運用得當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的道理。《孫子兵法》開宗明義：“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不能不認真思考、謹慎行事的。而在公元前684年，魯國的國君魯莊公就碰上了這等大事：齊國軍隊征伐魯國。在大敵壓境之際，曹劌與魯莊公之間就如何御敵展開了一場對話。魯莊公給出了御敵三策：“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曹劌將魯莊公御敵三策中的前兩策稱為小恩小惠，不足御敵；而唯獨對第三策“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贊賞有加，稱憑此可以御敵。戰事正如曹劌所料，憑借著公正行使司法權力的魯國最終戰勝了強敵齊國。

　　齊魯之戰說明了司法權關乎國家生死存亡。一個國家的治亂興衰和文明發展，與執政者的法治意識、法治觀念和法治行為密不可分。法治強、法治興，則國強、國興，否則國家必衰、必弱。

　　司法權關乎政治文明水平。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早期提倡人治，主要表現為其所著《理想國》中“哲人王的統治”的主張。不過到了晚年，當柏拉圖意識到理想國不切實際之后，他的思想開始從天上回到人間，注重法律的作用，主張實施法治。柏拉圖思想脈絡的轉變主要記錄在其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明確提出，“任何一個沒有正式建立法庭的國家簡直就不成其為國家”。柏拉圖的這一法學經典命題，突出了法庭，更進一步說明了司法權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然而司法權有多重要呢？它關乎一國政治文明水平。1891年，正在日本訪問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遇刺，時稱“大津事件”。與軍事強國俄國相比，彼時的日本雖然經過明治維新漸趨富強，但仍很弱小，被“恐俄病”所困擾。因此，“大津事件”讓日本全國都深感恐懼不安，當時的政治及社會輿論均要求嚴懲兇手，以平息俄國的憤怒。不過主審此案的法官，拒絕向政治輿論壓力屈服，依律只對行刺者“以尋常謀殺未遂罪處以無期徒刑”，而非外界要求的“以危害皇族罪處以死刑”。“大津事件”判決一出，并未導致日俄交惡的狀態，反而獲得了俄方理解，更令西方對日本刮目相看，日本不再是野蠻落后的國度。日本的法治逐漸受到歐美各國的信賴。而這為日本日后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司法主權奠定了法律基礎。

　　司法權關乎個人權利自由。馬克思有句名言，“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這句法諺從理論上揭示出了法律對自由權利的保障功能。而具體到實踐中，法典如何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利？這就需要行使司法權的司法裁判官正確地適用法律，讓紙張上的權利自由變成現實中的權利自由。在現代社會，司法是人權的保障，司法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失守將使社會失去起碼的公正，公民的自由權利就無法得以保障。借用勞倫斯·彼得提出的木桶理論的話，司法就是公民自由權利保障的最短木板。法律有限，而生活是無限的。面對紛繁復雜的現實糾紛，尤其是在法律超前或滯后于現實的時候，公民自由權利的維護就在于司法權的審慎使用。因此，在現實中，司法文明水平最能體現公民自由權利保障水平；司法文明水平就是測量公民權利保障水平的陰晴表和試金石。可以說，公民的權利自由就在于不受約束的適時司法救濟。

　　如何保障司法權的良好運行

　　司法權如此重要，怎樣才能保障司法權的良好運行？關鍵是要遵循司法規律，緊緊抓住司法權為中央事權的屬性這個根本，科學運行司法權。

　　第一，應為屬于中央事權的司法權提供良好的制度運行框架，打破司法地方化困境，讓司法權回歸本性。司法權既然屬于中央事權，就應當依法由中央統一行使，而不受任何地方干預。司法的地方化只會妨礙國家的法制統一，導致國家秩序的碎片化，影響司法公正，導致同案不同判的亂象，最終損害司法權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破除司法權的地方化，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議題之一。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就是應對司法地方化的一項重要改革制度。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打破以往按行政區劃設立司法機構的司法制度，建立了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為統一運行司法權提供了司法制度保證和支撐。

　　第二，應為作為中央事權的司法權的運行提供經濟基礎。眾所周知，以往受于司法管理體制之限，法院深受外部“地方化”和內部“行政化”所累，難以真正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法院經費受制于地方財政。法院的辦案經費和福利待遇由政府負擔；人員編制要通過政府來劃撥指標。法院審判權與審判管理權、政務管理權混同，法官待遇比擬公務員待遇，導致法院內部管理行政化傾向嚴重。為了破解這個司法權地方化和行政化之難題，本輪司改推出了“省級以下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舉措，為司法權的統一運行提供了相應的經濟基礎。推動省級以下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將徹底改變法院在人財物上依賴于地方政府的局面，對真正確保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厘清一府兩院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與此同時，人財物的統管，可以有效平衡因地區經濟水平不同而造成的法院系統人財物分配不均衡的局面，吸引更多的法律人投身于基層法院。不過，囿于我國現實，“將司法機關的人財物完全由中央統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難”，按照目前的制度設計，現在只是實現了省級以下的人財物統管，距離將司法機關的人財物完全由中央統一管理，仍有一段距離。“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司法制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應循序漸進。待到時機成熟時，推動司法機關的人財物由中央統一管理，這樣才能為保證司法權的統一行使提供經濟基礎。

　　公正司法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特別強調“公正司法”。“公正司法”要求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公正是司法制度的首要價值目標，歷來為人類社會所追求和崇尚。公正司法是指司法構成之公正，即司法過程公正及裁判公正兩方面的有機結合，司法過程的公正即指司法程序的公正或正當，裁判公正也就是裁判結果的公正。之所以強調“公正司法”，是因為：

　　首先，只有公正司法，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各個市場主體的行為都有了法律遵循，但是總有人試圖獲得非法超額利益，甚至不惜違法犯罪，這就需要通過司法予以矯正，讓其重新回歸到法律的正確軌道上來。

　　其次，只有公正司法，才能實現實體法律的正義性。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國的法律都是經過嚴格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志，是公正和正義的集中體現。如何把這些良法善治落到實處？司法是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只有公正司法，才能忠實完整地體現實體法的正義性，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公正司法是實體法正義性的本質要求。反之，如果司法不公，則會扭曲實體法的內涵和精神。再次，公正司法是我國現行“三大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如“三大訴訟法”關于回避的規定，再如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法秉公辦案”。最后，公正司法還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公正的司法可以對其他非訟方式起到示范、感召和促進的作用，帶動其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如仲裁、人民調解等的發展。公正司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公正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實現公正司法應當滿足以下幾項要求。

　　其一，秉持司法為民的理念。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各領域全過程，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司法工作中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法官是人民的法官，其工作的機構是人民法院，法官由相應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法官理所當然應司法為民。為人民服務是我國人民司法的優良傳統和根本宗旨，自有人民司法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司法工作始終秉承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有如下基本特點：

　　一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深入實際，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工作；

　　二是在審判中不輕信口供，不簡單機械地執法，在堅持法律原則的前提下，對一般民事糾紛案件進行調解，把判決和民事調解結合起來；

　　三是審判方式采用“座談式”，而不是“坐堂式”，訴訟手續簡便易行，方便群眾。馬錫五有一個好的工作習慣，就是把辦公用品裝在馬褡子里，經常到下面去轉，邊走邊做社會調查，轉到哪里，就在哪里辦公，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這個“流動辦公室”里度過的。司法為民的傳統應當堅持并且發揚光大。

　　其二，注重程序的科學性。長期以來，司法工作中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現象，為扭轉這一局面，必須注重程序的科學性。

　　一是應當確立程序的獨立價值，訴訟過程本身和從該過程獲得的判決結果已經分離而獲得了獨立的價值。由此，程序保障也就從傳統上依賴于實體轉為強調保障當事人能夠參加公正的程序，要求程序本身應處于積極的運行狀態，當事人和法官應共同支配程序的進行，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證和依據。

　　二是要注重采用現代科學技術。在現代訴訟中，要運用大量的現代科學技術手段，使訴訟建立在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在司法過程的三個主要環節如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法律推理中，現代技術也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其為司法活動提供先進技術手段的巨大價值。如在認定事實方面，現代科技的發展已大大增強了人們認定證據的能力，借助于微電子技術、計算技術、通信技術、生物技術、醫學技術、攝影技術、光學、化學及物理學方法等，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能夠快速準確地查獲證據，認定事實。

　　三是科學處理訴訟各環節的關系，如立案、審理、裁判、執行和監督各環節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立審分立、審執分立、審監分立、審判結合才是正確的處理方法。

　　其三，加強法律職業倫理建設。“法律職業倫理”是指以法官、檢察官、律師為代表的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應當具備的道德品質及應當遵循的道德規范的總和。法官恪守職業道德是公正司法實現的重要基礎，司法工作不僅要具有合法性，還要具備合道德性。這是由法律和道德之間的一致性、互動性所決定的，法官不僅要具有淵博的法律知識和強烈的法律意識，而且應當具備良好的道德素質和道德能力，特別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法官的包括道德意志力、道德判斷力等因素在內的司法的倫理道德水準就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法官只有嚴守職業道德，才能實現公正司法。法官職業道德的核心是公正、廉潔、為民。基本要求是忠誠司法事業、保證司法公正、確保司法廉潔、堅持司法為民、維護司法形象。要特別注重司法的中立性。法官能否中立是公正司法與否的標尺，司法的中立性是公正司法的基本保障，司法中立性原則是程序正義的核心內容和支柱性原則。法官的中立性需要有三項制度性標準作為保障：

　　一是任何人不得成為自我案件的判斷者。

　　二是裁判者與裁判結果之間不存在任何私人的利害關系。

　　三是在抗辯過程中，法官不得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這就要求有一系列制度保證中立原則的貫徹。如，法官的資格認定制度、人身保障制度、回避制度、多元監督制度以及公開聽證制度，等等。

　　其四，嚴厲懲治司法腐敗。對司法腐敗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和高壓態勢，確保政法隊伍的清正廉潔。所謂廉潔，是清廉潔白的意思，與貪污一詞相對立。《楚辭·招魂》中說：“朕動清以廉兮。”王逸注釋為“不受曰廉，不貪曰潔”。可見，廉潔是指不受賄、不貪財、立身潔白的意思。廉潔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常說“清介自守”“清白無瑕”“兩袖清風”“一塵不染”，贊美的就是廉潔的品德。“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這一古代《官箴》，真可謂字字警策，句句藥石。古往今來，人們之所以景仰包公式的人物，原因之一就在于包公的公正清廉。政法干警的道德修養則應當更加提高一層境界，加強修養，慎獨自律，拒絕誘惑，清正廉潔，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政法干警的人民性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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