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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游人員行業知識：近代中國建筑藝術
導語：新與舊、中與西這兩對矛盾的復雜交織構成了中國近代建筑的特殊面貌。一大批西方式樣—古典主義、折衷主義及以后的“摩登建筑”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出現，我們一起看看吧。
一方面，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建筑類型出現了，諸如工廠、車站、銀行、醫院、學校、會堂、教堂、領事館和新式住宅大量涌現，以及以鋼鐵、水泥為代表的新的建筑材料及與之相應的新的結構方式、施工技術、建筑設備等的應用，都極大地沖擊著傳統的以木結構和手工業施工為主的建筑方式;另一方面，傳統的建筑類型如宮殿、壇廟、帝王陵墓、古典園林和廟宇等都停止了建造。這一切，都為建筑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動力，客觀上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使人們的審美情趣等也發生的變化。總之，總體上已發展到終點的中國古典建筑體系在近代以來已逐漸淡出，新建筑已成了中國建筑的主導方向。
但是，這種“新”卻不是從中國傳統建筑的內部自然地演化出來的，而是隨著列強的剌刀從外部強加在中國土地上的。一大批西方式樣—古典主義、折衷主義及以后的“摩登建筑”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出現，其建造目的是在于掠奪中國的財富，炫耀西方的驕傲，使中國蒙受屈辱。這個現實剌傷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藝術是感情的產物，于是，一批受過西方現代教育的中國愛國建筑師自然會起來與之抗爭，于是與完全西化的建筑潮流相對應，近代中國建筑又掀起了一股聲勢不小的“民族形式”的運動。這個運動還得到了當時政府出于維護其法理正統地位需要的支持，甚至還有外國教會，為便于其文化觀念的宣揚，也曾參加其中。所以，完全西化的洋房與對于“民族形式”的努力，就構成了近代中國建筑藝術的兩條主線。
早在明代，中國就出現了西式教堂，清初在圓明園還建造了“西洋樓”，由在清廷供職的西洋畫師設計，水平并不高，基本采取西方文藝復興后出現的巴洛克風格。但西方建筑形成潮流的涌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本世紀初以來，隨著西方近代和現代建筑的發展，面貌與西方同時期的建筑完全一樣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更是大量出現。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為本世紀20年代以前，先是流行古典主義，更多模仿西方文藝復興建筑形式，然后是集仿主義，拚湊西方各種古代建筑形式于一身，代表作如上海外灘英商匯豐銀行、北京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大禮堂等。第二時期是二、三十年代，建筑形式大多已向現代“摩登建筑”的方向轉化，代表作如上海外灘江海關、沙遜笙煤?4層的國際大廈。江海關和沙遜大廈仍帶有折衷主義的印記，國際飯店則屬于地道的現代建筑，與同時期例如美國的現代建筑芝加哥學派相差無幾。第三個時期是30年代末以后即抗日戰爭到新中國建立以前，除東北偽滿時期由日本人促成的仍屬西方折衷主義的所謂“興亞式”建筑外，建筑活動不多。
在二、三十年代，與西方建筑在中國流行同時，“民族形式”的建筑運動也呈現出活躍的態勢，其形式處理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基本照抄古代形式，把它用鋼筋混凝土澆鑄出來，代表作如南京中山陵、原中央博物院“大殿”、靈谷寺陣亡將士紀念塔、中山陵園藏經樓、北京燕京大學未名湖塔等。中央博物館“大殿”是一座展覽大廳，從全體到細部，形式完全模仿北方遼代建筑。靈谷寺塔和未名湖塔也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形式模仿宋塔和遼塔。中山陵園藏經樓是北京清代漢式藏傳佛教寺廟形式的再現。
以這種方式建造的大都是一些功能比較單純的紀念性建筑，其中建于1926年的中山陵是中國青年建筑師呂彥直設計的優秀作品。事前進行了有獎設計競賽，規定“須采用中國古式而含有特殊與紀念性質者，或根據中國建筑精神特創新格亦可”，收到中外參賽方案40余件，作者必須隱去性名，經公開陳列評選，獲頭、二、三等獎的都是中國人，后即按頭獎進行建設。評語認為：此方案“完全根據中國古代建筑精神”。
南京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在入口設石牌坊，以緩坡經長長的神道抵正門，再至大碑亭，過亭后坡度加大，以很寬的臺階和平臺相間次第上升，直達祭堂。全程坡度由緩而陡，造成瞻仰者逐步加強的“高山仰止”的嚴肅氣氛。寬闊的大臺階把尺度不太大的祭堂和其他建筑連成一個大尺度的整體，取得莊嚴的效果。陵墓總平面呈鐘形，寓意“警鐘”。
祭堂平面前部近方，四角各有一個角室;后部以短甬道連結圓形墓室，總體呈凸字。外觀為重檐歇山頂，覆深藍色琉璃瓦，角室墻面高出下檐，構成四個堅實的墻墩，墻、柱都是白色石頭，襯以藍天綠樹，十分雅潔莊重，沉靜肅穆。祭堂內部中央置中山先生白石坐像，四個圓柱和左右側墻下部鑲黑色磨光大理石。堂為穹窿頂，以馬賽克鑲青天白日圖案，地面為紅色馬賽克，寓意“滿地紅”。圓形墓室中央作圓形凹下，周以白石欄干，置中山白石臥像，棺柩封藏地下。在墓室穹頂也鑲貼青天白日圖案。墓室的布局吸取了法國古典主義的墓室處理手法。
中山陵是中國人自己設計的第一座國家級現代紀念建筑，總體規劃吸取了明、清陵墓手法，單體建筑雖然也是在現代結構上加上一個木結構形式的外殼，但造型上有所創新，同時作為一座其精神性意義大大超過物質性意義的特殊建筑來說，它的內容和形式仍然是協調的。即使到了今天，對于某些相類建筑，采用這種方式，也應該是可以存在的探索方向之一。
呂彥直設計中山陵時只有31歲，他還榮獲過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競賽的首獎。1929年，當中山紀念堂還正在施工的時候，他就過早地去世了，當時只有35歲。
“民族形式”的第二種方式用于功能要求比較復雜的大型樓房中，平面設計與西方現代建筑差不多，只是披上了一個中國傳統建筑的經過“創造”了的外殼。代表作如原上海市政府大樓、南京中央研究院、北京輔仁大學、武漢大學、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原北京圖書館等。其中有一些還是外國人設計的，由于對中國傳統建筑并沒有多少研究，往往不倫不類，功能上也常常甚不合理。
第三種“民族形式”建筑以形式的簡化為特點，出現在人們開始對前此的作品產生懷疑以后，如南京原外交部大樓、北京交通銀行、南京原國民大會堂、上海中國銀行等。已經與西方現代建筑相當接近，只是局部運用了一些中國古代建筑的裝飾圖案。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建筑藝術處在一個大轉折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新的功能要求，新的建造條件和手段，以及在中國土地上建造的包括西方現代建筑在內的西式建筑，為中國建筑師提供了就近學習的機會，對于促進中國建筑的發展，都起著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新一代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建筑師并不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也在探索多種民族化的途徑。雖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但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近代中國建筑畢竟是新中國建筑賴以發展直接基礎，是中國古典建筑與新中國之間的過渡。
在20年代末還正式誕生了中國建筑史學科。學科的創立者梁思成、劉敦楨等作了大量工作，把幾千年來一直為士大夫所盲目不齒的建筑事業納入學術領域，為中國建筑歷史和建筑理論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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