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慶寺玉蘭記原文、注釋及賞析
在我們上學期間，大家一定都接觸過文言文吧？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寫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歷代模仿它的作品。還記得以前背過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慧慶寺玉蘭記原文、注釋及賞析，歡迎大家分享。
原文：
慧慶寺玉蘭記
清代：戴名世
慧慶寺距閶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為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賃僧房數間，著書于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為巡撫宋公重客，宋公時時造焉。于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
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為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沓，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為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為看花來者。
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閑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譯文：
慧慶寺距閶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為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賃僧房數間，著書于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為巡撫宋公重客，宋公時時造焉。于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
慧慶寺離閶門有四五里的距離，位置偏僻，附近很少有人居住。寺的西南面和北面，都是平坦的田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間，秀水朱彝尊先生租了幾間僧人的住房，在這里著書立說。朱先生曾是舊時的太史官，很有名望，又是江蘇巡撫宋公的貴客，宋公常常來登門拜訪。于是蘇州的上層人物由于巡府所看重的客人這層緣故，帶著美酒佳肴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于是慧慶寺玉蘭的名聲，一時間大為著稱。
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為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沓，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為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為看花來者。
玉蘭栽在佛殿的下面，一共有兩株，好幾丈高，大概有兩百多年了。花開時，花朵密集繁盛，看上去就像堆砌的白雪。虎丘山也有玉蘭一株，歷來被人們稱道。虎丘是繁華的游覽勝地，游客來往眾多，所以那的玉蘭花容易出名，其實遠遠不如慧慶寺的這兩株。如果不是朱先生因有太史的名望而成為貴客的話，那么慧慶的玉蘭，可能會沒有人知道。過了很久，朱先生離開了，寺門白天也是關閉著，不再有人專為看花而來了。
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閑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我的寓所離慧慶寺一里多，康熙四十六年的初春二月，我白天閑來無事，獨自在野外漫步，便敲開寺門進去。時值玉蘭剛開，茂盛繁密與過去并無二樣。我贊嘆花開花落，自有一定的時節，開謝盛衰的氣運機遇各自適應自身的自然規律，原本與人事無關，并不因人對它的知遇與否而決定它的盛衰與否。現在虎丘的玉蘭，形神逐漸衰敗了，而在慧慶寺的依然如故，由此也可見虛名是靠不住的，而幽居獨處潛在厚實的卻可以保持久遠。花雖然輕微，而所寓含的事物盛衰的道理還有讓人可以感悟的方面，所以作文記下來。
注釋：
慧慶寺距閶（chāng）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為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chá）先生賃（lìn）僧房數間，著書于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為巡撫宋公重客，宋公時時造焉。于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
閶門：蘇州城的西北門。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朱竹垞：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清初文學家。著有《曝書亭集》。賃：租。太史：古代史官稱太史。朱彝尊曾被授檢討（史官的一種）之職，入史館修明史。宋公：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重客：貴客。造：登門拜訪。
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為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沓（tà），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為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為看花來者。
虎丘：在蘇州閶門外，為蘇州游覽勝地之一。相傳吳王闔廬葬此，名勝古跡有虎丘塔、云巖寺、劍池、千云石等。雜沓：眾多雜亂的樣子。
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閑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náng）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shì），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曩：昔，以前。氣機：氣運。恃：憑靠。幽潛：指幽居避世。物理：事物盛衰的道理。
賞析：
這篇文言文在寫“慧慶寺的蘭花”時，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蘭花”，目的就是進行對比。第一處是用“虎丘的蘭花”因地處繁華之地容易得名和“慧慶寺的蘭花”因地處偏僻之地而不為人知來對比；第二處用“虎丘的蘭花”“意象漸衰”和“慧慶寺的蘭花”“茂密如曩時”來對比，以此來表達作者的觀點和情感。明為寫花，實際上是寫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華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鮮居人”卻幾被埋沒。文章末尾以虎丘玉蘭“意象漸衰”而慧慶寺玉蘭盛如曩昔，揭示出“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對美好事物被棄置的感慨，更表現他努力發現美好事物的熱情。寫得耐人尋味，讀來發人深思。
作者從慧慶寺蘭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聯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權勢而高舉，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勢而埋沒的現實，指出了“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寫花來抒發自己內心的不平之氣，更表現他努力發現美好事物的健康上進的`熱情。這不只是寫了一個被壓抑的狂士才子對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寫出“這一個”舉世皆棄而又不甘消沉的靈魂。它并不是將讀者引向寧靜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們積極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作者簡介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別號憂庵，晚號栲栳，晚年號稱南山先生。死后，諱其姓名而稱之為“宋潛虛先生”。又稱憂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1]戴名世20歲授徒養親，27歲所作時文為天下傳誦。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應試。二十六年，以貢生考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因憤于“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不就；漫游燕、趙、齊、 魯、越之間。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趙申喬據《南山集·致余生書》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跡，參戴名世 “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發，被逮下獄。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2]被殺于市，史稱“南山案”，戴名世后歸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人物生平
戴名世散文選集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時家境相當貧寒，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窘困多艱的時期，也是一個發憤立志的時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磨煉，不僅鑄就了戴名世獨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為他日后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進，力學古文不輟。他“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與朱生書》）。戴名世六歲開蒙就讀，十一歲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戴氏“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壽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為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后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為正藍旗教習。
執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開館執教，使其對社會對生活都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在明清之際熾熱的民族思想推動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時期就日漸樹立起“視治理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
戴名世遺文集戴名世三十四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國子監。作為一個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侯門之裙”，因此只能過著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師與徐貽孫、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使達官貴人們側目。戴名世與方苞等人的結合，是以針砭時弊、振興古文為共同旨趣的。他們每每“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戴名世《北行日記序》）。這毫無疑問招來了公卿大夫們的仇視和攻擊。而他們在古文創作方面的長期切磋研討，也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的發展；他們的古文創作實踐，又哺育著桐城派的誕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則于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當時，因為明史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于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仿效《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后廣泛搜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因此他廣游燕趙、齊魯、河洛并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遺余力。一時之間，文名播于天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兩百多年，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后1713年二月初十[2]（3月31日）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當時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侍郎趙士麟、淮陰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原因。滿清貴族入關掌握中原政權后，雖然采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但“剃發”、“圈地”等一系列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乃使人心思變，清統治頗為不穩。于鎮壓后，清廷又特別重視從思想上加以嚴厲鉗制，動輒屢興大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對他們認為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酷烈的鎮壓。戴名世遂罹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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