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的秋原文賞析
郁達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形神兼?zhèn)洹⑶榫敖蝗诘暮蒙⑽摹ｊP于其中心，課文自讀提示和教參都作了明確的分析和界定，下面由小編為您整理出的故都的秋原文賞析內容，一起來看看吧。
（一）作品原文
秋天，無論在什么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我的不遠千里，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嘗一嘗這“秋”，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當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氣來得潤，天的顏色顯得淡，并且又時常多雨而少風；一個人夾在蘇州上海杭州，或廈門香港廣州的市民中間，混混沌沌地過去，只能感到一點點清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tài)，總看不飽，嘗不透，賞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種半開、半醉的狀態(tài)，在領略秋的過程上，是不合適的。
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總要想起陶然亭（1）的蘆花，釣魚tai（2）的柳影，西山（3）的蟲唱，玉泉（4）的夜月，潭柘寺（5）的鐘聲。在北平即使不出門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6）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shù)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朝榮）的藍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夠感覺到十分的秋意。說到了牽牛花，我以為以藍色或白色者為佳，紫黑色次之，淡紅色最下。最好，還要在牽牛花底，叫長著幾根疏疏落落的尖細且長的秋草，使作陪襯。
北國的槐樹，也是一種能使人聯(lián)想起秋來的點綴。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種落蕊，早晨起來，會鋪得滿地。腳踏上去，聲音也沒有，氣味也沒有，只能感出一點點極微細極柔軟的觸覺。掃街的在樹影下一陣掃后，灰土上留下來的一條條掃帚的絲紋，看起來既覺得細膩，又覺得清閑，潛意識下并且還覺得有點兒落寞（7），古人所說的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8）的遙想，大約也就在這些深沉的地方。
秋蟬的衰弱的殘聲，更是北國的特產，因為北平處處全長著樹，屋子又低，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都聽得見它們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聽得到的。這秋蟬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樣，簡直像是家家戶戶都養(yǎng)在家里的家蟲。
還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樣。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來一陣涼風，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來了。一層雨過，云漸漸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陽又露出臉來了，著（9）著很厚的青布單衣或夾襖的都市閑人，咬著煙管，在雨后的斜橋影里，上橋頭樹底下去一立，遇見熟人，便會用了緩慢悠閑的聲調，微嘆著互答著地說：
“唉，天可真涼了——”（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長。）
“可不是嗎？一層秋雨一層涼了！”
北方人念陣字，總老像是層字，平平仄仄起來（10），這念錯的歧韻，倒來得正好。
北方的果樹，到秋天，也是一種奇景。第一是棗子樹，屋角，墻頭，茅房邊上，灶房門口，它都會一株株地長大起來。像橄欖又像鴿蛋似的這棗子顆兒，在小橢圓形的細葉中間，顯出淡綠微黃的顏色的時候，正是秋的全盛時期，等棗樹葉落，棗子紅完，西北風就要起來了，北方便是沙塵灰土的世界，只有這棗子、柿子、葡萄，成熟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國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沒有的Golden Days（11）。
有些批評家說，中國的文人學士，尤其是詩人，都帶著很濃厚的頹廢的色彩，所以中國的詩文里，贊頌秋的文字的特別的多。但外國的詩人，又何嘗不然？我雖則外國詩文念的不多，也不想開出帳來，做一篇秋的詩歌散文鈔（12），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詩人的集子，或各國的詩文的Anthology來（13），總能夠看到許多并于秋的歌頌和悲啼。各著名的大詩人的長篇田園詩或四季詩里，也總以關于秋的部分，寫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見有感覺的動物，有情趣的人類，對于秋，總是一樣地特別能引起深沉，幽遠、嚴厲、蕭索的感觸來的。不單是詩人，就是被關閉在牢獄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能感到一種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嘗有國別，更何嘗有人種階級的區(qū)別呢？不過在中國，文字里有一個“秋士”（14）的成語，讀本里又有著很普遍的歐陽子的《秋聲》（15）與蘇東坡的《赤壁賦》等，就覺得中國的文人，與秋和關系特別深了，可是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國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國之秋，當然也是有它的特異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橋的明月，錢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涼霧，荔枝灣（16）的殘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濃，回味不永。比起北國的秋來，正像是黃酒之與白干，稀飯之與饃饃，鱸魚之與大蟹，黃犬之與駱駝。
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愿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二）詞語注釋
⑴陶然亭：位于北京城南，亭名出自白居易詩句“更待菊黃家釀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⑵釣魚tai：在北京阜成門外三里河，玉淵潭公園北面。
⑶西山：北京西郊群山的總稱，是京郊名勝。
⑷玉泉：指玉泉山，是西山東麓支脈。
⑸潭柘寺：在北京西山，相傳“寺址本在青龍?zhí)渡希泄盆锨д拢乱源说妹！?/p>
⑹一椽：一間屋。椽，放在房檁上架著木板或瓦的木條。
⑺落寞：冷落，寂寞。
⑻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淮南子，說山》：“以小明大，見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太平御覽》卷二十四引用“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⑼著：穿（衣）。
⑽平平仄仄起來：意即推敲起字的韻律來。
⑾Golden Days：英語中指"黃金般的日子"。
⑿鈔：同“抄”。
⒀Anthology：英語中指"選集"。
⒁秋士：古時指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識分子。
⒂歐陽子的《秋聲》：指歐陽修的《秋聲賦》。
⒃荔枝灣：位于廣州城西。
（三）作品鑒賞
主題
“愛國”——是《故都的秋》的主旋律。《故都的秋》蘊含深沉的故都之戀、故國之愛，喚起人們對美的追求，對祖國的熱愛。中國現(xiàn)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革命烈士郁達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將悲秋與頌秋結合起來，秋中有情的眷戀，情中有秋的落寞——這情是故鄉(xiāng)情、愛國情；這落寞之秋是作者當時心境的寫照，是對國運衰微的喟嘆。
手法
1、摹繪寫情
《故都的秋》，作為寫景抒情的散文，其主體部分是摹繪故都的秋景。文章采用“橫式結構”，從故都“秋晨之景”、“秋槐之景”、“秋蟬之景”、“秋雨之景”、“秋果之景”五個方面，緊扣“故都”和“秋”兩個詞語，表現(xiàn)了“故都之秋”的“清、靜、悲涼”的特點。“摹繪”，作為一種修辭手法， 是指“采用語言形式把事物的外在形貌特征（包括聲音、色彩、氣味等）生動形象地形容出來的一種修辭方式”。
首先來看“故都”一詞。在文中，郁達夫是以較為委婉的方式來表現(xiàn)“故都”的。如“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一椽破屋”，“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朝榮）的藍朵”。如果不是“故都”，“皇城”怎會有“破屋”“破壁腰”，這分明暗示了歷史的變遷，正是這一“破”字給作者郁達夫帶來了“感覺到十分的秋意”。這些還算較為顯豁的，更為隱蔽的還表現(xiàn)在作者的“逸筆”之中。“說到牽牛花，我以為以藍色或白色為佳，紫黑色次之，淡紅色最佳。最好，還要在牽牛花底，教長著幾根疏疏落落的尖細且長的秋草，使作陪襯。”而作者在這“破壁腰”看到的就是這“藍色”的牽牛花，這是當年“皇城”的遺落，即使做了“故都”，依然不改“皇城”的氣派。再看“秋”。“早晨起來”，“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這是“清”；“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這是“靜”，“以聲寫靜”；“故都”的人“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更是人的“清、靜”，沒有了過去的忙碌，一到秋天，只好這樣“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郁達夫的情感就是在這些看似“毫無深意”“瑣言碎語”中體現(xiàn)了出來。
2、對比托情
在《故都的秋》中，郁達夫起句即以“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奠定文章的情感基調，接著以江南的秋作比較，指出江南的`秋“草木凋得慢，空氣來得潤，天的顏色顯得淡，并且又時常多風而少雨”，“只能感到一點點清涼”， 因此，“秋的味， 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tài)”，只有北方才“看得飽，嘗得透，賞玩得十足”。這就是對比。“對比”，作為一種修辭手法，是指“兩種事物之間或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方面之間相互比較的一種修辭方式”。文章就是通過這種對比，把作者對“秋的認識”“秋的情感”烘托得“飽”“透”“十足”，所以，這種對比烘托就成為了作者表達更深情感的一種手段。更為注意的是， 作者為了把這種情感烘托、鋪墊得更為深沉，郁達夫在首尾兩處進行照應，這一反復，情感表達就更為濃烈。尤其是南國的秋，“比起北國的秋來，正像是黃酒之與白干，稀飯之于饃饃，鱸魚之于大蟹，黃犬之與駱駝”。“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tài)”真是相去甚遠，這種北國秋的“清、靜、悲涼”的特點更為顯著。通過這一對比， 全文的情感就顯得“更上一層樓”。
3、旁逸襯情
《故都的秋》除了用摹繪寫情，用對比托情的手法把作者蘊藏在胸中的情感墊高表現(xiàn)出來以外， 還運用了旁逸襯情的手法。“旁逸”，作為一種修辭手法，是指“說話或寫文章時，有意離開主題而加以風趣幽默的插說、注釋或補充，這些插說或注釋看似畫蛇添足、無關痛癢，但卻能增強語言的情趣的一種修辭方式”。在本文中，作者一整段文字來寫古今中外文人詩人對“秋”的厚愛，認為秋在這些人的詩文中“都帶著很濃厚的頹廢色彩”，“總是一樣的能特別引起深沉，幽遠，嚴厲，蕭索的感觸來”。“可是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國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采用旁逸襯情的方法，不僅為作品情感的抒發(fā)墊上了一層臺階，使作品的情感站得更高，而且也為讀者增加了了解古今中外文人詩人對“秋”的一些共同感情的了解，“增加了語言的情趣”。
4、設誓顯情
所謂“設誓”，作為一種修辭手法，是指提出無法實現(xiàn)的條件來表達堅定的信念和決心的一種修辭方式。郁達夫為了表達這種對“故都的秋”喜愛的強烈情感，在結尾處就采用了這一方法。“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愿意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這一設誓，采用假言推理作為邏輯背景，以這種不可能的方式偏離現(xiàn)實，表達了作者喜愛“故都之秋”的濃烈情感。這一結尾，也為第一段“我的不遠千里，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是飽嘗一嘗這故都的秋味”作了注腳。這是作者表達情感的第三臺階。文章正是在這三層臺階的鋪墊下，情感才由晦轉明，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強烈。
（四）創(chuàng)作背景
1926年6月，郁達夫之子龍兒在北京病逝，此外故都北平，在19世紀末卷起的歷史風云中卻越來越顯得衰老頹敗，小家與大國，兩層感情的潮水浸過心靈的堤岸，留下的都是悲傷的印記。由于國民白色恐怖的威脅等原因，郁達夫從1933年4月由上海遷居到杭州。1934年7月，郁達夫從杭州經青島去北平（今北京）。《故都的秋》創(chuàng)作于1934 年8 月17 日。當時，郁達夫到達北京僅僅只有四天的時間。郁達夫本身是浙江人，在達到北平之后，對于故鄉(xiāng)有著深深的眷戀。在作者的心理，對于秋天悲涼的感受實質上是對人生的感受。
1931年發(fā)生“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了東北全境。1932年1月，日軍進攻哈爾濱特區(qū)，2月5日將哈爾濱攻占[5] 。1933年1月，日軍蓄意制造了手榴彈爆炸事件，借機攻陷了東北通往關內的咽喉要地——山海關。2月23日，日軍調集關東軍第六、第八師團等部及部分偽軍共10余萬人，兵分三路向熱河進犯，不到10天的時間就攻陷了熱河省會承德。[5] 1935年1月18日，日軍誣稱駐守熱察邊區(qū)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軍有礙行政，要求將察哈爾省沽源以東、長城以北地區(qū)劃歸熱河省。隨后，不斷地向第二十九軍發(fā)動進攻，相繼制造了兩次“察東事件”。中華千年的文明古都——北平（今北京），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郁達夫雖蟄居遠離北平的杭州，一樣會感受到國事的危急。因而，當他到達北平，觸景傷情，寫了《故都的秋》，描繪的是“悲涼”景物，流露的是“悲涼”心緒，表達的是對故都的一往情深。這些，正是特定時代的社會風云在作者心靈上投下的陰影，在心里留下的隱痛。
拓展：
作者簡介
郁達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達夫，幼名阿鳳，浙江富陽人，中國現(xiàn)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學日本，畢業(yè)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xiàn)名古屋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現(xiàn)東京大學）。[1-4]
郁達夫是新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的發(fā)起人之一，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還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后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其文學代表作有《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懷魯迅》等。[5-6]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七日，郁達夫被日軍殺害于蘇門答臘島叢林。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
人物生平
編輯播報
郁達夫[6]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達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陽市滿州弄（現(xiàn)更名達夫弄）的知識分子家庭。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郁達夫的父親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郁達夫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就讀富陽縣立高等小學。
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年），郁達夫與徐志摩、厲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后又到嘉興府中學和美國教會學堂等校學習進修。[9]
宣統(tǒng)三年（1911年），郁達夫進入蕙蘭中學讀書；在這一時期，開始創(chuàng)作舊體詩，并向報刊投稿。
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卻因參與學潮被校方開除。
民國二年（1913年），郁達夫隨長兄郁華（郁曼陀）赴日本留學。
民國三年（1914年）七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yī)科部特設預科，并開始嘗試小說創(chuàng)作。[3-4][10]
民國四年（1915年）七月，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特設預科，畢業(yè)。[3-4]
名古屋大學豐田講堂旁的郁達夫文學碑[11]民國四年（1915年）九月十三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xiàn)名古屋大學），醫(yī)學部入學。[3-4]
民國五年（1916年）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xiàn)名古屋大學），改讀法學部政治學科。[3-4]
民國八年（1919年）七月，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xiàn)名古屋大學），畢業(yè)。[3-4]
民國八年（1919年）十一月，東京帝國大學（現(xiàn)東京大學），進入經濟學部留學，留學期間，郁達夫閱讀了大量外國小說，尤以俄、德小說居多。[3-4][12]
民國十年（1921年）郁達夫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創(chuàng)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同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
民國十年（1921年）十月十五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亦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轟動國內文壇。
福州于山郁達夫事跡展民國十一年（1922年）三月，東京帝國大學（現(xiàn)東京大學），于經濟學部畢業(yè)，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同年郁達夫回國，在安慶法政專校教授英語（一說為安慶一中），與當時同為該校教員的陶希圣頗有交往。
民國十二年（1923年），辭職，出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統(tǒng)計學。
民國十三年（1924年），赴國立武昌師范大學任教，為期亦僅一年。
民國十五年（1926年），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年底辭職，返回上海后，郁達夫開始主持創(chuàng)造社出版工作，發(fā)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民國十七年（1928年），郁達夫加入“太陽社”，并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郁達夫為發(fā)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僅四個月。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郁達夫在《現(xiàn)代》（2卷2期）上發(fā)表短篇小說《遲桂花》。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郁達夫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四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創(chuàng)作大量的山水游記和詩詞。[13]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郁達夫任浙江省政府參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內的《散文二集》之主編。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郁達夫應當時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郁達夫號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寫了《懷魯迅》一文。十一月，郁達夫訪問日本，十二月十七日，郁達夫在離日歸國途中訪問臺灣，會見楊云萍、黃得時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戰(zhàn)爭初期，郁達夫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郁達夫被公推為理事長。并與楊騷一起擔任《救亡文藝》主編。在47天內，郁達夫發(fā)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連續(xù)8天每天寫一篇）。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zhàn)而犧牲。”[14]
郁達夫前排左二與魯迅先生等人的合影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zhàn)協(xié)會在武漢宣告成立，郁達夫赴武漢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會上周恩來和郭沫若相繼發(fā)表演說，郁達夫并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戰(zhàn)文藝》編委。期間曾赴徐州勞軍，在各前線參訪。
臺兒莊大捷后，郁達夫受命作為特使率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臺兒莊勞軍，巧遇想去臺兒莊考察、但未獲批準的美駐華武官史迪威。后經郁達夫協(xié)調，李宗仁答應史迪威到臺兒莊考察。史迪威后來寫了一篇關于臺兒莊戰(zhàn)役的詳細報告，在一份軍事雜志發(fā)表，在美國政府和軍方引起了很大反響，促使美國開始對華援助。這次前線考察讓郁達夫受到了極大鼓舞，他回到武漢寫了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zhàn)的英雄氣概。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應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郁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在船上他寫下了《歲朝新語》，堅信“中國決不會亡，抗戰(zhàn)到底，一定勝利”。到達第二天，郁達夫連生活都沒安排好就寫下了《估敵》一文，堅信“最后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決不會動搖”。文章引發(fā)了強烈反響。
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期間，他還同時編四五種刊物，發(fā)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政論、雜文、文藝雜論等，宣傳抗日，海外華僑紛紛捐款捐物支持抗戰(zhàn)，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zhàn)。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黨員《南洋商報》主編胡愈之的領導下成立“星洲華僑文化界戰(zhàn)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兼任干部訓練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團長。[15]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郁達夫便發(fā)表了舊體詩《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識風浪的海鷗”。同日發(fā)表政論文《估敵》，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軍動向，剖析敵人虛弱本質，曰“敵國內既無可調之兵，國外亦無存聚之貨”“最后的勝利，當然是我們的”。[16]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郁達夫與關楚璞、姚楠、許云樵等文人創(chuàng)建新加坡南洋學會。
民國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任“星華文化界戰(zhàn)時工作團”團長和“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zhí)行委員，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
郭沫若、郁達夫、王獨清、成仿吾[6]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郁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lián)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lián)合會主席。成為新加坡華僑抗日領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淪陷后，胡愈之、郁達夫等參加抗戰(zhàn)委員會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亞公務市，郁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后來日本憲兵得知他精通日語，脅迫他當了7個月的翻譯。其間，他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shù)鼐用瘛?/p>
抗戰(zhàn)勝利后，陳嘉庚曾對中共黨員國外統(tǒng)一戰(zhàn)線負責人夏衍說：“那時郁達夫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華僑。”一位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由于漢奸告密，日本憲兵開始全面調查郁達夫，并準備對郁達夫在內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實施大屠殺。身處險境的郁達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離開印尼。六月，郁達夫流亡至蘇門答臘西部市鎮(zhèn)巴爺公務，化名趙廉，在當?shù)厝A人協(xié)助下開設酒廠謀生。
1945年8月29日晚，在南洋的一個小市鎮(zhèn)失蹤，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殺害于蘇門答臘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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