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一則

張壽安的這本很不錯，雖然仍是在他寫凌廷堪的那一本的大框架下，清中葉禮學的興起及其對理學的挑戰，確實為我們反省乾嘉樸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說視角仍然太輕了，以禮代理，提供的是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很有發揮的余地。

其實這個框架的雛形，早在胡適先生的《戴東原的哲學》中已經有了。他已經看到從戴東原到凌廷堪，以禮學取代理學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了，可惜他們那一代人，代表當然是他跟梁任公，都太想把乾嘉考據跟西式的科學講到一塊去了。禮學看起來還沒理學科學，自然不能有進一步的想法了。

我懷疑張壽安的基本想法就是從胡適這里來的。雖然胡先生并不在我佩服的民-國牛人之列，但我得承認他真是個很有問題意識的人，不是我們現在說爛了的所謂問題意識，而是真正的，在他帶著明顯的先入之見的時候，仍然能看出另一面的大問題來，確實很厲害。

但張想把這個以禮代理作為確立十八世紀在解釋近代中國的樞紐地位的根本論據，在我看來，實在是有些走錯方向了。這明顯仍是美國中國研究的思路，想在前近代中國找出海通后中國的種種大變局的前因。這種目的論式回溯隨著“在中國發現歷史”而興起，但這跟我們現在的處境，真的是直接相干的嗎?我表示懷疑。

寶樹同學很久以前說過一段大意如下的話：對于現在的我們來說，不停的區分中國與西方根本無法觸摸到我們處境的根本之處。西方并不在我們之外，而是如此深的構成了我們，以至于任何對西方的理解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我理解，中國現代性的麻煩之處也就在這里。

確實，不管我們怎么努力的試圖證明近代中國的變化是多么的“中國”，有多少前近代的潛流，在理解我們現在的根本處境這個意義上，都是不相干的。1840年前后與西方的遭遇，這個絕對的外緣性帶來的根本的.斷裂，才是我們的處境中最讓人頭疼的地方。不管從宋代以來的辯偽學已經為古史辨派準備了多少火藥，沒有海通后經學在中國決定性的動搖，它都不可能發生。這不是個歷史解釋中的因果問題，否則我們只須不痛不癢的說內緣外緣一起作用不就完了。這個問題，正如韋伯一再告誡我們的，永遠都只是個合目的性的問題，我們不需要那些對理解自己當下的根本處境毫無關系的解釋，否則，在現在這種早已放棄了古典意義上的整全的認識論下，所謂視角之類的東西豈是能發現完的?

不理解西方曾經對于我們根本的外緣性，就不能理解它當下對于我們根本的內在性。不理解我們的生存曾經被絕對的打斷過，就無法理解當下所有試圖重新激活我們古典傳統的努力。就此而言，連續性和斷裂，首先不是歷史意義上的，而是生存論意義上的。當顧頡剛帶著興奮的心情告訴我們三代不過是個神話的時候，這并不是什么理性的狡計終于借著從宋到清的辯偽學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古史辨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之前的辨偽學的完成，而是一個根本異質的東西。而正是這個東西內在于現在的我們。

在我看來，張壽安處理十八世紀禮學的時候，正是對于這一點缺乏足夠的反剩他試圖在十八世紀找到近代反禮教運動興起的前因，卻只能重復五四人的指責，那就是禮教壓制情欲。可是在他的書中，禮學在十八世紀的興起，一個主要的動因，正是因為理學無法處理與情欲的對立問題。理與情，理與欲的關系，是個很復雜的問題(不須多說，只須想想“情理”這個詞所提示的)，但即使我們姑且假定確實有作者說的那種對立，禮學也是作為正當化情欲的力量而在當時興起的，而非相反。事實上，禮者情之節文，緣情制禮，這本就是儒家的傳統。當然同樣存在著禮與情的張力，但想在十八世紀找到禮與情的對立，進而為近代的反禮教運動找到前因，首先就與作者自己在文中的邏輯不符了。除非我們動用黑格爾式的解釋，禮與情的關系，從十八世紀的正題演變為二十世紀的反題，才勉強說得通。但這明顯不是作者所想要的那種因果，由因引出的果。

事實上，就對“情”的態度而言，古典中國與希羅相比，那絕對是正面的多。希臘哲學中的pathos是絕對的被動，要么屬于身體，要么屬于靈魂中低賤的部分，即使不是直接的惡，也最多只是不善不惡而已。而儒家以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解釋中和，以四端為道德立定根基，情不僅是主動的，而且是善的起點。當然我們可以爭論先秦的情到底跟我們現在說的emotion有多大相似性，但基本的對比是沒問題的。這個也不是我的什么創新，錢穆先生在1923年寫的一篇比較中庸與斯多葛派哲學的文章中，已經說了這個意思了。只不過沒有用pathos這樣的洋字眼而已。我以前一直覺得錢先生不懂西學，看來是錯了，老先生只是后來故意不往這邊用力了。

說點題外話，禮與情的關系，也是我自己這一段時間非常有興趣的問題。儒家以仁義立教，親親尊尊尚賢，但這兩者或三者之間，實在有著非常復雜的張力。仁者愛人，從親親開始，正是喜怒哀樂之發，不可能不是情感性的;我們可以非常粗淺的說義者宜也是理智性的，而親親則近于仁，尚賢近于義，而尊尊則在二者之間。即使在這個很粗陋的初步框架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孟子與告子辯仁內義外，以及對萬章解釋舜封弟象的原因所提示的儒學內部的復雜張力了。回到禮的問題，親親與尊尊的沖突，如為父絕君還是為君絕父，以及張壽安書中分析的叔嫂有服無服，人妻先于人婦還是人婦先于人妻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是只想求歷史的因果，而是想真正的激活我們的古典傳統，那么，這些就絕不僅僅具有歷史的意義，而是具有根本的生存論的意義，即使對處于禮崩樂壞的現在的我們來說。至于我們的古今之爭的問題，則是進一步的了。即使現在離說到還遠，但總要向這個方向努力，我們本來就生活在斷裂的地基之上，而再多的因果性再多的目的論追溯，也對理解我們的當下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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