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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方面的建議
2003年,我57歲的時候,我重新走進了課堂,在同濟大學讀EMBA。EMBA是研究高級工商企業管理,與學校管理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當我學習了兩年EMBA,研究了企業管理之后再看學校管理的時候,我發現我有許多話要講。”馮校長說。
EMBA的學習使馮恩洪感到,中國的學校文化建設沒有必要“零起步”,應該站在企業文化的“肩上”去探索學校管理文化。雖然企業與學校有很大的不同,即企業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教育是公益性事業,要承擔它的社會責任。但是,兩者也有相似的地方,即都需要通過調整內部要素的組合,完成各自的使命。而學校在“人”“財”“物”等的管理上要比企業至少落后20年。這一點,學校管理要向企業管理學習,甚至可以“照搬”。
“企業中,影響效益的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組合始終是處于變化之中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續改進,不斷創新。而教育發展中,影響教育效果的要素(教師、學生、課程、教法、時間、制度等)之間的組合,卻沒有像企業那樣活躍,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處于僵化狀態。”
馮校長認為,現在的學校中,影響教育效益的各個要素之間組合并沒有被優化,甚至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學校管理者的重視,這不能不說是學校管理文化建設的悲哀。
馮恩洪以他在上海建平中學18年的改革實踐建議學校,要在學校教育要素之間尋求適合每一位學生發展的最優組合。
發展學生的強勢智慧
“是什么在阻礙中國的人口轉變為人才呢?”馮校長望著記者,似乎答案在記者的臉上。“國際社會認為,是教育評價這個瓶頸阻礙著中國的人口轉變為人才。中國的教育評價犯了低級錯誤。我們的學校教育只發展人的語言智慧和邏輯智慧,而不承認人的多元智慧。”馮校長不緊不慢地自問自答。
丁俊暉,這位臺球運動的“天才”,在2005年奪得兩項世界冠軍,給了中國教育當頭一棒。“國際斯-諾克協會評價丁俊暉,是中國這樣的國家300年才會出現一個的人才,然而在全國46萬中小學里卻沒有丁俊暉的容身之地。用我們的評價觀點,丁俊暉是不合格的學生,他是要退學的,因為他主科成績太差。”馮校長說。
“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是目前很多教育工作者耳熟能詳的“教育理想”,但是,馮恩洪認為,我們實際上是曲解了“學生的全面發展”,“‘全面發展’是針對一代人來講的,而不是針對一個人來說的:在走進21世紀的這一代人里,我們有藝術大師、有數學家,有世界體育冠軍……各個方面人才輩出,然而,在我們這個哲學思維底氣不足的國家里,我們用機械唯物論的觀點理解‘全面發展’為‘總分第一’,是‘物理不好補物理,英語不好補英語’”。
“教育的真諦在于實現人的社會化與人的個性化的和諧發展”,馮恩洪建議學校去“發展學生的強勢智慧”,打破“課程”與“時間”僵化的組合,減少“圈養”學生的時間,增加“放養”學生的時間。學校教育應以“圈養”為主、“放養”為輔,因為“圈養”出規范,“放養”出個性。
不能“一切為了學生”
“‘一切為了學生’,是這些年我們教育者都常說的一句話,我們認真反思一下,這句話對嗎?全面嗎?學生的發展是通過教師的勞動作為中介來實現的,難道教師不希望得到發展嗎?校長不想得到發展嗎?”馮恩洪校長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質疑。
馮恩洪認為,學校里的一切如果都是為了實現學生的發展,而不關心教師的發展,不研究教師的發展,那么學生的發展就是“有限度的發展”。馮恩洪在安徽宣城中學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議時,他發現學校有一個標語:“教育既要給學生創造幸福,也要給教師帶來幸福;既要追求明天的幸福,也要實現今天的幸福;既要謀求人類的幸福,也要獲得個人的幸福。”“這個標語太棒了,道出了教育的價值追求。教育追求不能取一個、舍一個,不能揚一個、抑一個。”
在擔任上海建平中學期間,馮恩洪把教師的發展放到了學校管理的頭等位置上。第一,他鼓勵教師在學歷達標之后再學習,繼續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學費由學校支付,教師畢業之后如果回到建平任教,可以獲得每個月1000元至2000元的科研經費,而且“終生有效”。因此,建平中學擁有了“人才高地”。第二,他在學校創辦“教育沙龍”,即每個月月底的周四下午5點到8點舉行“教育沙龍”,教師自愿參加,討論的話題由教科所提前三天公布。他還邀請相關專家來參加這個活動。到目前為止,教育沙龍已經舉辦100多期,有69位教師一次也沒有缺席過,這打造了學校的一支研究隊伍,同時標志著研究、學習成為了1/3的教師的生活方式,由此,學校的學術研究氛圍就形成。第三,寒暑假縮短一周開展集中學習,教師自愿參加。第四,鼓勵教師參加課題研究。第五,組織教師讀書,尤其關注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書籍。
“教學質量的提高首先源于教師隊伍的超越自我。”馮恩洪說,“對此,我有一個觀點‘8-1>8’,教師8小時的工作效率和成果不如教師7小時工作、1小時學習產生的工作效率和效果。”
教師集體面對學生
“現在我們的學校里,教師的工作方式仍然是‘個體勞動’,即一個教師教一兩個班級,教師個人面對學生群體。我想問,是教師個體面對學生群體好呢,還是教師集體面對學生群體好呢?”馮校長面帶微笑又提出一個問題,“坦率地講,我贊成后者。”
我們的學校里有資產檔案、財務檔案、人事檔案,卻沒有教育教學檔案,因為教育教學檔案從來都是教師的“個人財產”,怎么引導教師將自己的教育教學檔案貢獻出來,讓教師“共享”,從而使教師集體面對學生集體呢?馮恩洪調整評價制度,經過學校“學術委員會”評定,認可為“優秀”的教師教案,可以收錄學校的教學檔案,而且教師收入檔案的教案數量決定著“教師對學校的貢獻”,決定著教師在學校的地位。這給上海建平中學帶來了一場教學革命。
以語文教學為例,在學校教學檔案里,《荷塘月色》這一課有6套最佳的教學設計,教師教這一課時,可以解密查看這些教案,選擇最符合自己教學風格的設計。如果教師對這些設計都不滿意,而且有自己的獨特設計,通過教學實踐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那么經過學校學術委員會的評定批準,自己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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