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春晚觀后感結尾
龍年春晚觀后感結尾
如果按照往年對春晚廣告收入的預測，央視放棄了一筆幾億元的收入。這臺晚會以往夾在市場和計劃之間，既收獲利益，也收獲罵聲。今年春晚在它的計劃與市場身份之間做了一個選擇——它放棄了30年積累下來的壟斷力在經濟上的收益，看起來是要回到為人民過大年喜興娛樂服務的純粹路子上。但它能因此獲得掌聲嗎?
春晚30年，達成了兩種屬性：它挾巨大的影響力成為新民俗，又是國家政治文化生態的藝術表達。春晚的每一面，都映射著國家的某一部分。當說到經濟時，它成了國企，人們會因此質疑它依靠壟斷獲利。當說到為人民娛樂服務時，它成了行政單位，人們又會質疑它形式僵化，居高臨下，規則眾多又漏洞重重。其實，當我們在抱怨語言節目越來越不可樂時，背后的癥結可以引申到我們的教育體制——戲劇教育與時代需求的脫節。當我們抱怨這臺晚會的審查和僵化時，我們也參與了審查——各種口味的廣大觀眾對節目的想象和演繹，同樣也在干擾春晚的創作和呈現。今年春晚的小品統籌王寶社曾經參加多屆春晚的創作。他說，曾經有一個只有幾句取笑“獸醫”的小品，審查時，閆肅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但第二天，馬上就有民間的聲音批評它在丑化獸醫，結果，節目臨時取消。
央視的老文藝部主任鄒友開說，春晚外部環境的變化是價值觀的分裂，有共同的民族事件來凝聚人心了。每個家庭，每個個體的私人生活匯成著社會主流。我們以個人的微小情感來衡量，對抗這臺晚會的宏大正確，這種以小搏大的對立，因為互聯網對個人話語權的解放，而成為一場極易感染，卻又訴求各異的罵戰。春晚的功勛演員趙本山是這種民間混亂情緒的代表。他連續多年蟬聯“我最喜愛的春晚節目”第一名，也是民尋最不希望看見的春晚面孔”第一名。
不僅是觀眾，藝人也是個體化對春晚的挑戰之一。為了拍攝春晚30年的紀錄片，央視導演李俠采訪了幾乎所有歷屆導演，“和演員之間的矛盾從2000年就開始了”。這實質上是春晚和市場的矛盾和戰爭：國內的娛樂市場，雖然還不能孕育出世界級的巨星和與好萊塢媲美的視覺美學，但是依賴于熱錢泛濫，它足以產生可以與傳統權力抗衡的利益回報。當商業娛樂文化成為社會生活中更有壓迫性的力量時，春晚對藝人的吸引力和權威都在減弱。市場已經完成對藝人的價值細分，但在春晚，他們同工同酬，拿著近乎公益演出的報酬。體制內外的兩個舞臺，不共用一套審美標準，不共用一套利益回報體系，不共用一種作品制造流程。這些差異拉扯著演員與春晚的距離。春晚與藝人的關系，不再依賴于壟斷舞臺而形成的強制權力，也無法量化為金錢關系，而成為導演組與藝人之間復雜又微妙的智力博弈。
這是這臺國家綜藝晚會面臨的處境——它需要重新搭建起國家和個體之間的.通道。這個通道不僅要聯系國家意志與個體情感，還要建立計劃和市場的過渡方式，重新分配這臺晚會中國家和個體之間的權重。
通道重建的難度已經在以往體現出來了。創新一直是歷屆春晚導演標書中的關鍵詞。今年的總撰稿于蕾研究了前幾屆的串詞，幾乎能倒背如流。她提到其中一屆春晚，“當時我還在上大學，幾乎完全沒有印象了”，但現在研究串詞時才發現，撰稿人在節目連接上非常花心思。“你怎么能夠否認電視人30年來的創新精神，真的是一直在創新。”于蕾說。但這臺晚會背后強大但僵化的體量，以及生產過程中的層層關卡，可以很輕易地淹沒所有個體的思維，讓創新和變化，成為一些空中樓閣一樣的概念，總是高懸在導演組的腦中，卻難以傳遞到觀眾。
春晚還可以變化嗎?春晚還有能力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嗎?
今年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哈文和她的團隊。和往屆寫標書方式競標總導演不同，2015年的哈文是被直接指派到這個職位的。她帶領的是一個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團隊，總撰稿于蕾是1979年生人——這個任命本身就是對春晚安全性的挑戰。他們從財經頻道轉到文藝頻道才不過兩年，他們以往做的多是制作草根節目，缺乏和明星打交道的經驗，也缺乏對上層審查節目標準的掌握和揣摩。所有對春晚的無知和缺乏經驗，反而成為一種特質：他們沒有套路，沒有人情，也沒有預判。央視文藝頻道主任張曉海說，這是換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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