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記抒情散文
一回頭，是20年前的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小說在省內引起一些關注。于是在省作協舉辦的“四川十青年作家研討會”上，我有幸成為十分之一，還是唯一的女性。好像是春天，在成都近郊的山里，我們10個被討論的作者，加上10個討論我們的評論家，還有省作協的領導及工作人員，一大幫人，在一起開了三四天的會，很認真地研究了如何將我們培養成大作家的計劃。會上其他內容我忘了，只記得出一臺了一個很具體的措施，就是每個評論家追蹤一個作家，重點讀他們的作品，寫他們的評論。現在想來，我很感激省作協的這個舉措，不管后來評論家對我有多少評論多少幫助，在當時我是倍受鼓舞的。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這只是個引子。
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我認識了幾個后來成為我好朋友的作家和評論家。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文學活動，剛開始有些拘謹，幾天會開下來，感覺大家都對我很友好，我也就放松了。會議結束合影時，大家將就景區的臺階，錯落地站著坐著。我被邀坐在第一排中間，當攝影師喊一二三時，我感覺有幾只手迅速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并發出一陣開心的大笑。
照完后幾個“作案”的嬉笑地問我，照片拿回去要不要緊？我回答說，我怕什么？我還擔心你們被老婆罵呢。我的回答讓他們更樂了，立即認定我這個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因為在此之前，他們知道我在部隊上，總覺得我比較刻板，不好打交道。從那次接觸后他們沒這個顧慮了，也敢拿我開玩笑了。從此我們就成了朋友，后來越來越熟悉，越來越融洽，結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轉眼20年了。
這幾個人，就是當時30歲左右的年輕作家和評論家，如何世平，傅恒，高旭凡，劉繼安，易丹，還有鄧賢和阿來，我們在一起玩兒時總是互稱老師，比如阿來，我們叫他窩老師（根據《阿房宮》的“阿”發音），然后是傅老師，劉老師，高老師，鄧老師，裘老師，只有兩個人例外，一個是何世平，我們叫他何臺（他很長時間在電視臺任臺長），還有一個是易丹，他當時是川大最年輕的教授，我們喊他教授。
阿老師有很強的語言模仿能力。他能模仿好幾個領袖人物說話，講段子活靈活現生動傳神。那些年，我們每次參加筆會聚會時，他都要露一手，常常讓我們笑得前仰后合。阿老師表演完了，還要表演最后一個壓軸節目，這個節目通常是易教授組織的。易教授雖然是海龜，卻很喜歡鄉土的東西，總是積極組織參與壓軸節目，即小合唱：巴金文學院“院歌”。這個所謂的院歌純屬搞笑，就是用語錄歌“老三篇”的旋律重新“填詞”的：包谷面，不但戰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當成細糧來吃。每一級，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搞好農業現代化，搞好農業現代化。
每次唱的時候，我都在下面笑得直不起腰來，他們卻很嚴肅，面無表情。哈哈，實在是開心。所以到現在我還能很順溜地寫出歌詞來。
其實我們最初認識時，傅老師還在內江，阿老師還在馬爾康，高老師還在瀘定，我們只是在筆會上才能見面相聚。后來他們都陸續調到成都了，我們的見面也就經常化制度化了。
每次聚會，發起人通常是何臺，倒不是因為他“有權有勢”，而是比較有威望，就像我們這伙兒人的大哥（實際年齡他并不是最大）。他一召集，我們就聚在一起，有時在飯店，有時在他家。在他家就聚過好幾次。那時他家房子并不大，被我們擠得滿滿的，聊天喝茶，也吃他夫人左孃嬢（何臺這么叫他夫人）燒的菜，喝我們家鄉的加飯酒（何臺最喜歡這種酒），還假模假式地一抽一雪茄，雪茄也是何臺提一供的，我附庸風雅浪費過兩支。
我們這個老友圈子一直維持在10人以內，每次聚會多則9人，少則6人，因為數目不確定，所以也沒有取個什么“七君子”或“八君子”的雅號。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的“雅興“。其實說起來我們一點兒也不雅，在一起總是喜歡亂開玩笑，胡說八道，我作為女性，肯定也常常被他們調侃。但從來沒發生過不快。記得有一次在大慈寺喝茶時，鄧賢遇到一個女粉絲，就帶過來和我們一起聚。因為忽然多了個陌生人，大家不自在起來，事后便集體批判鄧賢，并規定以后誰也不許帶圈外人參加，包括老婆和女朋友。這樣一來，我就一直是這個圈子里唯一的女性了。獨享殊榮。
雖然是唯一女性，和他們在一起時我意識不到這點，只感覺和他們很玩兒得來，他們干什么也愿意拉上我，比如郊游登山，比如學開車。我差不多就是在那個時候跟他們學會開車的。關于學開車，我專門寫了一篇隨筆，這里就不重復了。反正讓他們受驚不少。只說最近的一次吧，我們幾個去雅安參加四川文學獎的評獎。返回時，何臺請我和阿來坐他的車，我說那我有個條件，我來開。那時我剛學會車正有癮。何臺說我還不想開呢。阿來也說，我還想睡個午覺呢。于是三人就上車，我坐上車把安全帶橫著系在腰上，何臺驚呼，你怎么系的安全帶啊？我連忙說，一時疏忽。車子一啟動就一個小趔趄，何臺立即知道上當了，趕緊也系上了安全帶，坐在后面的阿來也系上了。何臺是一輛別克商務車，很好開，我便以平均100碼的速度，從雅安開回了成都，很爽很過癮。可憐兩位老友，從頭至尾瞪著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前方，別說睡午覺了，連聊天都沒聊。到成都收費站時何臺說，進城路不好走，我來吧。我剛一交出方向盤何臺就說，裘老師，現在我要批評你了，你開車也太野了。于是一二三，指出了三個問題。我連連點頭表示接受，反正已經過完癮了。我還沒敢告訴他們，那是我第一次開高速路。
我和他們的關系，可以用鄧賢的一個段子來說明。有一次鄧老師在書店搞簽名售書，我婆婆正好去書店遇上了，于是也捧場買了一本讓他簽名。他夫人是認識我婆婆的，就介紹給鄧賢。鄧賢非常熱情地將我婆婆拉到一邊，頗為知己地說，阿姨我告訴你，我跟山山關系特別好，我們是鐵哥們兒。我婆婆后來告訴了我。我簡直不知說什么好，再見面時我跟鄧賢說，鄧賢同志，你也過份坦蕩了吧？
當然，畢竟我們都是些文人，在一起不光玩兒的，也要些搞文學活動。有一次，時任四川文學編輯部主任的劉老師和高老師，策劃在他們刊物上搞一次文學四人談，好像是何世平，鄧賢，易教授，我四個人。為了擴大影響，先在廣播電臺上談，和觀眾互動，再整理出來刊登在刊物上。那天我們四個在直播間，劉老師和高老師在外面配合，沒人打電話的時候他們就打進來，假裝成聽眾問一些事先想好的問題，我們則假模假式耐心地回答。不過回答的內容是真誠的`。現在想想，真是很天真很可愛。劉老師平時說話有點兒結巴，但那天打電話卻很流暢。下來之后我們半表揚半調侃地問他是不是照著紙上念的，他否認。我們又說，那是不是一邊打拍子一邊說的？他自嘲說，哪里啊，為了打這個電話，我頭天就到演講學校去參加過培訓了。笑得我們肚子疼。
從電臺出來正好是中午，劉老師就代表編輯部請我們去吃飯。去了一家火鍋店。當時大家都比較清貧，九十年代中期嘛，刊物更是拮據。劉老師就點了些普通菜肴，唯一精細的比較貴的菜就是基圍蝦。吃得差不多時，劉老師客氣地問，你們還要添點兒什么菜嗎？鄧賢大咧咧地說，再來一份兒粉（條）吧！劉老師痛快地說，好，沒問題。又問，還要什么？我畢竟是江南人，很喜歡基圍蝦。看他那么誠懇，就委婉地說，如果可能的話，就再來一份兒蝦。劉老師臉色大變，嘴上雖然說好，神色已開始不安。粉條和基圍蝦都上來了。我絲毫沒察覺劉老師的緊張。吃完結帳時，劉老師小聲跟高老師說，萬一我錢不夠，你借我哈。原來劉老師總共就帶了不到 400元錢，那份兒蝦就是40元。幸好飯錢是三百七十多，剛好夠了。結完帳突然停電，劉老師一揮手，跟突襲了敵軍炮樓似的大喊一聲：快走！
這件事后來成為我們聚會時必說的一個段子，被嘲笑的第一對象肯定是劉老師，一份蝦居然就那么緊張，第二是鄧賢，居然那么好打發，“再來一份兒粉”就完了，最后是我，居然那么溫文爾雅地要了最貴的菜，讓劉老師受到驚嚇。我的那句“如果可能的話，請再來一份兒蝦“四處流傳，一直傳到北京，傳到《當代》編輯部。我每次去《當代》吃飯，他們都說，別忘了給裘山山點基圍蝦啊。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連連說現在已經不那么讒它了。
基圍蝦的故事還沒完。第二天，高老師劉老師傅老師和教授他們幾個，就一人出了20元錢（沒讓我出），到當時成都最大的農貿市場青石橋，買了兩斤新鮮基圍蝦，60塊錢一斤，用水桶提回來，把我叫去，說讓我吃個夠。我們幾個就在高老師的“貧民窟”里（高老師當時尚未正式調到省作協，暫住在作協圍墻邊上一個很簡陋的小一平房），用清水把蝦一煮，搞了些醋和姜蘸蘸，集體饕餮了一餐。這樣的饕餮進行了兩次，真的是讓我吃夠了，后來再沒那么饞蝦了。
有一次阿來生病住院了，我們幾個就去醫院看他。到醫院門衛不讓進，大概是過了探視時間。我們就指著劉老師跟門衛說，他可是某省長的侄兒哦（劉老師跟當時那個省長長得很像），忽悠了半天，總算讓我們進去了。見到阿來，阿來正老老實實躺在病床上打點滴，但問題不是很大，很快能出院。我們放心了，就開始拿他調侃，胡說八道一番，尋開心。
阿來出院后，暫住在高老師的“貧民窟”調養，我們又去看他。一去我就發現高老師門口的一盆花蔫了，問高老師何故？高老師說，還不是怪窩老師，他每天早上對著那盆花練氣功，把人家的氣采光了啊。這事又成為我們這伙人說笑的一個段子。
這里還有個可以載入文學史的細節，我當時坐在高老師的破舊沙發上，順手拿起放在角落的一摞稿子，一看，是阿來寫的長篇。我翻了幾頁，感覺和阿來以往的小說一樣，語言很有韻味兒，我當時想，詩人出身的就是不一樣。高老師告訴我，阿來的這個長篇已經游走了兩三家出版社了，還沒著落。那時長篇沒現在這么受重視，現在所有出版社跟打新股一樣搶長篇，好像只要是長篇必盈利。但當時屋子里鬧哄哄的，我沒細看就放下了。后來才知，這部被我漫不經心翻閱過的書稿，就是大名鼎鼎的《塵埃落定》。早知如此，我當時就放個話在那兒了：此書必火。留個腳印先。呵呵，
書出版后阿來還送了我一本，他拿到我住的大院門口，給我打電話說，解放軍，出來拿書。阿來一直叫我解放軍，不叫裘老師。有時他會說，解放軍，你好久（什么時候）拿筆軍費出來請我們吃一回撒？我說本來都想請你的，你這么說我就不敢請了。
關于阿來還有一件往事。1995年《青年作家》和《當代》雜志還有《湖南文學》編輯部三家，一起去九寨溝辦筆會。那時我們的親密戰友傅老師已經是青年作家主編了，我們鐵定是嘉賓嘛。我們坐汽車先到阿壩州州府馬爾康，我因為不適應那盤山路，一路暈車猛倒糧食，到達賓館就倒下了，無法進食。在馬爾康接應我們的阿來一看我的慘狀，立馬叫老婆熬了熱稀飯送到賓館給我。我那時有氣無力地躺在床上，看見熱稀飯如同看見親娘一般，吃下去就好多了，第二天便振作起來。雖然阿來同志現在挺著將軍肚忙碌于各種會議，看見俺時常顧不上打招呼，但俺還是要把此事寫入老友記以示不忘。
那次我們在九寨溝玩兒得很開心。說是筆會，全是朋友。那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溝。景美人好，自然快樂。過一個獨木橋時，我們四個（傅老師劉老師高老師加上我）一起站在獨木上上，一字排開做天鵝展翅狀，拍下一張珍貴的照片。此照片我每看每樂，也被沒有去成的易教授和何臺多次打擊，說我們是四個老天鵝。那時的我們雖然已經三十多歲了，但畢竟還很年輕。真是很懷念那個如九寨溝景色一樣清爽的日子啊。
一晃就是新千年。那年我有一個調北京的機會，幾個老友知道后紛紛反對。易教授先說，你跑北京去干什么？那個地方那么缺水，洗一次頭只能分給你一盆水。劉老師說，天天刮那么大風，還不把你吹到內蒙去？何臺說得更干脆：北京你有我們這樣的朋友嗎？你看你那么顯年輕，就是因為有我們這群老友滋潤著你，你去北京馬上就老掉。
我本來就很猶豫，聽他們這么一說，堅決不去啦。
值此歲末，衷心祝愿我的老友們新年快樂，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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