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就業焦慮透視勵志故事
20xx年堪稱中國大學生“就業焦慮年”，畢業生焦慮，家長焦慮，老師焦慮，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焦慮的狀態。馮育芷，北京某名牌大學經管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就是困擾于這種焦慮的一員。
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創歷史新高，達到了699萬，就業簽約率不及三成，不少人稱之為“史上最難就業季”。嚴峻的就業形勢使得“40求職者共居一室，只為離北京更近”這樣的極端案例也屢有曝出。
沒有了師兄、師姐們的“牛運”，馮育芷和他的同學只好到處撞“鳥運”。要么回老家，要么漂在北京。談到自己的求職歷程，馮育芷說：“就差沒把人逼瘋掉。”
現實故事
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游走
馮育芷來自吉林省的一個偏僻小城。父親在他3歲的時候就過世了，母親還下過崗，生活過得“相當不易”。
正因生活艱難，馮育芷更懂得珍惜學習的機會，除了幫母親干點力所能及的體力活以外，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啃書本上。不負重望，馮育芷終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知名高校，成為當地的“高考明星”。
馮育芷以為，從此踏上了改變命運之路，能夠在移動互聯行業大顯身手。但馬上就要走出校門了，投了60多份簡歷，連面試機會都很少有，更談不上簽約，就業之路的艱辛超出了他的想象。
“經常睡不好覺，會半夜3點鐘起來，看有沒有郵件。”他說，“收到一條短信或電郵，都激動得不得了。”這種壓力還傳遞給了媽媽，使她大病了一場。
為了獲得面試機會，馮育芷想了很多招。光簡歷就準備了中英文5個版本，分別有“WORD”和“PDF”樣式，針對不同的企業分類投遞。
他甚至擔心名字偏僻，考官會不認識，要不要改名字？
即便如此用心，他僅有的幾次面試機會，很快就成了“過往煙云”。其中，讓他印象最深的一家企業收到簡歷達6000份。10個面試的，竟有9個是“海歸”，其中有個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畢業的，還有北京戶口，優勢明顯，“真讓人泄氣。”
談到回老家，他說，“誰不想回老家，在這還得呼吸污濁的空氣？”“但問題是資源都過度集中在北上廣，老家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有幾個好工作，拼的都是硬關系。”他說。
馮育芷說，最苦的就是他們這些沒背景的，只好窩在北京，“就是出不去。”
透視就業難
原因一 宏觀經濟減速、體制改革滯后
“因為經濟體制改革遲滯，國有企業的強化，尤其是壟斷企業占有大量資源，導致接納就業多的民營企業弱化，再加上宏觀經濟下滑因素的影響，就業難是必然的結果。”北京師范大學人本發展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寶元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李寶元看來，中小企業在金融危機下步履維艱，有的企業關門大吉，沒有背景的學生又不易進入國有企業，這就縮小了大學生的就業空間。
“各種事實驗證，活在體制內舒服，都往公務員、教師、國企隊伍里鉆，誰還去下海？”李寶元說，和上世紀80年代末大學生敢于下海相比，現在就業方向已經今非昔比。
對此，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孫鳳也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滯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不流通是造成就業渠道變窄的重要因素。“以前經濟增速在8%的時候，就業問題還不明顯，但增速放緩，問題就顯現出來了。”她對記者說。
“今年大學生供給量最大，再加上經濟減速，經濟結構調整，幾個因素疊加就面臨著就業難問題。”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李震對記者說。他說，體制內階層固化，也是減少了就業職位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認為，國有企業大規模存在是導致中國大學生就業難一個重要原因。“這與心理因素有關，特權給每個人的選擇都帶來扭曲。”他說。在他看來，假如都是私營企業，大學生的選擇就會更自然一些，不會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
原因二 教育方向和就業需求“錯軌”
“最大的問題不是大學生真的多了，關鍵是結構不合理。”李震說。
在李震看來，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是供需錯位。他舉例說，擴招最多的是文科生，專業設置不合市場需求。“文科生擴招容易，有個教室，招一些老師就可以了。但理科擴招就沒那么簡單，會受一系列的實驗設備和教學條件的限制。”他說。
孫鳳也表示，結構不合理是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現是，中國第三產業創造出的增加值比例不高，就業機會少，相對來講，還是對勞動力的需求量較大，這就造成了所學非所用的現實矛盾。“擴招不根據市場需要，遲早會引發就業問題。”孫鳳說。
被調查的60%企業反映，應屆大學生到崗工作，實際知識應用率不足40%，且多數學生所學過的知識轉化不出來，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讀到研究生了，還分不清圖和表是怎么回事，這樣的學生怎么用？”李寶元說起來情緒激動。
李寶元認為，中國目前還處于工業化沒有完成的時代，而不是“后工業化時代”，社會需要勤勤懇懇的有一技之長的人，而不是只會坐辦公室的人。
對于大學生學非所用問題，李寶元說，這些年教育定位不清，只是一味地大量生產“產品”，片面追求學歷，乃至造假成風，卻對“產品”的質量、需求一概不負責任。
“教育不重質量，比毒奶粉還可怕。”他說。他調侃道，或許設個“范進博士后”，大概不愁沒地方要了。
原因三 大學生自我定位不清晰
中生北控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人力資源的副總裁姚萍對記者說，他們單位今年招了十幾個人，但沒招應屆畢業生。她解釋說，這是因為用人部門反映，應屆畢業生招進來不一定馬上能干事，要培養1—2年才能適應。“但這個時候，他可能就跳槽走了。”她說，“再加上現在是獨生子女多，期望值高，和實際可能有差距。”
姚萍認為，畢業生就業正處于一個“高原適應期”，需要走一段泥濘的道路，才能走上柏油路。
李震說，有的大學生快畢業了，還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么，對自己的成長路徑不清晰。
“很多大學生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好工作。”李震說。
在李震看來，大學生及時糾正就業觀很重要，“現在已經不是精英教育，大學生已經成為社會普通的勞動者。”他說。
“一個大學生聽他媽說，上大學就是要當官，不被人欺負。這樣的就業觀怎么會不出問題？”李寶元說，這種就業觀折射出價值觀的扭曲。
成功之道教育集團董事長張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大學生從校園走上職場，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自我認識，對自己的`薪酬、行業選擇、發展空間等缺乏清晰定位。
大學生職業設計模糊與準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市場配置成功率。據國內各大城市人才交流會統計，多數學生參會都有一種“趕集”的感覺，沒目標，全憑碰運氣，結果造成了有意向的沒信心，有信心的準備不足，大學生交流會對接成功率一般只在30%左右。
“如果及時做一個自我澄清，職業方向明確，就業的機會肯定會多。”張冉說。他說，香港從小學教育就開始做“我是誰”，以后在不同階段反復訓練，，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認清自我，增加自我效能感和社會責任感。
“否則，個體遇到問題總是外歸因，甚至造成人格障礙，這也是一個當今社會煩躁、焦慮的原因之一。”張冉說。
解決方案
需刮骨療傷做“大手術”
對于大學生就業問題的解決路徑，盡管專家們給出的方法不一，但他們的核心觀點一致：必須重塑大學生的就業觀。要做到這一點，國家須在多方面動“大手術”。
李寶元認為，教育必須回歸本質，那就是讓學生“成人”。因此，教育須分層次，各級教育應各負其責。基礎教育屬于公共服務，應由政府負責投入財力，徹底解決上學難和教育均衡問題。大學教育則應該是個人的事，屬于市場范疇。現在的大學就像80年代的國企，占有著大量公共資源，但卻不能生產滿足社會需求的合格產品。
“所以，改革已經到了一個最關鍵的時候。”李寶元說。“從現在開始，國家不再給大學撥款，看學校能不能活下來？”他說，“一定要相信學校的自我發展潛能，相信群眾的力量和智慧，要走群眾路線。”他強調說。
孫鳳則主張，大學教育應按學科分類，建立多元化考核評價體系。如，有些學科是基礎學科，偏向理論，可以通過學術成果進行評價。而有些專業，偏向操作，就應考核就業指標。
孫鳳認為，改變學生的就業觀，需要淡化體制內、外的差異。要多渠道創造就業機會，給大學生就業一個流通的渠道，讓他們對未來有所希望。“否則，如果把他們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可能會讓他們走上社會的反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應再推遲退休的年齡，擠占大學生的就業空間。”孫鳳說。
李震也認為，從當前看，應抓緊為大學生創造就業平臺，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創造就業機會，如社區服務等。從長期來看，應轉變政府職能，改變體制內、外嚴重分化的現狀，改變一考定終身的體制，建立起職場之間的流通渠道。
張冉認為，從根本上解決就業難，必須從根上抓起，從小學開始，進行“教育創新”，把心理學教育全方位植入教學內容，培育學生的心理資本，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樂觀、堅韌等核心要素。
“一個人有了這些要素，就業就是個體選擇的問題。”他說，從宏觀經濟上看，行業有朝陽和夕陽之分，但對于個體來講，就沒有這個區分。他舉例說，宗慶后賣礦泉水同樣可以做到億萬富翁。
“有了這樣的理念，北大學生賣豬肉就不會成為新聞。自己做選擇，知道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張冉說。
談到如何植入，張冉說，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把心理教育落到實處。勞動部這些年已經培養了一大批心理咨詢師，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就可以直接實施。“花這些錢，比花在什么地方都值得。”他說。
“如果真做到這一步，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張冉說，“人際溝通、團隊精神、責任心、目標，這些都是貨真價實的正能量。”
“有了這些，我們才敢說，中國未來的競爭力，希望在教育身上。”張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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