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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權的分類及建立基礎
導語：豁免權又稱律師豁免權，它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法律賦予辯護律師所擁有的拒絕就其執業行為所得知的委托人有關事項向司法當局作證，以及不因其正當執業行為而為的言論及行為受到相關法律追訴與制裁的權利。它包括作證豁免權和責任豁免權。
具體分類/豁免權
豁免權就適用主體之不同，可分為司法豁免權、議會豁免權、外交豁免權、元首豁免權…等，依其豁免內容區分為刑事豁免權、民事豁免權及行政豁免權，通常較受人注意的豁免權為刑事豁免權，即因憲法上或國際條約(例如：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明定，受有此豁免權之人或團體，不受刑事追訴、無出庭作證之義務。
司法豁免權是給予法官或行政官豁免民事責任;議會豁免權又稱言論免責權，即議會豁免權，給予國會議員可以自由討論議題;外交豁免權內容包含刑事裁判之豁免，可不受駐在國刑事追訴，且享有行政與民事豁免，不受強制執行及處分;元首豁免權指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為刑事豁免權之一種。
綜上，享有刑事豁免權的種類有外交豁免權及元首豁免權兩種，其他豁免權的內容并不包含刑事豁免。
內容與限制/豁免權
(1)辯護律師有權就其在其執業活動中所知悉的當事人有關事項及有關交流，拒絕向司法機關作證且不受法律追究。賦予辯護律師作證豁免權是世界各國的慣例，但為了避免權利濫用，各國在不影響律師履行職責的基礎上也對該權利做了必要的限制。例如律師與其當事人之間的交流是為了實施一項犯罪或是欺詐，那么該律師不享有作證豁免權。
(2)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言論，不受法律追究。在此，“言論”一詞應作大擴大理解，即不僅包括口頭發言，而且包括諸如辯護詞、辯護意見等書面發言材料。此外，以作為與不作為方式表達出的言論表示，也應歸入此范疇。但辯護律師發言若存在詆毀憲法，唆使他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藐視法庭、侮辱、謾罵他人之行為則不在此列。
(3)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向有關司法機關提供或出示的文件材料失實的，只要不是故意偽造，不受法律追究。若辯護律師故意偽造有關文件材料構成犯罪則不屬豁免權保護范圍，應按偽證罪予以處罰。
(4)在刑事訴訟過程，辯護律師的人身權利與人身自由及執業活動受法律保護，任何司法機關不得對其采取拘傳、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
建立基礎/豁免權
刑事訴訟法
中國自恢復律師制度以來，在賦予律師何種執業權利及權利保障，如何規范律師依法執業，一直是立法與學術界討論的話題。一方面我國現有法律對律師執業權利規定太少，限制過多，另一方面對律師執業過程中產生的責任問題缺乏相關規定，無據可依、無可適從，使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存在著尷尬的局面。在這個問題上，有必要借鑒西方經驗，引進豁免權制度，切實保障辯護律師依法履行職責。 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深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建設現代化法治國家已被上升為憲法性綱領。建立訴訟民主、文明的刑事法治，保障廣大公民的人身及財產等各項權利，已是迫在眉睫，而作為現代刑事訴訟的主要組成之一的辯護制度更首當其沖，雖然在憲法及刑事訴訟法等多部法律中規定了辯護制度的有關內容，但對豁免權缺乏規范，“無救濟即無權利”，使中國的辯護制度不夠完善。總而言之，在社會不斷進步、經濟飛速發展、人民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的今天，建立豁免權制度確有必要性。
建立與完善豁免權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公民的人權是所有權利之中最為根本的權利，也是最為神圣的權利。刑事訴訟作為國家主導下的司法活動，直接關系到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權。現代刑事訴訟不僅追求實體公正而且追求程序公正，尤其后者更可以說是整個刑事訴訟的靈魂。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程序公正，實體公正根本無以談起。實現程序公正的最好途徑莫過于建立程序對等機制，實現控辯雙方權利的平衡。沒有制衡的權利，必將導致權利的濫用;而沒有保障的權利，也必將導致權利的失衡。給予控辯雙方同等的法律保護，同等的機會，尤其對代表個人的辯護律師的名權給予充分的權利，保障以實現訴訟民主，保障人權之目的。
建設完善豁免權的法律基礎
中國立法中雖然沒有豁免權的直接規定，但中國參加國際條約以及中國憲法及有關法律卻為豁免權的建立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1)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規定
中國政府于90年代起陸續加入一系列有關保護人權的世界公約，其中對于刑事司法領域更為重要的是于1998年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在第14條[民事和刑事審判中的程序保障]第三款中規定：“在判定對其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乙)有適足時間與便利準備辯護并與其自己選擇之律師聯系(丁)出席受審并親自為自己辯護或經由其自己所選擇之法律援助進行辯護……”由此可見，基于“法律的正當程序”這一傳統原則，該公約將刑事受指控者有權獲得辯護作為刑事審判中的最低限度保障，上升到公法的高度。第26條[平等權利]規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并且有權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這方面，法律應當禁止任何歧視并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和有效的保護。
以上兩條規定，對中國加強對犯罪嫌疑人、被告辯護權利的保障，消滅對辯護律師不合理的職業歧視與執業限制有重大理論意義。更加具有指導意義的是，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了《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該原則在開頭開章明文地指出制定目的是“充分保障人人都享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無論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或是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要求所有的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員提供的法律服務。”“鑒于律師專業組織在維護職業標準與道德，在保護其成員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權利，在向一切需要他們的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及在與政府和其它機構進一步推進正義和公正利益的目標等方面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是該作用原則在《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世界公約》規定的基本準則的基礎上，對辯護權的行使及辯護律師權利保障作出了進一步規范。如第1條再次重申了“所有的人都有權請求由其選擇的一名律師協助保護和確立其權利在刑事辯護的各個階段為其辯護。”第16及第20、22條對律師的豁免權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能夠履行其所有職責而不受恫嚇，妨礙或不適當干涉……不會由于其按照公認的專業職責、準則和道德規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動受到或者被威脅會受到起訴或行政、經濟或其他制裁。”“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它法律行政當局之前所發生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各國政府應確認和尊重律師及其委托人之間在其專業關系內所有聯系和磋商均屬保密。”以上規定，清晰而明確規定了律師豁免權及其相鄰權利的內容，對中國的國內立法提供了極好的借鑒與參考。
(2)憲法及有關法律的規定
中國憲法及有關法律中都有關于建立豁免權制度的法律規定。豁免權雖然是賦予辯護律師的職業特權，但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以達到懲罰犯罪、保障人權的基本目標，兩者可謂是殊途同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二章詳細規定了公民一系列基本權利。如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的自由”，第3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7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等……這些都是辯護權及豁免權存在的憲法性基礎。而憲法第125條規定的“被告有權獲得辯護”則是豁免權存在的直接依據。
眾所周知，辯護權的實現不外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行使或通過其辯護律師協助行使兩種途徑。因絕大多當事人缺乏法律專業知識而辯護律師受過專門的培訓，辯護權的最有效行使莫過于辯護律師的辯護活動。但如果不賦予辯護律師有效的豁免權，律師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就不能有效履行職責進行辯護，而法律所規定辯護權只能是一紙空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30條第二款規定“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的，其辯論或辯護的權利應當受到依法保障。”第32條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第33條規定“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和當事人的商業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以上三條規定已包含了豁免權部分內容，建議立法機關予以完善，以構筑完整的豁免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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