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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禮與法
法治的希望就在于我們學會把一個人當作抽象的個體人看待。同時,當我們堅守自己的家園,明白自己的身份時,法治才是有根的。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白鹿原上禮與法，歡迎閱讀與收藏。
白鹿原上禮與法
陳忠實先生嘔心力作、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白鹿原》拍成電視劇播出,是許多人期盼已久的。一部《白鹿原》就是一部鄉土社會從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裂變的苦難史,更是一部民族秘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觀念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傳播。然而,鄉土社會生活的原生態并沒有隨之消失。劇中,素有“仁義村”之稱的陜西關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它具有鄉土社會治理的完整要素和結構:族長、祠堂、鄉約、學堂。
族長是鄉民的最高權威,要求德行好,辦事公道,能為族人利益考慮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白鹿村的族長白嘉軒就是這樣一個“腰桿挺得很直”的人物,在傳統道德觀下已近乎完美,令人敬畏。祠堂是供奉先祖、祈求先祖保佑、尋找身份歸宿的地方,也是族人重大事項議決、執行族規家法、彰顯族長權威的地方。白鹿村的祠堂就是這樣一個神圣、神秘的地方。鄉約就是族規家法,是傳統儒家禮教的體現和載體。白鹿村的鄉約對村民日常行為進行了詳盡規范,要求所有村民都能爛熟于胸、嚴格遵守。學堂是傳授子孫后代傳統禮教、典籍的地方,是傳遞文化基因的地方。白鹿村的學堂設在祠堂的隔壁,去學堂必先經過祠堂,學堂與祠堂的功能息息相關、相輔相成。總之,在白鹿村,族長、祠堂、鄉約、學堂四位一體,凝聚著世道人心,穩定著鄉土秩序。
然而,千百年來的白鹿村秩序在“交農”事件、“圍城”事件、國民革命、農民運動、國共分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年饉與瘟疫等一系列重大社會事件和自然災難的影響和沖擊下,雖頑強對抗但也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其變異的歷程。其中最根本的挑戰就是共產黨人提出的“自由”“平等”觀念。
概括地講,傳統鄉土社會秩序的核心規范就是“禮”,具體表現為“孝道”和“婦道”。作為子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盡孝,子女的婚姻由父母決定,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傳宗接代是子女應盡的義務。作為女人,最基本的要求是遵守“婦道”,嫁人要明媒正娶,在夫家要相夫教子,從一而終,生為夫家人,死為夫家鬼。
通過“孝道”和“婦道”,傳統社會形成了男女有別、長幼有序這樣一種以身份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父權為最高權威的等級秩序。在《白鹿原》中,田小娥之所以不被族長接受,不能進入家譜,被當眾施刑,并且死后還要被壓在塔下,就在于她和黑娃的結合“不明不白”,是一個不遵守“婦道”的女人。這樣的女人擾亂了人心,影響了整個村的生產力,成為了白鹿村的“禍害”。而作為鹿兆鵬之妻的鹿冷氏,任憑鹿兆鵬如何冷落她,也要堅守婦道。為了保持“婦道”,作為其父的冷先生,甚至不惜下重藥使其變為啞巴。最后她上吊自殺以保全名節。對于傳統價值觀下的正反兩個典型,共產黨人卻持相反的觀點。鹿兆鵬、白靈肯定黑娃和田小娥的結合,贊賞這是“自由戀愛”,而把鹿冷氏看作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
就孝道來說,電視劇中不斷出現的子女給父親洗腳的細節詮釋著今天已經非常稀缺的孝道。然而,為了打破一個存在剝削、壓迫的舊世界,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共產黨人鹿兆鵬、白靈不惜與父親反目、遠走他鄉,割舍了天倫之樂。如果說鹿兆鵬、白靈代表的是主動尋求救國救民真理和道路的共產黨人,那么同樣敢于沖破家族禮教枷鎖的黑娃,代表的則是在黨的影響下試圖翻身作主的底層人。
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破”與“立”之間。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不應固守建立在自然經濟和熟人社會之上的鄉約禮治,而應注重以自由、平等、人權為價值核心的契約、法治。然而,在存在著熟人社會狀態的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契約精神、法治精神又該如何落地生根?
從電視劇《白鹿原》里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并非我們傳統文化里的東西,它與傳統的家族禮治是相沖突的。二者沖突的根本在于,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起點和基點是剝去一切身份和血緣關系的抽象的個體人(包括法人),其社會關系的基調是一種橫向的平權關系。只有以這樣的人和社會關系為前提,才可能存在市場、契約和法治。而家族禮治的起點和基點則是一個具有家族或集體身份的人,每個人基于其在家族或集體中的身份而進行交往,其社會關系的基調是一種縱向的隸屬關系。法律面前講人人平等,但家族里講人人平等卻是不適宜的;家族里人與人之間也不會大談自由和人權,更多強調的是身份和責任。
也許,法治的希望就在于我們學會把一個人當作抽象的個體人看待。同時,當我們堅守自己的家園,明白自己的身份時,法治才是有根的。內涵了自由與身份的“白鹿原”終將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白鹿原上禮與法
小說家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作于1990年代初，曾獲“茅盾文學獎”，乃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的故事與傳統儒家文化的關系不淺。尤其書中主角“朱先生”，原型即為清末關中大儒牛兆濂；由族長“白嘉軒”引入、白鹿村人人誦讀的《鄉約》，原是北宋關學代表呂氏兄弟的老物件。這方面，陳忠實創作手記《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卞壽堂專著《〈白鹿原〉文學原型考釋》，已經說得很清楚。
《白鹿原》因為與近世中國人普遍的儒家生活方式建立了廣泛聯系，從而能越出關中，在南北各地產生共鳴。耕讀傳家，勤儉自足，孝悌忠信，以祠堂為神圣空間，以書院為智慧之所，乃至聚族而居、小農生產，等等，無不是明清以迄民國時期全國性的圖景。一言以蔽之，即儒家禮教背景下的中國近世鄉土社會。到了白鹿村的新世代（白孝文、鹿兆鵬、黑娃一代），或留守，或投身此起彼伏的革命，以及最后書院之廢棄，朱先生之被剖棺，則是對禮教式微、傳統文化遭難的一個內涵相當完整的敘事，同樣反映了全國同步的真實歷史�！栋茁乖肪硎鬃髡咦园字Z，“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確未虛發。
儒家關學殿軍牛兆濂，關中民間傳頌的“牛才子”，白嘉軒口中“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所保守的文化傳統具體說是程朱理學，即由北宋五子開拓，閩中朱子集成的道學�！栋茁乖防�，朱先生談理論的時候不多，經常跟弟子講的話是“學為好人”，又說：“讀書原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無一不是欺世盜名�！贝祟愓f辭，是正統的道學之教。清末，今文經學驟興，急于用世，假設把朱先生設定為今文經學之儒如康有為，而非道學牛兆濂，說的話就會大不一樣。
近世儒門諸派系，崇禮教莫過于道學；關中禮教土壤深厚，離不開學人對道學的超常堅守。自北宋張載開山，關學就重禮。眉縣張載以禮立教，究心于周孔禮學之因革。藍田呂大鈞創《鄉約》，兄弟四人推行于鄉。他們與宋儒司馬光、二程，直到朱子定《家禮》、增損《呂氏鄉約》等，共同完成了儒家從貴族之禮到庶民之禮的制訂和試行，從而才有了后世浸潤全社會的“封建禮教”。《白鹿原》里的宗族、祠堂、族譜、家訓、鄉約、書院、義塾等一系列東西，淵源在此。
《白鹿原》的偉大之處便在于，20世紀以來被批倒的“禮教”在小說里得到正面觀照。評論家雷達指出：“《白鹿原》的思想意蘊要用最簡括的話來說，就是正面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培養的人格，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保ɡ走_《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陳忠實發現了白嘉軒這樣一個人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人格代表。同時，陳忠實尋求價值中立的敘事，呈現一個個自然自在、遵循自身邏輯的中國人，由善惡自現，因此舊式精英代表朱先生、白嘉軒，其正面人格形象具有充足的說服力，沒有強加的痕跡。寫壞人、怪人容易，寫正統的好人難，而陳忠實卻寫活了好人、正人白嘉軒；挑剔的現代讀者可能不喜歡白嘉軒，卻不能不敬重他。被打倒近百年的“封建家長”，重新站了起來，并且大氣凜然。這是陳忠實的獨到之處，奠定了《白鹿原》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白鹿原》甚至對儒家的禮教倫常思想有補益之功。小說大篇幅表現了白嘉軒和他的長工鹿三的關系，而雇傭關系是儒家過去的三綱五倫不講的，卻是近世社會不能忽略、現代社會極為重要的一種固定人際關系。作為地主財東，白嘉軒仁義，不僅絕不欠薪，還處處為工人著想，與鹿三一張桌子吃飯，讓女兒認作干爹；作為工人，鹿三本分盡職：“這是一個自尊自信的長工，以自己誠實的勞動取得白家兩代主人的信任。”白嘉軒和鹿三之間平等的、兄弟般的情誼，顛覆了20世紀把“封建”雇傭關系當作剝削乃至奴役關系的主流書寫，在具有影響力的文藝作品中，陳忠實也許又是第一人。白嘉軒之善待雇工，合乎他的做人哲學和性情，是其內在仁義道德的自然發用；本分的鹿三同樣如此，沒有上過學，情感笨拙，但足夠忠厚。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之外，陳忠實以他對歷史和現實生活生產秩序的老到觀察，留下了或許可以稱為第六倫的雇—傭有義（或勞—資有義）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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