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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教版小學六年級下冊音樂教學計劃（通用18篇）
魯迅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顯示了他對文學 形式 的選擇與創(chuàng)造。狂人發(fā)現(xiàn) 吃人 真相,是一種哲人的反思過程。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關(guān)于狂人日記的3000字讀后感，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狂人日記讀后感3000字一
《狂人日記》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現(xiàn)代白話小說。令人驚異的是，這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上具有開山意義的作品，已經(jīng)顯示出極其成熟的特色，使后來的許多研究者為之傾倒，究其原因，除了魯迅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外，我們也無法不嘆服于先生的天才。
下面，我將對《狂人日記》進行個人化的解讀，其中自然有偏頗之處，然而作為一位讀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權(quán)力。
翻開《狂人日記》，首先進入讀者視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界”。這個狂人臆想的世界，是通過“常人視角”敘述出來的：狂人發(fā)病棗旁人側(cè)目棗家人延醫(yī)救治棗狂人復(fù)原。這一層的意思凡識字者均可以解讀出來，因為在小說的“序”中清楚地交待了：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xiāng)，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lián)絡(luò)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yī)家研究。
通過常人視角，我們可以合理地解釋狂人眼中他人對其的“迫害行為”。比如小說的第一節(jié)中狂人記道：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張著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根，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因為得知狂人發(fā)了狂，因此大家對他有些害怕，并且議論他的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的.眼里，卻認定是大家謀劃好了，要害了他了。
再如，狂人的大哥請了醫(yī)生來給狂人診治，開了藥，囑咐大哥趕快給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的眼里，卻是這樣的情形：
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吃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fā)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有了這些描寫，于是我們得到一個完整的符合邏輯的故事：一個年輕人由于腦筋出了毛病，因此疑神疑鬼，臆想所有人都在對他進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之后由于醫(yī)生的治療年輕人的瘋病治愈了，重新進入了正常人的生活軌道(赴某地候補矣)。我們所看到的“狂人日記”就是這樣一個醫(yī)學上的病例的記載。由于魯迅曾經(jīng)學習過醫(yī)學，并且護理過患精神病的家人，因此這份“狂人日記”模擬得十分真切、詳盡。
以上是對《狂人日記》的第一層解讀，然而大多數(shù)人都可以很輕易地透過病例的假象，看到魯迅以象征的形式對封建傳統(tǒng)所進行的批判棗在這里，我將它作為我的第二層解讀，即狂人“狂行下的表層批判”。
當我們以“狂人視角”對作者筆下的世界進行關(guān)照時，我們就開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傳統(tǒng)”殺人、吃人的罪惡棗周圍人無法容納清醒者開始對他進行迫害：加之“瘋”的罪名棗狂人重新屈服于惡勢力，同流合污(或被吃)。
這是在《狂人日記》發(fā)表的當時和以后，大多數(shù)評論者所解讀出來的共同結(jié)果。在這種解讀中，出現(xiàn)了一個時代化的批判對象：“傳統(tǒng)禮教”----這正是新文化運動著力批判的對象。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此為自己批判的焦點，是無可置疑的，而且也的確是魯迅當時的創(chuàng)作目的，在作品中，也用狂人的自白清楚地昭示出來：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另外，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
正因為有了這種共同的解讀，《狂人日記》才被作為“五四”啟蒙運動的一個文學范本，通過它，新文化運動的倡導(dǎo)者們打起一面大旗：“救救孩子”!
然而一個文本在它被創(chuàng)作完成之后，便脫離了作者成為獨立存在的事物，因此在不同的時代中，不同的讀者將會有不同的解讀出現(xiàn)。正如世紀末的今天，在我的眼中，《狂人日記》可以解讀出的第三層意義：這就是狂人“對人類的深層批判”。
依然是通過“狂人視角”關(guān)照周圍世界的真相：敢于對世界和人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發(fā)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提防、傾軋、殘殺，并且已經(jīng)成為一種難以扼止的惡性循環(huán)：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于是狂人呼吁人類和睦相處：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guān)頭。
然而：
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jié)成一伙，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絕望當中狂人吶喊、呻吟，發(fā)出“救救孩子……”的絕望之音。
對人類整體的批判也許并非魯迅創(chuàng)作時清醒的本意，但狂人眼中的常人世界卻具有廣闊的共時性和世界性，因而其批判便決不僅止于五四前的中國國民而可以延伸到整個人類;其批判所指的人類劣根性也不是僅僅消滅“封建文化制度”并可以根除----也許它本就是人類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一個分子，永遠無法消除，并將在最終導(dǎo)致人類的自我毀滅。這征兆，我們在今天已經(jīng)可以看出：可以將地球毀滅幾千次的核武器、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的對地球的污染、因人類道德淪喪爆發(fā)出來無法治愈的世紀疾病“愛滋”……魯迅正是因為看到了人類的這種難以根除的劣根性，因此才感到深深的絕望，“救救孩子”的呼聲之后才不是一個“感嘆號”而是“省略號”。在他看來，這呼聲儼然如將封閉在無法打破的鐵屋子里的將死之人喚醒，使他們感到無法解脫的痛苦。
然而魯迅始終是一位直面現(xiàn)實的勇士，即使他內(nèi)心中已經(jīng)感到絕望卻仍然站起來進行絕望中的反抗。而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滅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已經(jīng)有人在呼吁保護地球、建立綠色家園，有人在“以筆為旌”，尋找人類的終極價值……雖然這呼聲十分微弱，但卻令人看到了人類世界的最后曙光。
狂人日記讀后感3000字二
四千年的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而字縫中透出來的卻是“吃人”。
幾句話使得這篇短短的小說的作者一夜之間成了現(xiàn)代中國最出名的小說家、思想家之一。這段話被反對禮教的人們寫在標語牌上，做成刀槍彈藥，向中國的道德傳統(tǒng)，向維護這些傳統(tǒng)的人們，展開了一場史無前列的，曠日持久的，不惜代價的，無比殘酷的戰(zhàn)爭。但是，通過前邊的分析我們知道，作者的矛頭并不是直接指向“仁義道德”的，他甚至繼承了禮教中很關(guān)鍵的學說，并把它極端化了。今人對“仁義道德”與“吃人”的理解完全是對原文的誤解。作者自己對這個誤解也負有很大的責任。他有意拿“仁義道德”與“吃人”并提，無非是要“一語驚人”。后來大家都錯誤地理解，作者因而成了運動的“旗手”，也不好意思再來解釋了。所謂“時代造英雄”吧。
學術(shù)界多認為，五四新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魯迅塑造了一位徹底的不妥協(xié)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認為，“狂人”形象豐富復(fù)雜、蘊藉深厚毋庸置疑。但這個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備徹底性與不妥協(xié)性。恰恰相反，魯迅的憂憤深廣，正是通過一個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強行剝奪自由思想獨立人格而致“狂”，進而刻畫了傳統(tǒng)勢力和禮教連“迫害妄想”癥患者病發(fā)時的種種表現(xiàn)都不容許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與傳統(tǒng)文化系統(tǒng)居然將“狂人”治“愈”，將原來與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對者馴服為其忠順的維護者與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義“吃人”的兇殘、虛偽與“高明”，制度與文化體系的根深蒂固與頑強，從而警示改革者必須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具備堅強的心理素質(zhì)。
在魯迅的《狂人日記》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之作，研討評析《狂人日記》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的今天，再來“重讀”它，還有什么新意嗎?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個世紀，人們多認為《狂人日記》“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惡”，是“一篇徹底反對封建主義的宣言書”，是“第一聲偉大的‘吶喊’”。①這個結(jié)論毋庸置疑。幾乎所有的學者與讀者都認為《狂人日記》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主要是通過對“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現(xiàn)出來的，這也屬于不容爭辯的藝術(shù)真實。問題在于，“狂人”形象的特質(zhì)究竟何在?魯迅到底如何通過這個形象來反封建制度及其整個文化體系的?
“狂人”在未“狂”之前是個什么形象，抑或說他的表現(xiàn)如何?《日記》沒有直接記錄。讀者只能從他致狂發(fā)病時，對自身“迫害妄想”的“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記中，推導(dǎo)出一個具有強烈反傳統(tǒng)思想的知識分子，曾經(jīng)存在過的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整個思想文化體系的思考與反叛的軌跡。關(guān)于這一點，專家學者們早就注意到作品是通過“狂人”的感覺與心態(tài)描摹，采用現(xiàn)實主義與象征主義相交融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法，表現(xiàn)了“狂人”未“狂”前對于自己充滿殺機的生存空間，現(xiàn)實生活中普遍的“人吃人”現(xiàn)象，歷史傳統(tǒng)中“易子而食”、“食肉寢皮”的記述，并將此提升到精神文化的層面上，作過反反復(fù)復(fù)的痛苦的思考。在迷狂狀態(tài)中，他考問反省自己，猛然覺察到自己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狂人”在已狂的迷亂中折射著某些未“狂”前的思考，從—個特定的角度，反思了全民族源遠流長的“四千年吃人履歷”，意識到宗法制度的正統(tǒng)文化滿本滿篇都在教誨“吃人”;徹悟到“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充當著“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若想正視現(xiàn)實改過自新，即刻就會被“大哥”一類主宰家庭統(tǒng)治社會的權(quán)威人物所制裁，更會遭到趙貴翁、古久先生、陳老五、老中醫(yī)、青年人、打孩子的女人、甚至“給紳士掌過嘴”、被“衙役占了他妻子”、“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等等普通國民的憎恨反對。他渴望民族吃人的歷史不再延續(xù)，沒有吃過人的孩子們不再吃人與被吃，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這是一種孤獨的熱切的戰(zhàn)叫，正是在上述充滿個性特色人格魅力的基礎(chǔ)上，“狂人”未狂之前就完成了對中國傳統(tǒng)的所謂仁義道德、綱常名教、家族制度在精神文化層面上前所未有的揭露與批判。“狂人”這種對于全民族“吃人”履歷的反思，無疑折射出魯迅本人在五四前夜對于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糟粕的否定，折射出他對“吃人”的惡習之所以能夠世世代代流傳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國民劣根性的解剖與自省的光芒。而“救救孩子”的呼喊盡管孤獨而又空泛，但畢竟吶喊出了一位思想界斗士的滿腔悲憤與對于未來的向往!就這層意義上說，“狂人”是一位以狂亂的曲筆寫成的反封建的戰(zhàn)士，“救救孩子”是振聾發(fā)聵的“吶喊”，的確當之無愧。魯迅在《狂人日記》發(fā)表后在與許壽裳談及其意義與影響時，不無自豪地說：“……后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fā)現(xiàn)，關(guān)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②因為這種“發(fā)現(xiàn)”對于民族的'覺醒關(guān)系甚大，吶喊就不能僅此一聲;正因為這種省悟當時同知者寥寥無幾;吶喊更不能就此打住!所以，“從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③，據(jù)此，將“狂人”譽為五四新文學人物長廊里第一位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形象是絕不為過的。
二
在充分肯定“狂人”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質(zhì)作了深刻的揭露與激烈的批判的同時，我們亦無須過分地拔高他的“徹底”與“不妥協(xié)”性。恰恰相反，今天深入研究“狂人”這個形象，我們倒應(yīng)該注意剖析他反封建的不徹底性與妥協(xié)性，從而發(fā)掘這個形象更深沉的內(nèi)涵與意蘊。
實際上，提醒廣大讀者要對“狂人”的形象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首在魯迅先生本人。
1919年，魯迅在同朋友談起《狂人日記》時說：“《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shù)上說，是不應(yīng)該的。④
1922年，魯迅在回憶做小說的緣起時，將《狂人日記》比喻為“鐵屋子中的吶喊”，并且清楚地復(fù)述了他本人曾有的疑問：“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被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衰。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⑤
1927年，魯迅在回顧“狂人”這個藝術(shù)形象時，他感慨道：“總而言之，現(xiàn)在倘再發(fā)那些四平八穩(wěn)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⑥
這些既可以看作為魯迅這位大思想家的虛懷若谷，然而亦未嘗不是肺腑之言。
就“狂人”的思維來論他發(fā)病前對于封建宗法制度，特別是對于封建文化體系弊害的解剖與思考，應(yīng)該確認它前所未有的猛烈與深刻;所謂“吃人”的“發(fā)現(xiàn)”也的確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精深之見。套用青年學者摩羅的話來說，在“狂人”這個形象的內(nèi)涵上，幾乎集中了中國悠久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在中國近現(xiàn)代之交的衰亡過程中，能夠被敏感的思想家所感受到的全部信息與精神痛苦。“狂人”留給這個精神世界的啟迪，主要是人格意義上的警示：在國民都習慣成自然地放棄自我尊嚴、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卻有一位“狂人”沖天吶喊，讓思想從幾千年無形而又堅固的牢籠中突決而出，高張反叛的大旗，這個意義絕非止于對家族制度與禮教的挑戰(zhàn)⑦。近一個世紀來，我們對“狂人”評價的盲點或誤區(qū)，其主要原因蓋在于對其形象內(nèi)涵的觀照與發(fā)掘缺乏“準星”所致。
近年來，有些魯迅研究學者通過追本溯源，得出從魯迅26歲寫作《文化偏至論》，提出“立人”的思想觀點，到魯迅37歲寫作的《狂人日記》譴責“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時代的誕生，這里所謂“人”的思想與概念，都是從西方人道主義思想文化體系中提煉出來的倫理價值觀念⑧。這個論斷，大致不錯。這在作者魯迅本人也曾在后來回憶起以《狂人日記》為起點的五四新小說時，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933年3月5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1935年3月2日)》等文章中，對這種借鑒予以確認。但正如筆者前面提到的，魯迅的這種借鑒，顯然屬于拿來主義為我所用而非照抄照搬，由于作品的大背景始終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統(tǒng)對于國民的迫害與毒害;國民普遍喪失了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甚至將維護自己人格和思維權(quán)利者視為異類，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幫兇參與宰割自己的同胞，這就充分暴露了民族精神的弊端和國民的劣根性。因此“狂人”這個形象，分明是飽含中國近現(xiàn)代之交思想家特色的藝術(shù)形象。
現(xiàn)在，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一番“狂人”反封建的不徹底性與妥協(xié)性。
首先，“狂人”未“狂”前，絕不是一位心理素質(zhì)堅實完備的思想家。誠然，以一個曾經(jīng)力圖維護自已的人格尊嚴與獨立思考權(quán)利的思想家與歷史悠久毒素深遠的傳統(tǒng)文化系統(tǒng)相對抗，彼此實力是不成比例的。個人向全社會全民族作精神抗爭，絕無取勝的可能。然而，心理素質(zhì)堅實完備的戰(zhàn)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至于因制度的禁錮與迫害而致狂。魯迅將“狂人”的心理刻畫得非常精細，其效應(yīng)，一方面在于對制度及其文化黑暗與頑強的揭露;另一方面在于他對“狂人”不堪重壓的軟弱心理的批評。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孫中山、徐錫麟、黃興、秋瑾、鄒容等人，哪一個不是一息尚存，奮戰(zhàn)不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呢?哪一個不是畢生堅持著堅定不移的斗志和清醒強悍的心態(tài)呢?
其次，“狂人”企圖勸轉(zhuǎn)“吃人”者改正“吃人”惡習，既希望強勢者不再吃人，也希望弱勢者不再互吃。這顯然是幼稚的想法和妥協(xié)的行為。曾經(jīng)有人指“狂人”這種幼稚與妥協(xié)，系“五四”時期魯迅的“和平進化”的思想缺陷所致⑨。其實，魯迅在寫“狂人”勸轉(zhuǎn)言行懇摯激切的同時，也寫了“狂人”勸轉(zhuǎn)言行的無效與失敗。因此，狂人的勸轉(zhuǎn)言行并不是“魯迅當年的思想見解”⑩，而恰恰是魯迅對于“和平進化”這種曾經(jīng)有過的思想觀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時期的重新思考嚴厲解剖與徹底否定。
再次，“狂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統(tǒng)挑戰(zhàn)的第一個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強大傳統(tǒng)勢力的自由意志與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無愧色地譽為“前無古人”，但這里終究沒有形成一個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終究不屬于任何一種學說的原創(chuàng)者。當他無比痛恨黑暗否定現(xiàn)實時，他卻沒有能力展示一條走向?qū)淼那袑嵉耐緩剑枥L一幅召喚未來的新美的畫卷。難怪幾年之后魯迅反思《狂人日記》，自然會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吶喊之“空空洞洞”了。
最后，一個繞不過去的“坎”，乃是“狂人”身體復(fù)原后的“赴某地候補”。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開始，中經(jīng)被迫害致狂，留下“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記二冊”，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過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歸宿，委屈求全，拋棄致狂前的思想立場和原則。這個關(guān)鍵問題往往被許多論者所回避，其實《狂人日記》的“憂憤深廣”恰恰最終寄寓在這里。中國歷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顯著的特色與最終的目的是培養(yǎng)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從，無條件的服從。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別人，恐怕同時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被吃”。但宗法制的核心乃是等級制，一級制馭一級，最低等的奴才也可凌駕在他的老婆及兒子(候補奴才)之上。久而久之，人人麻木不仁，安于現(xiàn)狀。即使看透了現(xiàn)實制度與文化弊端的正直善良明智者，也對這種鐵屋子中的嚴密得沒有一點漏洞的等級制無可奈何。思想文化史上敢于反抗這種等級制的志士仁人并不少，但鮮有堅持到底取得成功者。這在魯迅1925年發(fā)表的《燈下漫筆》中，作過極為精辟的分析。推翻這種吃人的制度，蕩滌維護這種制度的思想觀念，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觀念的改革，其艱難非物質(zhì)建設(shè)可比擬。因此，治愈“狂病”之后的“狂人”，若要求得肉體繼續(xù)生存下去，就得徹底放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權(quán)利，否則就得重新回復(fù)到狂態(tài)中去，“靈”與“肉”二者必選其一。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對于其子民來說，不是用軟刀鏤空他的腦袋，塞進絕對服從的奴才觀念;就是用鋼刀切下他腦袋，使其無從反叛。魯迅為“狂人”安排了歸順做官這個結(jié)局，實在是最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倘若讀者從“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吶喊”，聯(lián)想到“狂人”愈后默默無聞地就范做官，你就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改革者人性，毒化他們靈魂的頑強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極大多數(shù)尚無原創(chuàng)的強大的思想學說體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場，同時你一定會懾服于魯迅五四新文化開山之作深沉的洞察力。魯迅以后收在《吶喊》中的小說名篇中的悲劇形象，孔乙己、華小栓、夏瑜、阿Q等，乃是從這個“狂人”生發(fā)開去的。特別是《藥》中的華小栓、夏瑜，不正是“狂人”要救援的“孩子”嗎?不正是一個死于軟刀一個死于鋼刀的悲劇形象嗎?華小栓與夏瑜，合其兩姓，豈非華夏嗎?救救孩子，不正是救救“華夏”，救救中華嗎?魯迅在自述《吶喊》14篇小說創(chuàng)作原旨時說過兩點：其一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qū)”(B11)。其二是“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shè)法加以療治”。(B12)這第一點，聯(lián)系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特定背景可以理解。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首先發(fā)難，用白話文宣揚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宣揚新文化反對舊文化，而錢玄同、劉半農(nóng)等一批志士仁人為之推波助瀾，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還沒有創(chuàng)作出足以同根深蒂固的舊文學以至舊文化相匹敵的作品。魯迅的《狂人日記》為五四新文學作了開山，顯示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實績，其后他一系列的小說與雜文創(chuàng)作，引起了全社會的軒然大波，響應(yīng)者此伏彼起。因此《狂人日記》完全可以被稱為五四新文學由輿論宣傳轉(zhuǎn)變?yōu)閷嵖儎?chuàng)造的標志。這第二點講的暴露病根，催人療治，歷來都被學術(shù)界理論界認為是暴露舊社會黑暗統(tǒng)治的“病根”。筆者認為閱讀魯迅的任何作品，其認識僅止于先生不遺余力地攻擊舊社會，這還是不夠的。我們的認識理所當然要深化到先生對于國民劣根性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解剖的層面。勇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沒有絲毫使舊社會與之妥協(xié)，彼此“友好相處”的辦法;但舊社會及其制度與文化卻有無數(shù)使大呼猛進的改革者與其妥協(xié)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不對自己的劣根性加以療救，不著力于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zhì)，不將孤軍奮戰(zhàn)的劣勢轉(zhuǎn)化為幾代人、十幾代人乃至幾十代人共同戰(zhàn)斗的強勢，勝利絕對不會輕易來臨，即有暫時的“勝利”，也會很快喪失。“狂人的”由轟轟烈烈的“狂態(tài)”到規(guī)行矩步的“官態(tài)”，由“壯劇”演變?yōu)?ldquo;悲劇”，乃是魯迅為五四新文學提供的一個具有特殊審美意義的悲劇形象。徹底地不妥協(xié)的反封建戰(zhàn)土魯迅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前驅(qū)者們，提供了一個曾經(jīng)戰(zhàn)斗過但最終歸于失敗妥協(xié)的悲劇形象，為全民族提供了一個藝術(shù)借鑒。它在思想文化層面上的警示意義，近一個世紀來，不僅沒有消褪，反而在人們建設(shè)現(xiàn)代化社會的進程中，不斷鞭策他們著力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zhì)，盡可能使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隨現(xiàn)代化前進，面向社會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自覺抵制傳統(tǒng)的封建等級制度及其奴才文化的遺毒對自己的腐蝕。
三
說到文學的傳承，藝術(shù)的借鑒，魯迅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記》與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是有密切的關(guān)系的：“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B13)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在前，魯迅的《狂人日記》在后，且二者都是“叫喊和反抗”之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向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吸取養(yǎng)料，借鑒經(jīng)驗是不可否認的“史實”!
但是，魯迅又明確指出：“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jīng)寫了《狂人日記》……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B14)
魯迅為什么這么直率地指出自己的《狂人日記》比前輩大師的《狂人日記》“憂憤深廣”呢?自然，這不是狂妄，而是客觀的事實：
第一，果戈理的包普里希欽是因為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地位受到極度壓抑，才感到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起而詛咒上流社會的“大人物”的，他并沒有從精神和文化層面來思考問題。與包普里希欽相比，魯迅筆下的“狂人”，出身于地主豪紳家族，只要他安分守己，安于現(xiàn)狀，他是不會感受到包普里希欽式的經(jīng)濟政治上的壓抑的。如前所述，魯迅筆下的“狂人”，處在一個足以錦衣玉食的豪紳家庭，卻清醒地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通過家族制度及禮教來摧殘人性吞噬靈魂。他在精神文化層面孤身一人地向幾千年來的舊傳統(tǒng)挑戰(zhàn)質(zhì)疑，以弱勢抗衡極其頑強的制度與維護制度的文化體系。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狂人”形象，前者是無從同后者相比的。
第二，縱覽果戈理描寫的一系列“小人物”，其悲慘的命運幾乎都是作了俄國官僚制度的犧牲品。而且，他們微弱的反抗，都是孤立無援與畸形的。《狂人日記》中的包普里希欽，《外套》里的巴施馬奇金，所希求的也不外乎是改變他們受侮辱受損害的生活，爭取提升到上流社會中去成為“上等人”。而魯迅筆下的“狂人”，卻是勇敢地挑戰(zhàn)有著幾千年履歷的整個“吃人”的制度，挑戰(zhàn)這個制度的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體內(nèi)容，并進而挑戰(zhàn)它的核心——等級制。魯迅筆下的狂人，沒有包普里希欽那種可憐的“提升”的欲望，沒有爬到“吃人”高層那種追求，他痛恨“吃人”的人，希望能勸轉(zhuǎn)他“大哥”一類人改惡從善，他期望建立一個沒有“人吃人”現(xiàn)象的世界。從兩個“狂人”的反抗的內(nèi)容與理想的追求的比較來看，前者與后者也絕不能相提并論!
第三，果戈理的包普里希欽與魯迅的狂人的反抗雖然都是孤立無援的，但包普里希欽僅僅是為了自身地位的改善與提升，因此他不可能與廣大被壓迫者的命運聯(lián)系在—起。而魯迅筆下“狂人”的反抗，是直接從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滅絕人性禁錮思想的弊端出發(fā)的。他已經(jīng)開始注視到普通老百姓的命運，關(guān)心他們的疾苦，痛苦于他們麻木不仁習以為常的劣根性。因此，前者因脫離民眾而失敗，后者則因民眾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合理而又超常的思維遭致失敗，前者是落伍者，后者是先驅(qū)者，二者豈可同日而語?
第四，果戈理對于包普里希欽與魯迅對于“狂人的”態(tài)度不同。果戈里對于包普里希欽這類“小人物”是充滿著同情的，這當然表現(xiàn)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但他對包普里希欽的必然發(fā)狂必然毀滅的原因挖掘不夠，對于包普里希欽的鼠目寸光脫離民眾更是批評不夠。盡管哀其不幸，卻沒有怒其不爭。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悲劇形象自然缺乏更深的思想內(nèi)涵。魯迅筆下的“狂人”思想內(nèi)涵之深，不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領(lǐng)域中，即使是世界近現(xiàn)代文學中都是少見的。魯迅筆下的“狂人”之悲，真正在于他將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毀滅了給人看。人生最寶貴的是什么?人生最寶貴的是自由：自由地思想，獨立的人格。“狂人”未狂前本來是一個為爭取這一人生最寶貴的東西——自由而力抗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體系的精神界的戰(zhàn)土，被迫害致狂當然是悲劇。但“狂人”在狂態(tài)中還殘存著精神界戰(zhàn)士特有的思維，這種狂態(tài)思維仍然不失其自由的成份。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徹底背棄了自己曾經(jīng)全力為之奮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對過的一切，將自己的良知與靈魂交給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體系，永遠墮入了失敗與悔恨的黑暗深淵，從此變成一具行尸一塊走肉，這是何等深切的悲劇啊!如果從魯迅作品中找出“狂人”的同類來，他最像《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狂人”與魏連殳在藝術(shù)上存在著最親密的血緣關(guān)系。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是源遠流長頑固不化的，改革志士絕對沒有使它有絲毫改善的可能性，倒是它有千萬條軟硬妙策可以使改革者屈服。魯迅著眼于此，為改革者們發(fā)出了無比悲憤的吶喊，一方面使他們不憚于前驅(qū)，一方面讓他們照“狂人”這面鏡子以自鑒。魯迅說自己的《狂人日記》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要“憂憤深廣”，其蘊含的嚴于解剖民族嚴于解剖自身劣根性的深旨，蓋在于此罷。
狂人日記讀后感3000字三
初讀《狂人日記》，覺得作者魯迅先生似乎在說夢話，內(nèi)容凌亂近似無邏輯，于是，寫這篇讀后感，也從“夢”開始。
“狂人”近于“瘋”，在做著“惡夢”，在境象中充滿了青面獠牙的家伙，黑暗陰森的笑，古怪的語句。卻借著“瘋”，把帶著憤怒、驚恐的鞭子一下子打到了隱痛之處，充滿了內(nèi)在的緊張。每個人都睜著眼睛說謊話，互相深疑，都想控制別人，卻都無力超越他人，因而斤斤計較著。“狂人”被道得“瘋狂”了，從而說出一堆真話。
都說是“揭露傳統(tǒng)封建禮教的丑惡”，但，何以惟有此篇有如此之名聲?拋舍某領(lǐng)袖對于魯迅先生強加的評價以及歷來的噪音，讓我們關(guān)注文本。
最讓我眼前一亮并感到好奇的，并非其對封建文化傳統(tǒng)的批判，而是：“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幾片肉，現(xiàn)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十年以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xiàn)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據(jù)此，我想，魯迅之所以不凡，其深刻的懷疑性以及隨之而有的批判性，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引文中，他不但懷疑，批判了那些“吃人的人”以及“禮教”，連自身，他也懷疑，他也反思自己，他也肯直面事實，他也批判。
有這樣一種說法：真理，首先應(yīng)該是真相。盡管，從邏輯角度而言，此話似有語病，但其所指，我已明白。古今能直面現(xiàn)實、勇敢說真話的人，有幾個呢?博學如朱光潛、巴金、郭沫若，為了“活得好一點”，“安逸一點”，就唱著鋼鐵坦克極權(quán)的贊歌，畏首畏尾。魯迅之所以能深刻、透徹看破迷霧，其求真之愿，實為大因由。因此，才有了這“反常”的.“狂人”。
問題是，“反常”、“瘋狂”、“夢囈”之后，怎么辦?每天身處一個死寂的社會，每個人都認為你“傻”、“瘋”、“狂”，而且，每天的生活，還得照樣過，柴米油鹽醬醋茶，還是缺一不可。年深月久，心靈能抵抗得住嗎?“耗散理論”告訴人們，只有“系統(tǒng)的開放，才能讓物質(zhì)，信息等從無序走向有序。然而，如何能夠堅守，不斷進步突破局限，實乃大問題，畢竟，理論歸理論，實際歸實際。
必須注意的是，“狂人”身體復(fù)原后的“赴某地候補”。由激烈地反封建制度及其文化開始，后來被迫害致狂，留下“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記二冊”，最后，病愈，做官去了。也就是說，“狂人”拋棄“狂”時的思想和原則，選擇了委曲求全，終究無法抵抗來自整個社會的“黑暗力量”，重新成為“奴隸”了。魯迅為“狂人”安排了做官這個結(jié)局，實在是太清醒了。從“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吶喊”，聯(lián)想到“狂人”愈后默默無聞地就范做官，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先行者人性，毒化他們靈魂的頑強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極大多數(shù)尚無原創(chuàng)的強大的思想體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場，比如康、梁，乃至正在寫文章的我，都不過是“借助別人的武器來戰(zhàn)斗”，罷了。
就個人經(jīng)歷而言，突破個人局限，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并且，充滿偶然性。在我記憶中，有三次半偶然半個必然導(dǎo)致的突破。其中，最迅猛最明顯的突破是從高一開始的。當時，年級有文學社，授課老師是年輕而充活活力的董晶晶先生。他為我開了一扇窗戶，并且，因為我一向好閱讀，當時遇此平臺，當然要好好把握。于是，開始了相對大量而廣泛的閱讀。此外，當時促進我?guī)缀跞ν度胛膶W的因素還有三個，一，我當時不堪功課成績之重，理化生幾乎讓我絕望，一絕望就就得尋找精神寄托;二，當時我出任學習部部長，是學生雜志《星海揚帆》的主編，邊學邊用，學用互助;三，當時遇一志向與性情、愛好相投之人，每天玩著高強度的詩詞背誦游戲以及文字游戲，快樂而充實。五大因素再加上一丁點上進心，方有了今天的我。但即使有過這樣的心理歷程與經(jīng)驗，也不能讓我堅信我以后不會成為一個空虛無聊茍且偷生之輩。
行文至此，似若離題。
魯迅先生對“娜拉走后，會怎樣”提出了兩種可能：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今天在此，幼稚地提出第三種可能：繼續(xù)前進，因為“狂人”可能會喜歡上求真求知的快樂。
可是，與此同時，一個新的問題又會出現(xiàn)：隨著發(fā)現(xiàn)、懂得的東西越來越多，人會變得怎樣?我還小的時候，媽媽告訴我，地板臟。我求證過，當我赤著腳走上一天的地板，抬起來看，黑如煤炭。因而，“推論”得出，狗也是“臟”的，因此，一直怕狗，怕與它接觸，盡管在理性上，深知“萬物生而平等”，但情感上始終無法接受狗，稱“狗”而非“犬”，足為證。同樣，小時候看到新聞報道，是關(guān)于飛機失事的，由此，害怕乘坐飛機。盡管我知道，飛機失事的概率十分低。也許，知道得越多，限制越多，“無知者無畏”，也許，就是經(jīng)這樣的推理得出。但，我絕不會選擇做“無知者”。9·11災(zāi)難發(fā)生之時，那些投入救人行動中的人，難道不知道危險嗎?
所謂“細節(jié)”決定成敗，我想，大概可以這樣理解：真正決定了一個人走向的因素，主要是兩個，一為常識，一為本能。本能也分兩部分，一為“生理本能”，一為“繼后天訓練而成的屬于自身的能力”，即對一事作出近乎條件反射的反應(yīng)，視為“能力”或“本能”。“知道越多，限制越多”的原因，也許，正在于當我們知道的東西越多，經(jīng)歷越豐富，就越相信自己的經(jīng)驗，當新事物出現(xiàn)時，很難及時而準確地作出反應(yīng)及判斷。畢竟，人是很難超越自我經(jīng)驗而存在的。這，也許就是人類的大局限，大悖論，大悲哀所在!我由個人經(jīng)驗所得的“娜拉走后”第三種可能，即為證。
上帝又要發(fā)笑了。
可是，還有一堆問題。個人的經(jīng)驗既是人的豐富認知與判斷力建立之源，也是人的局限性的根本，那么，是否意味著，最沒有經(jīng)驗的時刻就是最沒有束縛的時刻?或者說，童年時提出的問題，是否就是一生的局限的邊界，所謂“救救孩子”?那么，人，窮盡一生，會有多大進步?人為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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