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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史二首·其二賞析
詠史二首·其二賞析1
原文：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
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譯文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于勤儉，衰敗起于奢華。
為什么非里琥珀才能作枕頭，為什么鑲有珍珠才是好坐車？
想里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的猛蛇。
有幾人曾經親耳聽過舜帝的《南風歌》？天長地久，只有在蒼梧對著華蓋哭泣份兒。
注釋
真珠：即珍珠。
青海馬：龍馬，以喻賢臣。
蜀山蛇：此以喻宦官佞臣。
南薰曲：當年舜唱的《南風歌》，一唱而天下太平。
蒼梧：傳為舜埋葬之地。
翠華：皇帝儀仗。
賞析：
李商隱以其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創作了占他全部詩篇七分之一強的史詩，它們擴展了傳統詠史詩的涵義，豐富了詠史詩的題材，探索了詠史詩新的手法，將其獨特的思想性藝術性臻于和諧統—，在詠史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的'詠史詩不僅詠古況今，充分反映了他進步的歷史觀，而且借古諷今，含蓄地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同時還借題寄慨，委婉地抒發了他懷才不遇的苦悶。相對于一般詩人對時政的深沉感慨，李商隱的詩作擴大了詠史詩的表現容量。
這首詩的第一句是說，回顧以往的朝代，勤儉能使國家昌盛而奢侈腐敗會使國家滅亡，提出了一切政權成敗的關鍵。
第二句是兩個典故，第一個是琥珀枕，南朝一個皇帝在四處征戰的時候得到一個非常名貴的琥珀枕，但他將琥珀枕搗碎了給戰士敷。第二個是齊桓公，當年齊桓公和另一個君主相遇，那個君主有很多車，每一倆車都有一顆非常大的珍珠，那個君主為此非常自豪視之為奇珍，但齊桓公說他有人才，那才是他的寶物。這一聯是說明人才的重要性。
第三句也是兩個典故。青海馬是指能擔當軍國大事的人才，蜀山蛇指亡國的禍胎（當年蜀國因為五壯士拔蛇而蜀路開，導致了蜀國滅亡），這兩句話其實有種國家滅亡也隱隱有天意的意思。義山其實很矛盾，他雖然知道“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但當時是唐文宗很有雄心壯志的，可惜被家奴所制，抑郁而亡，所以義山也無法解釋為何國家會走向衰敗，所以他只能將其解釋為天意。
最后一句的南薰曲是當年舜唱的《南風歌》，一唱而天下太平，幾人曾預南薰曲的意思就是沒人再聽到舜的《南風歌》了，意思便是天下將打亂。蒼梧是舜埋葬的地方，翠華是皇帝儀仗中頂上的華蓋，最后一句話的意思是，國家如此衰敗，不復當年堯舜之風了。
這首詩，詩人根據歷史興亡的史實，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這些明確的以古鑒今的態度，包含著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認識更自覺完整。在興亡系于何人的問題上，盡管李商隱受時代的局限，還只能將理亂的命脈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詩中，大都是指責他們敗亂國家的。因此這種揭露更有進步意義。
詠史二首·其二賞析2
詩的首聯，是從總結歷朝歷代統治經驗出發，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儉，破敗大都因為奢侈的經驗教訓。開頭兩句好像是抽象的議論，不像詩。實際上它不是在發議論，是說：像文宗那樣勤儉，應該使國家興盛的，怎么反而破敗呢？這里充滿著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議論。這樣通過表面上的議論來抒情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頷聯是對這一結論的具體印證。這種議論，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為勤儉只是治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但不是惟一的經驗；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實上，非但沒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頹敗之勢有所好轉，反而越搞越糟。這中間的道理，或者說最本質的原因，當然是詩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反常現象，歸之于運命。
頸聯推進一步，但也可以說是轉折，認為比勤儉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國運和國力，一旦運去，就是虞舜那樣的賢君也無回天之力，而只能遺恨終生。這才是這首詩的主旨。詩人雖然說不清“運”究竟是什么，但他確實感到僅靠勤儉（包括皇帝個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衰頹之勢，而且在他看來，唐朝的國運似乎已去，難以挽回了。這種認識不免模糊含混，卻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說明唐代，還能用于觀照許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則是一定要為此詩找一個詠嘆對象，找的結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節儉，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敗，也載于史冊。他可算自身勤儉而無力挽救國勢的典型。繼續引申，則“青海馬”是喻賢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現出來了，而尾聯就成了對文宗的哀悼。
尾聯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進而轉換為純然的抒懷了。文宗好詩，夏日念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稱為“辭清意足，不可多得”。張采田《會箋》稱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義山開成二年登第，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故結語假事寓悲，沉痛異常”。幾人曾經聽過文宗所頒布的雅樂，參預過文宗賜題的考試，“終古”哀悼文宗在太監扼制下恨郁死去。這里，所表現的詩人對于文宗治國的悲劇，不是譏諷、挖苦，而是感慨、嘆息，詩人所抒發的正是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衰，有其更復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
儉成奢敗本是歷代興衰的常規，但文宗在位期間，作風勤儉，政治上也多次作過重振朝綱的努力，卻一事無成，最終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嘆聲中死去。面對這種無法解釋的反常現象，詩人已隱約感覺到“運去”、“力窮”，唐王朝崩頹之勢已成，即使出現一兩位明君賢臣，也難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時，商隱對于他的闇弱，頗多譏評；而于其身后，則又加以哀惋。無論譏評還是哀惋，均出自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正由于這種深切的關注，國運難以逆挽的崩頹之勢，成為詩人心頭難以解脫的宿命般的悲涼。如果說李商隱感傷詩風的發展成熟，就個體來說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時代因素來說，實是對衰颯大環境的呼吸領會。“運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隱感傷詩風的內外兩層背景，身世之感與末世情懷交相促發激蕩，將詩人內心的感傷越釀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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