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原文、賞析和鑒賞

　　一、原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厄間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后，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馀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幸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方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后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 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于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二、賞析

　　本文是為韓琦在相州任地方長官修晝錦堂而作。韓琦是位以天下為己任，出將人相，治國安邦的著名政治家，是歐陽修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作者高度評價了韓琦超世拔俗的才能和功德，嘲諷那種“夸一時而榮一鄉”的名利之徒。

　　全文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寫炫耀榮華富貴的社會習俗，以為后面對韓琦的贊揚鋪上級石。文章評說了“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這是古今社會的人之常情。讀書人沒有謀到出路，沒有躋身仕途，在“困厄閭里”之時，總是被世人所輕辱，象蘇秦(季子)和朱買臣那樣的名人，早先也難免為嫂子所輕漫，為妻子所拋棄。而當他們做了大官，“高車駟馬，旗旌導前而騎卒擁后”地衣錦還鄉之時，世人就會驚駭、欣羨、敬慕了。一般讀書人當然是以此為榮的。這一部分從一個側面概括了封建社會里的道德觀念。

　　第二部分，贊頌韓琦以夸耀為戒，以功德為志的美德。韓琦出身于名門世家，20歲即中進士，他歷任要職，曾幾次出任陜西招討安撫使，抵御西夏入侵，與范仲淹一起成為西北名將。他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累封義、衛、魏三國公。多次參與執政，和富弼一起，稱為一代賢相，又曾多次任相州知州、武康軍節度使，文中所說“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仕聞下風而望余光者，蓋有年矣”，就是對他這些業績的概括。這在一般人看來，確實是榮耀一世的了，但是韓琦卻不認為“高牙大纛”(高大的旗幡，氣派的儀仗)是榮耀的事，他不把“桓圭袞裳”(華美的圭璧，公侯的禮服)看得多么高貴，文中說他認為“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對后世產生有益的影響，才是自己所希望追求的。作者認為，對韓琦這樣卓越的人物來說，這也正是廣大士者對他的合理期望，這一部分極寫韓琦超世拔俗的志向與品德。

　　第三部分，寫晝錦堂建堂的經過，盛贊韓琦的功業，并交待寫作的本意。文章說韓琦以武康節度使的身份任相州知州(仁宗至和二年)時，在州衙后園中建造了晝錦堂，又在石碑上刻詩明志，刻在石碑上的《晝錦堂》詩中，表達了“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的思想。文中說，正是因為他有此大志，“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而且能夠“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建立了豐功偉業。作者認為有韓琦這樣的人物是國家的光榮。作者正是誦讀了韓琦的《晝錦堂》詩，崇敬于韓琦的高尚品德，而寫了這篇文章。這一部分寫了堂，實則更多地寫了堂之主人的功業。

　　本文是一篇議論為主的“記”文。本文記敘性的內容僅限于第三部分中的一些情況的交待，主體內容是對韓琦這個人物的評論和贊頌，這篇文章幾乎可以同晝錦堂一起看作是韓琦的功德坊和紀念碑。

　　本文在寫法上頗有特色，最突出的是文章高論宏裁，雄駕古今。開頭寫“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破空而來，造成一種強大的氣勢，使文章有很高的起點。文章既不從晝錦堂寫起，也不從韓琦的為人和功德寫起，而是把視野投向社會，對封建社會里古今皆同的社會觀念進行概括和議論。項羽自稱霸王，在人函谷，燒阿房、逐義帝、決心東歸彭城時，有人曾加以勸阻，但他認為“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堅決東歸彭城。項羽的這種心態和行為，當時就被人譏為“沐猴而冠”了，但是高官顯爵，衣錦還鄉，在封建社會里仍然一直為士人乃至整個社會輿論認為是榮耀的事。文章開頭的議論是對這種情況的準確概括。接著寫蘇秦，朱實臣前后際遇的巨大懸殊，就是明證。然而杰出的人物，社會英才，卻往往是能突破世俗觀念，果然“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這力轉乾坤的句子，使韓琦這個人超出了常人常士的心胸，處在對社會觀念超世拔俗的地位，這樣，文章就在很大的倫理背景和很高的道德觀點上來評價韓琦這個人物了。

　　再者，本文在材料的安排上，表現出一種回賓為主，主賓相映的特點，因而文氣曲折回環，雄渾激蕩。就文章題目的規定來說，《相州晝錦堂記》，一般而論晝錦堂顯然是主要的寫作對象和內容，而這堂是誰所建，一般可以只作賓陪性的內容處理，但是本文在寫“堂”與人的關系上，表現出了“回賓為主”的特點，作者甚至沒有象《醉翁亭記》那樣勾畫建筑物的環境與輪廓，更沒有描繪晝錦堂的姿態和神韻，而是把晝錦堂的主人作為寫作的主體內容。寫韓琦在觀念上具有超世拔俗的見解，他擯棄了高官顯爵、榮宗耀祖的世俗觀念，他不以“高牙大纛”為榮耀，不以“桓圭袞裳”為寶貴，他一心追求的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寫韓琦對于國家的卓著功業，說他“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 寫韓琦卓越的才能，說他“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文章極力稱頌韓琦是“社稷之臣”，他的功業是“邦家之光”，遠不只是“閭里之榮”。這樣看來，相州晝錦堂，在行文中退居到賓陪的地位了，它只是引發作者評論、議論的引信。作者這樣處理，無疑是成功的，因為文章的寫作，意營心造的因素很大，相關的事物之間，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不同關系，主賓地位可以發生一定的變化，至于從哪個角度去寫，那是“文術多門，各適所好”的。王夫之就指出過“俗以比為賓，以賦為主，以反為賓，以正為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夕堂永日緒論》)。再者，“不獲登公之堂”，當然對晝錦堂難有具體的認識，作者是敬慕于韓琦的人品、才能、業績，受到韓琦《晝錦堂》詩的啟發，因為“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才寫成了這篇文章的。本文這樣的立題、命意、取勢和運筆，確實表現出大家的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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