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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詩詞《賦得古原草送別》注釋及賞析
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古詩了吧，古詩包括唐律形成以前所有體式的詩，也包括唐朝及唐以后仍按古式創作的詩。古詩的類型多樣，你所見過的古詩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小學詩詞《賦得古原草送別》注釋及賞析，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注釋】
①賦得：根據指定的題目寫詩就叫做“賦得”。古原：古老、寬闊的原野。詩題的意思是：按照“在長滿野草的古老原野上送別朋友”這一個題目寫的詩。
②離離：形容春草繁盛茂密。
③一歲：一年。枯：枯萎，枯死。榮：生長，茂盛。
④野火：荒山野地里的大火。
⑤遠芳：綿延向遠方的芳香的野草。
⑥晴翠：在陽光照耀下反射出一片翠綠色的野草。
⑦萋萋(qī)：草長得茂盛的樣子。
創作背景
《賦得古原草送別》作于公元788年（唐德宗貞元三年），作者當時實齡十六歲。此詩是應考習作，按科考規矩，凡限定的詩題，題目前必須加“賦得”二字，作法與詠物詩相似。
【賞析】
命題“古原草送別”頗有意思。草與別情，似從古代的騷人寫出“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楚辭·招隱士》)的名句以來，就結了緣。但要寫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關送別之意，尤其是要寫出新意，仍是不易的。
首句即破題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離離”)的原上草啊，這話看來平常，卻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說是從“春草生兮萋萋”脫化而不著跡，為后文開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嘗不可開作“秋來深徑里”(僧古懷《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將是另一種氣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榮秋枯，歲歲循環不已。“一歲一枯榮”意思似不過如此。然而寫作“枯──榮”，與作“榮──枯”就大不一樣。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發出三、四的好句來。兩個“一”字復疊，形成詠嘆，又先狀出一種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枯榮”二字的發展，由概念一變而為形象的畫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它是斬不盡鋤不絕的，只要殘存一點根須，來年會更青更長，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這一特點，不說“斬不盡鋤不絕”，而寫作“野火燒不盡”，便造就一種壯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間，大片枯草被燒得精光。而強調毀滅的力量，毀滅的痛苦，是為著強調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歡樂。烈火是能把野草連莖帶葉統統“燒盡”的，然而作者偏說它“燒不盡”，大有意味。因為烈火再猛，也無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須，一旦春風化雨，野草的生命便會復蘇，以迅猛的長勢，重新鋪蓋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離離原上草”，不是綠色的勝利的旗幟么!“春風吹又生”，語言樸實有力，“又生”二字下語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說此兩句“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語簡而意盡”，實未見得。
名家評論
前人于此詩好評甚多。《古歡堂集雜著》：“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古人作詩，皆有所本，而脫化無窮，非蹈襲也。”《唐詩成法》：“不必定有深意，一種寬然有余地氣象，便不同啾啾細聲，此大小家之別。”
但亦有說此詩別有寓意者。《唐詩三百首》：“詩以喻小人也。消除不盡，得時即生，干犯正路。文飾鄙陋，卻最易感人。”《詩境淺說》：“誦此詩者，皆以為喻小人去之不盡，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然取喻本無確定，以為喻世道，則治亂循環；以為喻天心，則貞元起伏。雖嚴寒盛雪，而春意已萌。見仁見智，無所不可。”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后遷下邽（今陜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袷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
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含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和元稹并稱“元白”，和劉禹錫并稱“劉白”，與李白、杜甫一起被后人并稱為唐代“三大詩人”。有《白氏長慶集》。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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