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老贈夢得原文及賞析
原文：
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澀夜先臥，頭慵朝未梳。
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
情于故人重，跡共少年疏。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馀。
賞析：
這首詩可以與劉禹錫《酬樂天詠老見示》贈詩對比賞析：
劉禹錫和白居易晚年都患眼疾、足疾，看書、行動多有不便，從這點上說，他們是同病相憐了，面對這樣的晚景，白居易產生了一種消極、悲觀的情緒，并且寫了這首《詠老贈夢得》一首給劉禹錫（字夢得）。劉禹錫讀了白居易的詩，寫了《酬樂天詠老見示》回贈：“人誰不顧老，老去有誰憐？身瘦帶頻減，發稀帽自偏。廢書緣惜眼，多灸為隨年。經事還諳事，閱人如閱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從白老的“詠老”詩中，看到作者的性格和行為。他們兩人同在一年出生，也同享古稀高齡；而在遭際上，則大不相同，劉禹錫比白居易坎坷很多。早期，二人初入仕途，都有匡國救民之宏志。但遇到挫折后，白則本著傳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旨而明哲保身。但劉則屢經坎坷而不屈不撓，直至老而不休。所以在思想上兩人是同而又有別的。他們萬劫余生，都享古稀高壽，晚年同在洛陽，亦官亦隱，日夕唱酬。上述兩詩就是當時之作也，道出了他們各自肺腑之言。
在兩首詩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兩人對老的態度。白居易的詩生動地揭述老人之處境和心態；而劉禹錫詩除了寫老態入木三分之外，更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概，“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難怪結語兩句能膾炙人口，歷千年而不衰了。這并不是說劉寫詩技巧比白高明，而是由于詩是言志，兩人對人生看法有所不同。人生觀的差異，反映在文字上也就各異其趣。結果就表現為消極和積極的分歧。劉禹錫詩之前六句是對白詩的回答和補充，后六句則是對“老”的頌贊，使人讀后會覺得“老”并不可怕，而更充滿希望。這是詩的可貴之處，自然百讀不厭了。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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