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儒玄雙修的開啟及其經學意義

　　經學，原本是泛指先秦時期各家學說要義的學問，但在中國漢代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后特指《六經》。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淺析儒玄雙修的開啟及其經學意義，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淺析儒玄雙修的開啟及其經學意義

　　當前學術界一般認為，相對于魏晉玄學，儒玄雙修是東晉南朝士大夫的新思潮。但對其邏輯起點、興起的時間上限、發起者及其學理論證，大都少有提及或語焉不詳。本文試就上述問題提出一點看法，敬請方家指正。

　　一、東晉前期的儒學轉機

　　南渡司馬氏君臣通過對西晉傾覆的反思，內治朝政，籠絡吳人；外御強敵，致力北伐。王導新亭慷慨陳辭、祖逖江淮中流擊楫，桓溫嘆合抱之木、謝安在淝水后方對奕，都使魏晉名士形象在東晉煥然一新，既展現了具有文化優勢的名士的真正價值，又表現出其仍抱守著忠貞愛國和建功立業的儒學情結。在思想界，猶如漢初思想家對秦亡的反思一樣，南渡之初乃至東晉建國前期，江左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反思浪潮。反思的結果，就是遏制了玄風獨扇的勢頭；而在江左政壇，因關注倫常秩序之重建，則又呈現出了重振儒學的勢頭。因而，在兩晉之際，自漢末以來日漸衰徵的儒學開始出現轉機。

　　二、渡江之初的正始遺風與儒玄雙修的開啟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上述東晉前期江左君臣對玄學及其士人的批判來看，有兩點非常突出：就批評內容和對象而言，只是批判一些玄學人士的怪異言行及其玄學士風對魏晉社會的負面影響及其后果，而對玄學及其清談的本質內容與功用并未進行深思甚或觸及。清談的理性思辨已融人上層主流社會的文化娛樂，一直是大多數東晉士人所刻意追尋、或樂于接受和回避不了的，包括對何晏、王弼極為貶斥的范寧；就批評者本人的構成而言，批評者大都是少受玄風濡染的吳姓士人，如干寶、葛洪、陶侃；或是一直秉受儒家禮教傳統而又對魏晉玄風有偏見的東晉中上層官僚，如刁協、蔡謨、應詹等。但對大多數南渡的士人、尤其是門閥士族和中興名臣來說，在政治生活上崇尚儒學君臣大義和仁義道德，遵守儒家禮教，并不意味著在日常生活中就必然對魏晉清談等玄風要進行徹底廢棄。

　　相反，東晉士人在政治生活之外，卻因魏晉玄學的時代風尚，清談玄言在東晉已實踐為其日常高雅生活的一部分和必需的娛樂、學術交流方式，在其平時的宴飲、游玩與聚會中，都將清談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們中的許多南渡名士在重振儒學的同時，又確實一直在追慕、仿效啟動魏晉清談的正始之音，王導甚至常以參與洛下清談為榮：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世說新語？企羨》）這里試以王導為例，請看其政務之余的日常宴游與清談。

　　三、儒玄雙修新思潮的主要內容及其理論論說

　　由于上述儒學的轉機、基于對正始清談的留戀和竹林玄風的追慕，而郭象將魏晉玄學推向高潮的名教與自然為一的哲學論證，又使正始、元康以來魏晉士人內心的情、禮雙重裂變最終得以愈合，并進而將漢唐間社會，由曹魏和西晉的儒道兼綜與玄學思潮引向了儒玄雙修的東晉南朝新時代，它既不同于元康名士的廢棄禮教，又不同于魏晉禮法之士的表面服膺儒教而內心實功利、冷峻。

　　四、儒玄雙修新思潮的儒家經傳詮釋意義

　　關于魏晉玄學，可從多個層面、各個視角加以考察。目前，學術界大多將魏晉玄學的特色借讀為儒道兼綜，有些學者如王曉毅先生，則在此基礎上將魏晉玄學的形成、發展歸結為儒道深層融合的過程。這當然不錯！不過，若從儒道經典詮釋的角度具體考察魏晉玄學及其發生、發展，無疑，專就詮釋理論而言，儒道互釋（儒家經傳詮釋上的以道釋儒與道家經典詮釋上的以儒釋道）則是其在漢晉時期最顯著的詮釋特色！單從漢晉經學史來看，在儒家經傳詮釋上則表現為：先是在漢魏時期漢魏儒援道入儒，進而在曹魏、西晉，何晏、王弼與郭象等玄學家更是以道釋儒。具體來說，開始在漢魏之際援引《老》、《莊》注經，接著到了曹魏、西晉則主要是以改造了的老莊之旨，或其所認定的老莊意義，例如崇本息末（以無為本），詮釋《易》之經傳、《論語》等儒家經傳。

　　以道釋儒的過度詮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曹魏、西晉時期儒家經傳詮釋的老莊化甚或玄理化，進而使儒典文本與其原本的儒學學派歸屬、經學特質漸行漸遠。如《易》之經傳，在兩漢為儒家經典，在魏晉則為玄學名著，經過何晏、王弼等魏晉玄學家的玄理發揮，《易》已由兩漢六經之首而變為魏晉、南朝三玄之一。而兩晉之際尤其是東晉建國前后所啟動、興起的儒玄雙修思潮，融人到東晉南朝儒道經傳詮釋上，在漢晉經學史上則從某種程度上扭轉了這種非儒化（玄理化、老莊化）的詮釋趨勢。僅從這一點上說，其在經學史上的文化意義便非同一般。以東晉《論語》注為例，我已發專文進行了梳理、分析①。試再以東晉南朝《周易》注為例釋證之。

　　五、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看出，繼曹魏正始年間，何晏、王弼掀起魏晉玄學的時代思潮之后，晉室渡江之初又開始興起儒玄雙修的社會思潮。兩晉之際的這一新思潮，由王導開啟，其周圍的中興名臣回應及中下層士人加以論證。著眼于歷史的邏輯考察，新興起的儒玄雙修思潮，離不開兩晉之際轉折時期的儒學轉機、正始遺風和以王導為中心的南渡士大夫的儒道兼綜與儒玄雙修。儒玄雙修新思潮在東晉建國前后的啟動和興起，不僅為東晉南朝士大夫的政治社會生活規定了方向，開創了東晉南朝士大夫儒玄雙修的新時代。這一時代的大多數玄學家，同時又是政治家而身兼政事，其行政務又不廢清談；而多數官員或學者，也儒玄雙修、時隱時仕，而且，還對魏晉南北朝的儒道經傳詮釋尤其是經學的老莊化、玄理化起到了轉向作用。

　　淺析儒玄雙修的開啟及其經學意義

　　“儒玄雙修”是指儒家和玄學兩種思想體系的相互結合與交融。其中，儒家強調人倫道德、社會秩序和政治治理，而玄學則注重個人的內心修養、精神追求。 東晉時期，由于社會變革，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沖擊，而玄學則逐漸興起。然而，一些東晉中興名臣開始倡導“儒玄雙修”，試圖將儒家和玄學的思想精華相結合，以應對當時的社會問題。這種思潮的開啟，既反映了當時士人的思想追求，也對中國經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經學意義上來看，“儒玄雙修”推動了經學的多元化和創新性發展。在“儒玄雙修”的思潮下，經學家們開始重新審視儒家經典，并將玄學的思想方法和理論體系應用于經學研究中。

　　他們注重對經典的義理闡釋和哲學思考，強調經典的內在精神和價值。這種研究方法不僅豐富了經學的內涵，也為經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儒玄雙修”還促進了儒家經典與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與融合。在東晉時期，佛教、道教等思想流派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儒玄雙修”的思潮為儒家經典與這些思想流派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契機，推動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綜合性發展。例如，一些經學家開始將佛教的般若學、道教的老莊學等思想與儒家經典相結合，形成了新的經學理論和思想體系。這種交流與融合不僅豐富了中國經學的內涵，也為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的來說，東晉時期“儒玄雙修”思潮的開啟，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不僅推動了經學的多元化和創新性發展，也促進了儒家經典與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與融合，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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