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的意義

　　過去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道家不講法治或不重視法治。這主要是因為沒有充分挖掘《老子》中的法治思想精髓，或僅把道家思想理解為老莊思想而忽視了對黃老道家思想的研究。系統了解道家法治思想，對我們今天實施全面依法治國有一定啟發和借鑒作用。

　　《老子》中的法治思想。《老子》中稱脫離道的“德、仁、義、禮、法”為“道之華”和“愚之始”。但它對符合大道的“德、仁、義、禮、法”持一種推崇態度，如對“與善仁”的期待、“有德司契”的贊揚和“無德司徹”的抵制，等等。針對春秋時期“侯王”恣意妄為、惡法盛行、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情況，《老子》鮮明指出：“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也就是說，統治者有法不依、恣意妄為是社會混亂的罪惡淵藪；惡法盛行，必然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老子》強調：“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只有推行“良法”，才會有“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的效果，并使人們逐漸回歸到自然的天性。《老子》強調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源是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惡法盛行。

　　黃老道家的法治思想。黃老道家思想既是對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又兼收并蓄了儒、法等家的觀點。它揭示了法律的起源、特征及法與道的內在關聯，討論了德與刑、立法、司法等具體問題。關于黃老道家思想的劃分、著作真偽等問題，學界爭議很大；但把《黃帝四經》《管子》《淮南子》等作為黃老道家的作品，則異議不大。黃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的命題。《黃帝四經》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管子》載：“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有公認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來源于道并由道生發出來。黃老道家認為，道有“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玄德”，法是道在社會政治領域中的體現；道公正無私、公平自然等特性，理當成為法的內在規定性。由道生法，以法治國，不僅確證了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而且為道家治世開辟了道路。

　　黃老道家在執法上主張“唯公無私”。既然“道生法”、法是道的體現，那么，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和蔑視法律。《慎子》曰：“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即使國君亦不能“自任”，只能“任法”。慎子強烈反對“人治”，把“人治”看作是一種最大的“私”，在執法上極力主張“唯公無私”。黃老道家在司法中注重刑德并用、先德后刑。《經法》曰：“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它主張刑德并用，但應先德后刑；司法官員傾心于公正，排除私心，才能使賞罰必信。換言之，就是樹立司法的公信力。黃老道家所說的“無為”與《老子》中的“無為”有所不同。《十大經》曰：“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形，刑恒自定，是我愈靜，事恒自施，是我無為。”這里所說的“無為”，體現為“法令既明”條件下的與民休息和社會秩序井然下的各自有為。它主張在法律框架內，鼓勵人們發展生產、發家致富。在黃老道家看來，民富既是法律推行的結果，也是民眾守法的前提。黃老道家的這些法治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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