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茶文化的復興
茶文化確是中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茶在“一帶一路”中既是重要的貿易貨物,同時是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茶具有廣泛的含義,也不僅僅是單純的茶葉,凡是可以沏的都可稱之為茶,比如有各種花茶。茶的概念大大超過茶葉的概念。茶文化包含的內容很多,剛才講到,日本茶道成為日本茶文化中非常燦爛的標志。茶道是從中國傳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有很多變化。日本茶道的含義與中國茶道的含義不同。在中國文化中,茶道一般所指更為廣泛,泛指茶的文化,用“茶道”更加突出的茶文化根本的精神和理念。
中國茶文化的復興 1
我國的茶飲有著悠久的歷史,從茶飲方式到傳統(tǒng)茶文化的形成,是一個禮儀化的精神層面的升華過程,日本茶道對器具、程式的重視和對人文精神的追求,對于中國茶文化的復興有著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日本鐵壺,日文稱為鐵瓶或急須,早在江戶時代的典籍中有此名稱的記載,其著名的產地有京都三條釜座、山形鑄物、長濱的晴壽堂、京都的龍文堂與南部鐵器。眾所周知,日本的茶道源自中國,如今,與之相伴而生的日本鐵壺,卻在大量涌入中國市場。
正所謂格物致知,僅從做工來看,我們就不禁要感嘆日本人的虔誠之心和精工之志了。一把鐵壺的制作需要多達80道以上的工序,而要獨自一人完成須修業(yè)至少15年,若要將自己的名字篆刻于瓶上,則需要近40年的修業(yè)時間。可以說,正是眾多紛繁的工序中才誕生出那美曼多姿的壺型和復雜多樣的壺上肌理紋樣,才誕生出如此經久不衰的工藝作品。
“茶以清心,器以載道”,對器具的執(zhí)著與尊崇意識反映到日本茶道的規(guī)矩到心,奉行茶道一絲不茍,最終成就了日本茶道。有學者認為日本茶道之所以留存,是因為日本人有戀物的習慣。因為國土資源的匱乏,所以在千利休時代人們就發(fā)現,無法在日本大規(guī)模使用“唐物”,也無法像豐臣秀吉一樣用黃金去建造自己的茶室空間,而應該重新認識物,有意突出物的靈魂世界。所以千利休去世的時候,做了一柄竹茶勺送給他的弟子,這茶勺被取名為“淚”,物與人結合為一,迄今為止,許多日本茶道中人的器物是需要代代相傳的,很多人一生中只使用一個茶碗。
我想,與其說日本茶道重視器具是一種戀物,不如說是因為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宗教意識——萬物有靈論。因為萬物有靈,所以這身邊的器物便是有生命個體,便是家人、親人、知己,所以要誓死相伴,永垂不朽。有了這種意識再看日本茶道,會發(fā)現它彰顯的更多是一種人文關懷。所謂道,就是建立對特定器物的情感,用自己的手和竹木碰撞,做一個茶匙,一柄茶則,甚至去燒一個自己的杯子,用自己的虔誠之心創(chuàng)造一個可以視作知己的生命個體,這種重新建立起來的對物的情感,可以使人們更欣喜更深入地進入到茶的世界,這是一個物我兩忘、物人不分的世界。
顯然,目前中國的茶文化似乎沒有這么深沉,中國茶文化追求的更多是一種閑逸的愉悅,不講究著裝,喝茶隨意,不嚴肅、不莊重,喝茶清身提神,茶友互相溝通,大家共享這份時光。無論是上層社會還是普通市民,通過茶領悟到自然之美好,換取著一時的清凈和輕松。而事實上,茶飲可以是一種詩意的消遣,而茶道絕不是世俗的隨心散漫、聊過一生,而是一種自我實現、升華個體的方式,是一種在短暫的人生中對完美人性的無限追求。蘇東坡曾說,茶的至美至純好像一個道德衛(wèi)士,可以使他抵御墮落的侵蝕。除了文人階層,宋代的禪院也以飲茶助于修行。
因此,把茶道和飲茶方式區(qū)分開,當是推動中國茶文化復興的第一步。茶道是一種生活方式,旨在修身養(yǎng)性、參悟人生,而飲茶方式僅僅是其中飲茶過程中的一組茶事動作。千利休草庵茶道影響到日本的建筑、庭院、服裝和烹飪各個方面,而當下的中國,人們翻閱典籍,求教四野,試圖尋找的所謂茶道依然只不過是一種飲茶方式。顯然,無論是茶道還是茶文化,自當是飲茶方式在文化層面的升華,都自當有特定的禮儀規(guī)范和特定的行為模式,離開了崇高的精神追求和特定的行為模式,茶道和茶文化只能是止渴消遣的日常水飲而已。
陸羽在《茶經》中指出:“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追溯中國茶文化的歷史,從最初的神農嘗百草而得茶,到魏晉時期的禮儀飲茶,使茶從普通的藥草水飲成為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唐代的茶文化,更是有了明確的規(guī)范和法式,茶葉的采集、如何精制、茶具的使用和規(guī)制、泡茶法和飲用法,茶飲從日常生活中升華,開始成為精神領域的享受。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繁文縟節(jié),形成了茶飲特有的規(guī)范禮儀,對雅致情趣的追求,使得飲茶空間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素逐步出現。環(huán)境的優(yōu)美、飲茶時的心境、整個茶室空間的陳設,包括茶人應該如何插花,被日本茶道吸收的這些固定的體系和完整的傳承,都應當是中國茶文化最精髓的部分。
目前來看,中國茶文化的復興已經發(fā)生在了中國的臺灣地區(qū)。臺灣地區(qū)最初復興茶文化的時候,其基礎是潮汕工夫茶并,屬于明清茶文化在中國邊緣地區(qū)的留存。臺灣茶人去日本尋找的是中國茶文化的遺產,其中包括空間、茶具和喝茶的心境,明代大量出口日本的紫砂壺具輪珠大量回流臺灣,成為茶人必備之物,而茶杯托等已經在大陸消失的茶具,也開始大量回購,重新出現在臺灣茶人的茶席上。同時臺灣茶人還努力翻閱中國古代茶書,尋找到自己的茶空間構造。從開始臺灣的公共茶空間就借鑒蘇州的園林風格,隨著有現代設計意識、藝術經營理念和文化精英階層的茶人的介入,臺灣呈現出多樣化的、真正具備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點的茶空間。其中比較著名的是解致璋的清香齋、周瑜的紫藤廬、何健的冶堂、林炳輝的食養(yǎng)山房等。
可以說,臺灣地區(qū)的茶文化復興有兩個值得肯定的地方,一個是這些茶文化的普及者都是文人出身,文人的特有修養(yǎng)造就了他們與中國傳統(tǒng)文人士大夫階層的良好傳承與心靈溝通,另一個是他們的興趣在于復興一種文化,并不追求謀利,這與中國茶文化中追求精神領域的超脫完美契合。不過,臺灣地區(qū)的茶文化也有一定的區(qū)域性,因為其基礎是以清香烏龍茶為根基發(fā)展起來的,所以他們所鉆研的泡法、器具的使用,更適合于烏龍茶的體系,因此大陸茶文化的發(fā)展還有著更多的選擇、更大的空間。臺灣著名茶人李曙韻這樣評價到,未來的茶道,還是會在大陸崛起,因為這里有豐厚空間。無論是與茶有關的物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都太廣闊了。
從我國地域看,南北差異、物候差異,都使中國茶事呈多元化。云南的普洱、黑茶和黃山的安茶,長江流域的綠茶,福建和臺灣的烏龍茶等,都有著自己的特性和專門的飲用方式。但是中國茶文化自當有自身特定的精神追求、人格蘊涵和特定的禮儀規(guī)范,由此,使得地域多元的飲茶方式,具有統(tǒng)一的特色鮮明的中國茶文化面貌。這樣的中國茶文化復興,就不僅僅局限于茶文化,而成為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這樣的復興就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必將迸發(fā)出強大的生命力,呈現出光輝燦爛的美好前景。
中國茶文化的復興 2
茶與婚禮的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在婚禮中應用、吸收茶葉或茶葉文化作為禮儀的一部分。其實,茶葉文化的浸滲或吸收到婚禮之中,是與我國飲茶的約定成俗和以茶待客的禮儀相聯系的。因為,婚禮不僅僅是向社會公布或要求社會承認婚姻關系的一種形式,實際也是通過宴慶,為新郎、新娘舉行認親拜友的一次“招待會”。所以,結婚喜慶的一天,一般也是締姻兩家至親好友大聚會之日,客至獻茶,這樣,婚禮也就自然而然地和茶葉結下不解之緣了。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茶與婚禮的聯系,最早可上溯到我國開始盛行飲茶的時代。但是,這里要說的還不是締婚過程中以茶待客,而是婚禮中直接用茶為儀的各種禮俗。
眾所周知,一夫一妻制婚姻,是原始社會末期私有制出現以后產生的,伴隨而來的是男娶女嫁時,男方要用一定的彩禮把女子交換或買過來。由于婚姻事關男女的一生幸福,所以,以大多數男女的父母來說,彩禮雖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但更重視和更多的還是那些消災釣福的吉祥之物。茶在我國各族的彩禮中,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一點,明人郎瑛在《七修類稿》中,有這樣一段說明:“種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吃茶。又聘以茶為禮者,見其從一之義。”從字面上看,好似只講茶在婚禮中的'意義,與茶葉的列入締婚彩禮無關。其實,只要稍加分析,還是能夠理出茶在婚姻禮儀中的一個發(fā)展過程的。
《七修類稿》是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的一部作品,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彩禮中的茶葉,已非像米、酒一樣,只是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用品列選,而是賦予了封建婚姻中的“從一”意義,從而作為整個婚禮或彩禮的象征而存在了。這就是說,茶在我國古代的婚禮中,經歷過日常生活的“一般禮品”和代表整個婚禮、彩禮的“重要禮品”這樣兩個階段。作為生活用品的列選,如《封氏聞見記》所載:古人亦飲茶,“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大致最遲不會遲于這本書成書的唐代中期。至于作為首要的彩禮,俗稱“女子受聘”,謂之“吃茶”,這極有可能是宋以后的事情。因為,據查考,在唐代以前的婚禮物品中,有反映男尊女卑的東西,但沒有要求婦女“從一而終”的禮品。宋朝是我國理學或道學最興盛的時期。元朝統(tǒng)治者也推崇理學為“國是”,鼓吹“存天理,滅人欲”,所以,要求婦女嫁夫、“從一而終”的道德觀,不會是宋朝以前,很可能是南宋和元朝這個階段,由道學者們倡導出來的。我國古代種茶,如陸羽《茶經》所說:“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由于當時受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一般認為茶樹不宜移栽,故大多采用茶籽直播種茶。但是,也如《茶經》所說,我國古人只是認為茶樹“植而罕茂”,并不認為茶樹不可移植。可是,道學者們?yōu)榱税选皬囊弧彼枷胍藏灤┰诨槎Y之中,就把當時種茶采取直播的習慣說為“不可移植”,并在眾多的婚禮用品中,把茶葉列為必不可少的首要禮物,以致使茶獲得象征或代表整個婚禮的含義了。如今我國許多農村仍把訂婚、結婚稱為“受茶”、“吃茶”,把訂婚的定金稱為“茶金”,把彩禮稱為“茶禮”等等,即是我國舊時婚禮的遺跡。下面,列舉一些我國各族婚禮中應用茶葉的習俗。
訂婚,也叫訂親、定親、送定、小聘、送酒和過茶等等,民間稱法很多,差不多一地一個說法。在舊時,訂婚是確定婚姻關系的一個重要儀式,只有經過這一階段,婚約才算成立。我國各地訂婚的儀式相差很大,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男方都要向女家送一定的禮品,以把親事定下來。如京津和河北一帶農村,訂婚也稱“送小禮”;送的小禮中,除首飾、衣料和酒與食品之外,茶是不可少的,所以,舊時問姑娘是否訂婚?也稱是否“受茶”。送過小禮之后,過一定時間,還要送大禮(有些地方送大禮和結婚合并進行),也稱“送彩禮”。大禮送的衣料、首飾、錢財比小禮多;視家境情況,多的可到二十四抬或三十二抬。但大禮中,不管家境如何,茶葉、龍鳳餅、棗、花生等一些象征性禮品,也是不可缺少的。茶葉當然還帶有“從一”的含義。女方收到男家的彩禮以后,隨即也要送嫁妝和陪奩,經過這些程序以后,才算完聘。女方的嫁妝也隨家庭經濟條件而有多寡,但不管怎樣,一對茶葉罐和梳妝盒是省不掉的。
茶葉在婚禮中作為“從一”的象征,過去主要流行于漢族中間。但是,我國多數民族,都有尚茶的習慣,所以,在婚禮中用茶為禮的風俗,也普遍流行于各個民族。如云南佤族訂婚,要送三次“都帕”(訂婚禮):第一次送“氏族酒”六瓶,不能多也不能少,另再送些茶葉、芭蕉之類,數量不限。第二次送“鄰居酒”,也是六瓶,表示鄰居已同意并可證明這樁婚事。第三次送“開門酒”,只一瓶,是專給姑娘母親放在枕邊晚上為女兒祈禱時喝的。云南西北納西族稱訂婚為“送酒”,送酒時除送一罐酒外,還要送茶二筒、糖四盒或六盒,米二升。云南白族訂婚有的不用茶,但多數和漢族一樣,禮物中少不了茶。如大理區(qū)洱海邊西山白族“送八字”的儀式中,男方送給女方的禮物中就都有茶。例如住在洱源的白族男女合過“八字”可以成婚的話,男方要向女家送“布一件,豬肉三塊(一塊帶尾),火腿一只,羊一只(宰好),茶葉二兩,銀圈一個,耳環(huán)一對和現金若干,并附‘八字帖’一張。”女方把禮物收下,婚事也就算定了下來。居住在云龍的白族訂婚的禮物為“衣料四包,茶二斤,豬肉半爿或一只腿”等。
至于迎親或結婚儀式中用茶的情況,有作禮物的,但主要用于新郎、新娘的“交杯茶”、“和合茶”,或向父母尊長敬獻的“謝恩茶”、“認親茶”等儀式。所以,有的地方也直接稱結婚為“吃茶”。漢族“吃茶”和訂婚的以茶為禮一樣,茶在這里都帶有“從一”的意思;但我國其他兄弟民族結婚時贈茶和獻茶,則多數只作生活中的一種禮俗。如云南大理區(qū)的白族結婚,新娘過門以后第二天,新郎、新娘早晨起來以后,先向親戚長輩敬茶、敬酒,接著是拜父母、祖宗,然后夫妻共吃團圓飯,至此再撤棚宣告婚禮結束。洱源白族結婚,一般頭天是迎親,第二天正客(正式招待客人),第三天閑客(新娘拜客);新婚夫婦向客人敬茶是在第三天。在接見時,男方還要分別向新娘及其父母、兄弟送禮。送給新娘的禮物,主要是成親當天新娘穿戴用的服飾;送給新娘父母的有布二件,其他主要是豬肉、羊肉和酒茶一類女方謝客用的食品;送給新娘弟弟的禮物為……“酒半壺,茶葉二兩,豬肉一方”。很明顯,洱源白族結婚時,茶葉不送新娘及其父母,只送給其弟弟,這種茶,在婚禮中就不具有漢族那樣的特殊含義。這一點,還可舉滇西北的普米族的婚俗為例。普米族嗜好茶葉,他們從訂婚到結婚也很繁瑣,訂婚以后要二三年才結婚。寧浪地區(qū)的普米族結婚,還殘留有古老的“搶婚”風俗。男女兩家先私下商定婚期,屆時仍叫姑娘外出勞動,男方派人偷偷接近姑娘,然后突然把姑娘“搶”了就走。邊跑邊高聲大喊:“某某人家請你們去吃茶!”女方親友聞聲便迅速追上“奪回”姑娘,然后在家再正式舉行出嫁儀式。非常清楚,這里所謂請大家“吃茶”,和漢族婚俗中所說的“吃茶”,明顯不是同一回事。再如西北的裕固族,結婚第一天,只把新娘接進專設的小帳房,由女方伴新娘同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吃過酥油炒面茶,舉行新娘進大帳房儀式。新娘進入大帳房時,要先向設在正房的佛龕敬獻哈達,向婆婆敬酥油茶;進房儀式結束后,就轉入歡慶和宴飲活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向新郎贈送羊小腿的禮俗,實際是宴飲時由歌手唱歌助興的一種活動。儀式開始,由二位歌手,一位手舉帶一撮毛的羊小腿,一位端一碗茶,茶碗中間放一大塊酥油和四塊小酥油。茶代表大海,大塊酥油代表高山,然后說唱大家喜愛的“謠答曲戈”(裕固語“羊小腿”)。這里,在裕固族的婚儀中,茶又只代表大海的意思。
如前所說,我國大多數民族,都嗜好飲茶;我國各族婚禮,五光十色,在締婚的每一個過程中,往往都離不開用茶來作禮儀。所以,上面所舉的例子,只是滄海一粟,如果把我國婚禮中派生的茶葉文化現象全部搜集起來,則將是一幅極其絢麗的歷史風俗長卷。
中國茶文化的復興 3
隋唐五代時期——茶文化的第一個高峰
(1)飲茶習俗的形成
陸羽《茶經?六之飲》也稱:“滂時浸俗,盛于國朝兩都并荊俞間,以為比屋之飲。”《茶經》認為當時的飲茶之風擴散到民間,以東都洛陽和西都長安及湖北、山東一帶最為盛行,把茶當作家常飲料,形成“比屋之飲。”陸羽《茶經》初稿約成于代宗永泰元年,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茶經》的流行,進一步推動了飲茶風俗的形成。中國人飲茶習俗形成于中唐。
(2)名茶初興
唐代名茶,首推蒙頂茶,其次為湖、常二州的紫筍茶,其它則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碧澗明月、方山露芽、邕湖含膏、西山白露、霍山黃芽、祁門方茶、渠江薄片、蘄門團黃、丫山橫紋、天柱茶、小江團、鳩坑茶、騎火茶、婺州東白、茱萸寮等。
宋元時期——茶文化的第二個高峰
飲茶的普及
宋承唐代飲茶之風,日益普及。宋梅堯臣《南有嘉茗賦》云:“華夷蠻豹,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亦時啜無厭不寧。”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鰲鋪”載:“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為開門“七件事”之一。茶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中國茶的藝術
中國的民族性,自然謙和,不重形式。所以不管是唐代的茶經,宋代的大觀論茶,或明代的茶疏,文中所談僅是通論,一般人民將飲茶融成生活一部份,沒有什么儀式,沒有任何宗教色彩,茶是生活必需品,高興怎么喝,就怎么喝。飲茶所講究的是情趣,如「披詠疲倦」、「夜深共語」、「小橋畫舫」、「小院焚香」,都是品茗的最佳環(huán)境和時機,「寒夜客來茶當酒」的境界,不但表露出賓主之間的和諧歡愉,而且蘊蓄著一種高雅的情致。
中國茶文化的復興 4
中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是世界上最早發(fā)現茶樹和利用茶葉的文明古國。
據茶史專家們考證,相傳遠在四千七百多年前的神農氏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發(fā)現茶的藥用價值,即“神農嘗百草”之說。后來,茶葉逐漸演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飲料,故有“粗茶淡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醋茶”之俗語。今天,茶已成為“國飲”,可見茶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它與人們日常生活關系也非常密切。
茶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是從品茗飲茶開始的。早在唐宋時代之前,茶已成為文人學者的描寫對象,諸如借茶寫人事,抒發(fā)感慨,坦露人生。因此,今天我們不僅可以讀到茶圣陸羽的名著《茶經》[1] 而且還可以讀到如唐代杜甫,宋代蘇東坡,元代耶律楚材,明代徐渭等著名詩詞宗師們的詠茶佳什。仔細翻閱古代的文學藝術作品,我們還可以看到,茶還是繪畫家、音樂舞蹈家,乃至宗教文化中的永盛不衰的重要題材。小說的興起,為茶文化的發(fā)展,又增添了新的一章。
《紅樓夢》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結晶,也是研究和了解中國十八世紀中葉的風俗畫卷。因此,今天我們不論從文化學角度,還是從純文學藝術的角度,抑或從茶文化史的角度,全面系統(tǒng)地探討一下《紅樓夢》中所反映的茶文化,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一 焙茗:一個與茶史有關的小人物
人們常稱《紅樓夢》為“奇書”、“迷書”、“百科全書”,這均非戲語。就以小說所寫的幾百個人物的命名來說,就別具一格。今天當我們來探討《紅樓夢》中的茶文化的時候,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了小說中的一個小人物──賈寶玉身邊那個刁鉆古怪的小廝──焙茗。
“焙茗”,這個名字初見于小說的第9回,本稱“茗煙”,直到了第24回方改為“焙茗”。可是,第34回之后,到了第39回時又忽然改為茗煙。這究竟是版本問題呢?還是曹雪芹的疏忽?讓紅學專家們去考證好了。我這里只想說,將“茗煙”改為“焙茗”是對的。小說第24回寫寶玉身邊共有五個小廝,一曰焙茗、二曰引泉、三曰掃花、四曰挑云、五曰伴鶴。后來幾個小廝的名字不見了,只剩了“焙茗”了。這五個小廝的名字都很雅致,有茗、泉、花、云、鶴,非曹雪芹又有誰能想得如此之妙呢?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這五個人名字中──焙、引、掃、挑、伴,都是“動詞”。顯然這不是隨便用的。聯想到《紅樓夢》中所寫的丫鬟以琴棋書畫命名,可見寫小廝有泉、花、云、鶴,不能缺“茶”──“茗”的。而“焙”字,那是茶道中不能省去的,而把“焙”與“茗”合作一人名,則與前四位小廝的名字就諧合。因為“茗煙”雖是有出典,但是《紅樓夢》中根本沒有在“煙”字上作什么特殊的描寫和渲染。因此,我認為曹雪芹改茗煙為焙茗,是經過一番考慮的。
“焙茗”這個名字與飲茶文化關系十分密切,這只要懂得一點茶文化史的知識就清楚了。茶,古書上所載其名很多,諸如荈、蔎、葭萌、荈詫、槚、茶、茗,這可能與地域不同、方言有別有關。唐代始將“荼”字去一筆,定為“茶”字。“茗”字出現比“茶”字晚些,唐宋人說茶樹上的葉子“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茶與茗并列流傳于后世,至今一些文人雅士仍然稱茶為茗,特別是在書畫家和詩詞中用茗者甚多。
茗,南方人對茶的較早稱號,吳國人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有云:“蜀作茶,吳人作茗。”茗的別名又作“荈”,東晉左思《嬌女》詩:“心為茶荈據,吹噓對鼎[左金右歷]”,這是“茶茗”連稱。后世上層社會里多稱飲茶為“品茗”、“茗飲”,可見“茗”即是“茶”。
再說“焙”。在制茶工藝中,有采、蒸、搗、拍、焙、穿、封等七道工序。據陸羽《茶經》所記,焙就是烘焙茶餅的意思。通過“焙”把茶葉中的水分去掉,得到干茶。唐代皮日休有《茶焙》[3]詩云:
鑿彼碧巖下,恰應深二尺。
泥易帶云根,燒難礙石脈。
初能燥金餅,漸見干瓊液。
這是描寫“焙茶”情景。在《茶舍》[4]詩中,皮日休又寫道:
湖上汲江泉,焙前蒸紫蕨。
乃翁研茗后,中婦拍茶歇。
詩中的“焙”、“蒸”、“研”、“拍”,都是制茶工藝的程序。
通過以上的簡單介紹,讀者大略可知“焙”與“茗”之間的關系,就不難明白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改“茗煙”為“焙茗”的原因了。
《紅樓夢》滿紙茶香,甚至無酒有茶,以茶代酒,這除與當時社會風氣和家庭生活習慣、個人嗜好等原因有關之外,更重要的是茶本身所具有特殊功效。最早記載茶的藥用價值的典籍是《神農本草》,其中說到茶的功效時云:“茶味苦,飲之使人益思、少臥、輕身、明目。”東漢名醫(yī)華佗在《食論》中也說:“苦茶久食,益意思。”這些記載恐怕都是“飲茶養(yǎng)生”之道的較早的說法。明人顧元慶在《茶譜》中談的更系統(tǒng)全面,他說:
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清人王士雄《隨息居飲食譜》中亦說到茶的功用:
茶,微苦微甘而涼。清心神,睡醒除煩;涼肝膽,滌熱消痰;肅肺胃,明目鮮溫,不渴者勿飲。這些記載,毫無疑問都是人們在長期飲茶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知識。
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提高了人們對茶的價值的認識,對茶與人體健康的關系做了進一步的論證。科學家們在有關茶結構的報告中指出,茶葉中存在著種類繁多的化學成分,如有機化學成分中就包括“茶多酚”、“維生素”、“氨基酸”、“色素”及“脂多糖”、“咖啡堿”等化合物。它的無機化學成分,如礦質元素,包括人體必需的多種微量元素,都是抗衰老與營養(yǎng)價值。這就是茶和飲茶為歷代人民所喜愛,為文人學者推崇備致,形成茶文化的重要原因。同時,我們也可以由此而明白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為什么對茶的描寫有如此濃厚興趣的“理由”了。
茶,中華文明的象征,是對人類的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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