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我所愛好的文藝，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
瞿秋白多余的話
瞿秋白：多余的話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必說？——代序
------------------------------------------------------------------------
話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說可
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么主義的。所以我愿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里做著這個，心里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余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沖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里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后“談天”的機會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獄中）
------------------------------------------------------------------------
歷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過這一世。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地專心于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純白家里，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一九一七年夏），當時并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志，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國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我是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于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并沒有興趣去詳細研
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的總代表之一。
當時的一些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于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了。我就多讀一些書。
最后，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于是就動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的黑面包，餓了好些時候。后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于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辨“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還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了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于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什麼別的辨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
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其余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強著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于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干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干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后，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干部起來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松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于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幾十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絕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擔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贏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
我不過三十六歲（雖然照陰歷的習慣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地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
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志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了。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練呵！
或者，這不盡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庚韶，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里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后，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余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而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于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斗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游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里不斷地斗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里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于結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愿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并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余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兩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后，我并沒有公開地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后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以致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只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斗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后，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于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分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致于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余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涌的時期。為著繼續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后是宋儒語錄，隨后是佛經、《大乘起星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個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后，雖然因為職務的關系，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于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并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斗爭，以致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所謂的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后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的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后
來就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為預備。其它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時當著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于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志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后，就逐漸地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后，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斗爭的形勢，階級斗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斗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后來，我的參加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地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理論之中包含著多麼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的確，到一九三○年，我雖然在國際上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中國的階級斗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于中國的社會關系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復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后，我會感覺到松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通；但
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癥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并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范黨員，對于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爾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負擔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斗爭最復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斗爭進一步的關口，自覺或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確的。武漢分裂以后，我們接著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暴動（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
原本個別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對于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爭取群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不好，費力于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著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后，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幾省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著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地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個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于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點，也已經潛伏著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討論農民問題的時侯，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的揭發。
此后，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侯，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斗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斗爭，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常這使得那里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主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的派別觀念對于國內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么也沒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一九三○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線，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到處壓抑莫斯科回國的新干部。而我回來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切處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路線錯誤，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證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點——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邏輯的發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的成功，其實是覺得自己沒有把握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地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卻辨別不出來。事后我曾說，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于象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地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于是四中全會后，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我呢，象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均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時間對于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完全用盡了似的，我請了長假休息醫勃—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
再想回頭來干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到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力氣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著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的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為著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消閑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擔負了一部分的工作，雖然不用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議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微問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后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后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斗，為蘇維埃奮斗，為站著黨的正確路線奮斗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斗”是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用的人物。這并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吟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正因為他對于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于學術是不會有什么貢獻的，對于文藝也不會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游民罷了。假如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地為著自己的見解去斗爭、實行。只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余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知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于我，與其說是知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清閑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知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只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侯，說過這么一句俏皮話：“你怎么和三層樓上的小姐一樣，總那么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斗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后，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著這個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侯仿佛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么，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里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致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在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什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面”，所以既然卷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來。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到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１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為什么？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游戲和做事的興總會有的。即時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他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象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然你并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里，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后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侯，對于政治的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知識和累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斗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于實際生活，總象霧里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知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復雜和具體的時侯，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者清理一本帳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哪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來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侯，只是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范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于這些小學校和師范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知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愿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地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地親切地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語言”，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于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學著比較精細地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地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占領了。后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地用力。書是亂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的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別不出興趣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于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知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地，極忠實地翻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在漢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著，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創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告別
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家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這窩始終是做不成的。一個平心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勞——實在是由于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后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你們去算帳罷，你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后悔，雖然我枉費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來，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些聽到我這里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象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并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斗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地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里，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后虛名不要緊，
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后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地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么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于之華，我也只露過一點口風。我始終帶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于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后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練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后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不免是一出滑稽劇。
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
我留戀什么？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斗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于她也終究沒有徹底的坦白，但愿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么？這美麗的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
我替他們祝福。
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愿意把它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時好時壞，也曾經照過幾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見我的肺部有許多瘢痕，可是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后把這軀殼解剖開來，對著照片研究肺部狀態，那一定可以發見一些什么。這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的或許是很可笑的。
總之，滑稽劇始終是完全落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戀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于軀殼，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Ｑ正傳》，茅盾的《動曳，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