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讀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對傳統史學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內涵，決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動和創造為中心，以人的本質的全面發展為中心。 從世紀之初“王朝政治”史學向文化史的轉型，到70年代末“階級斗爭”史學向文化史的轉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個“之”字型道路。 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精華、尋求資源，同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 文化史自始至終關注的，是在歷史和現實中探尋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結構、性格趨向、思維方式以及長期積淀的若干穩定的觀念)是如何生成、積淀、整合、定型的，這種民族性又是怎樣滲入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使之表現出民族特色的。 當歷史即將跨入新世紀的門檻，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將走完百年歷程。
這一時間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實上，百年文化史研究與百年中國社會變遷有著本質上的深刻聯系。 史學范式的轉型 20世紀的中國歷史，是一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程。從中國現代化開始啟動的20世紀初年到今天，中國社會的.一切變遷、動蕩、沖突，中國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經濟結構轉型、意識形態更新、文化格局重組，都包含在現代化變遷的大框架之內，都可以在傳統社會現代轉型的宏大主題下重新獲得解釋和價值意義。與這一歷程同步，“史學革命”的浪潮強烈沖擊著傳統史學的故道，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從傳統的以王朝政治為中心的舊史學轉向以人為本的文化史。 這是一種史學范式的轉型。在傳統史學范式中，史學家感興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統治者的政治行為，而史學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為帝王的政治統治提供“資鑒”。文化史的崛起，是對傳統史學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內涵，決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動和創造為中心，以人的本質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為此，它關心人類的生活樣式，關心社會制度、社會組織與道德風習，關心個體的存在與價值，關心民族精神的特性與生長軌跡，關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和交流。這樣一種興趣和重心，與歷史的潮流是一致的，與人的主體性地位日益高揚的趨勢是一致的。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揭開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發蒙者梁啟超一方面尖銳批判“舊史皆詳于政事而略于文化”，舊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如此類，其數何限?”把人們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啟超規劃寫作多卷本的中國文化史并列出了詳細大綱，雖然，這一構想最終未能實現，但他的氣魄、眼光以及所設計的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構架足以令人由衷欽佩。 以梁啟超為前端，批判舊史學、倡導文化史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重要內容。如柳詒徵闡明他著《中國文化史》的動因時說：“世恒病吾國史書，為皇帝家譜，不能表示民族社會變遷進步之狀況。”“吾書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國家戰伐，多從刪略，唯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廣搜而列舉之�！蓖踉莆逶凇毒幾胫袊幕分芯俊分幸仓赋觯骸拔覈糠蛑�，要皆偏于廟堂之制度，號為高文大冊，其有關閭閻之瑣屑，足以表現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編纂《中國文化史》的初衷，便是為了校正這一缺陷。顧康伯《中國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樣見解說：“歷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顧吾國所謂歷史，不外記歷朝之治亂興亡，而于文化進退之際，概不注意，致外人動譏吾國無歷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譜。斯言雖或過當，然吾國史家專為一朝一姓之奴隸，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見，本世紀上半葉的文化史研究，充滿了史學范式轉型的自覺意識，即從以帝王為中心的史學，走向以民族文化為中心的史學。 令人遺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對人類文明進程的片面理解，階級斗爭史學形成一種史學霸權，在這樣的氛圍中，文化史的蕭條和冷寂自是必然。歷史的轉機出現在70年代末，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隨著黨的中心工作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學者曾經感嘆“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現在學術界的饑渴”，80年代初的中國史學工作者也發現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國學術領域屬于一個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種文明的歷史過程，就很難了解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整個精神狀態，“我們在大力發展學術文化事業的時候，必須注意填補這個空白，把加強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來�！�
從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勢態崛起，形成一股異常強勁的“文化熱”。由于所有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都離不開歷史的回溯，都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態、流變中尋求根源，因此，“文化熱”同時也意味著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儉先生指出這一歷史動向說：“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是中國史學界近幾年出現的新氣象�！鳖H有意味的是，這一新氣象竟演變成持續性的熱點，至今不衰。 從世紀之初“王朝政治”史學向文化史的轉型，到70年代末“階級斗爭”史學向文化史的轉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個“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質而言，“王朝政治”史學與“階級斗爭史學”都是一種“政治本位”的史學，而80年代興起并延續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則是對本世紀上半葉的文化史研究的回歸與深化，體現了對人的關注。
從這一意義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現了一種強大的文化趨勢，這就是以人為本、以文化為本的史學，終將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 現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充滿復雜的文化沖突和思想沖突。由于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后發外生型”，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沖突十分激烈尖銳，由此必然導致兩種思潮產生：一種是因顧戀傳統而強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識的文化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因現代化先行國家的影響和示范效應而崇尚西方、輕視本國文化傳統的“西化”觀念。
此兩種思潮雖然各行其道，但對于現代化的進程都是有礙無益的。與此同時，傳統與現代化也構成復雜的關系。一方面，“現代功能對傳統體制的沖擊就是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布萊克語)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全盤移植”其他民族的現代化模式，而只能是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出發，立足于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反省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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