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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舉制是哪個朝代的
察舉制是西漢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開始推行的一項官吏選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據(jù)個人的才能和品行對個人進行推舉和征召。
察舉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襲和后來隋唐的科舉制，主要特征為由地方長官在轄區(qū)內(nèi)隨時考察及選取人才，推薦予上級或者中央，被試用及考核后，再任命為官職。
定期的察舉科目稱為常科或歲舉，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要求貢舉的為特科、制科或詔舉，如賢良、文學、明經(jīng)、有道等科。察舉的對象，既有平民，也有現(xiàn)任的吏員。孝廉科是漢代最主要官員來源。
從察舉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倫理道德為中心，注重聲名取士。它的另一個特點是以薦舉為主，考試為輔。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
中國古代的官吏選拔制度主要經(jīng)歷了世襲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這幾個階段。
先秦時期中國的世族在社會上有重要地位，幾乎全部官位的重職、要職都有世族成員擔任，雖然這一時期也有所謂鄉(xiāng)興賢能制的選舉，但這只是選拔伍長、鄉(xiāng)吏等小官，如孔子之仕“委吏乘田”，皆為小吏。在這種制度下，只有王公、世族子弟才能世代為官。
從西漢開始建立完善察舉制來作用主要的仕方法，征辟制作為察舉制的補充。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選拔制度，比漢代多了一條以推薦考核為選官途徑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對東漢察舉制的反思與改進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設(shè)的。
察舉制的建立
漢代察舉制來源于原始社會末期氏族部落首領(lǐng)的民主選舉。 中國原始社會的基本社會組織形式是氏族和部落的首領(lǐng)由民主選舉產(chǎn)生，這種“選賢與能”的民主遺風是后世選舉制度產(chǎn)生發(fā)展的源泉，它給兩漢察舉制以重大影響。
殷商統(tǒng)治者在理政治民上不得人心使得周初統(tǒng)治者清醒地認識到“小人難保”（出自《康誥》），從而調(diào)整統(tǒng)治策略，提出“敬德保民”、“德政禮教”的治國方針。因此周朝除了世襲制外還建立了其他的選士制度，主要有官學選才制、鄉(xiāng)興賢能制、貢士制。
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這個時期的選士制度也呈多樣化特征。隨著士階層的崛起及各諸侯國之間空前激烈的政治競爭、經(jīng)濟競爭、軍事競爭的需要使得各國君主都銳意變革圖強，他們網(wǎng)羅人才、競相納士。這時即有重金招聘、設(shè)計求賢，也有賢者薦賢、獻策自薦等方式。這些方式強調(diào)德行道藝兼求，但基本是和平時期重德行，戰(zhàn)爭歲月重道藝。德行道藝兼求，是先秦選士制度的總體特點，這一特點奠定了察舉制的基本格局與方向，它成為察舉選士的重要標準。
西漢初年，基本沿襲了秦朝的政治制度，漢高祖曾下詔征召賢能。漢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詔，要求地方察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漢文帝十五年，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被舉者百余人參加對策，并根據(jù)等第授予官職。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僅為偶然之舉，既沒有明確規(guī)定薦舉期限、人數(shù)，也沒有特別明確的薦舉標準和規(guī)范的薦舉程序。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之后，又下詔策試賢良，并且要求“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明確規(guī)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shù)。這標志察舉制的正式建立了。
漢代察舉制的演進
察舉制的最初實行，并無完善的程序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漢朝根據(jù)實際實施情況調(diào)整和完善，逐步建立起比較嚴格而完備的察舉法規(guī)。
察舉科目
漢代察舉的科目也是逐步固定產(chǎn)生的。漢高祖劉邦時，只籠統(tǒng)地提出選拔“賢大夫有肯從我游者”（求賢令），沒有明確的選舉科目。漢惠帝、呂后詔舉“孝悌力田”，漢文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雖然規(guī)定了明確的選舉科目，但不十分固定，且很單一。漢武帝以后察舉科目逐漸增多，并日益制度化、規(guī)范化。兩漢時期比較通行的察舉科目主要有：孝廉、秀才（東漢稱茂才）、賢良方正（或賢良文學）、明經(jīng)、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及其他臨時規(guī)定的特殊科目。
察舉人數(shù)
孝廉原為每州郡歲舉一至兩人，由于各郡區(qū)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少不一，平均分配薦舉人數(shù)顯然有失公平，于是到東漢漢和帝時改為按人口比例進行薦舉，大概每廿萬人歲舉一人，不足廿萬人則兩年一舉，不足十萬人則三年一舉。對少數(shù)民族雜居的邊郡地區(qū)，又另定優(yōu)惠政策：十萬人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兩年舉一人，不滿五萬者則三年一舉。
察舉標準
漢代察舉科目很多，察舉制實行之初，各科既無統(tǒng)一要求，也沒有明確的察舉標準，用人條件含糊籠統(tǒng)，而且時有變動。這樣，這個制度實行時很難操作，它既不利于下級官吏甄選，也不利于朝廷考核。因此直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才確定薦舉標準，“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四科取士為：“一曰德行高妙，志節(jié)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jīng)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復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光祿四行”為質(zhì)樸，敦厚，遜讓，節(jié)儉。
察舉的條件
漢代察舉對被舉者與舉薦者的具體條件陸續(xù)作出若干規(guī)定，如對被舉者的出身、職業(yè)、資歷、才能、年齡均作出規(guī)定；對舉薦者的條件也有若干規(guī)定，每年例行的歲舉，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長官負責。西漢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祿勛負責主管察舉工作；丞相司直、司隸校尉與刺史監(jiān)督察舉之虛實。西漢后期，尚書逐漸參掌察舉，至東漢，尚書權(quán)力更大。
連坐制
漢代規(guī)定選任得當與否，選任者和被選任者都要負連帶責任，功罪獎懲相同。漢武帝詔令郡國貢舉賢才，由于選令過于苛刻，竟造成各郡未薦一人。于是元朔元年（前128年），漢武帝又兩次下必須定期舉人的詔書，明令若有才不舉，輕則免官，重則以“不敬”罪論處。（在漢代，“不敬”為重罪，法為斬首，甚至族誅）西漢末年，漢平帝即位，王莽執(zhí)政，曾詔令適當放寬薦舉法，結(jié)果濫舉之事屢見不鮮。東漢初年，為糾正察舉不實，重申嚴格選舉之法，保證了察舉制的正常實施，但在察舉法規(guī)的執(zhí)行過程中，也有過嚴或過寬、矯枉過正的弊端。
薦舉方式
漢代察舉以推薦為主，考試為輔，考試與推薦相輔而行。推薦過后是還要經(jīng)過考試復核；復核合格后才能量才錄用。無論是特舉賢良方正，還是歲舉孝廉、茂才，均須經(jīng)過中央復試。漢代察舉制下的考試，在西漢時并不占主導地位，考試只是區(qū)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參考，這與后世以考試為主、以推薦為輔的科舉制截然不同。至東漢時，為糾正察舉薦人之濫，開始注重考試，形成察舉與考試相結(jié)合的選士制度，而且考試成分日益增加。在推薦基礎(chǔ)上加強考試，這是漢代察舉制發(fā)展的新趨勢。薦舉為主，考試為輔，是兩漢察舉制的基本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察舉仍是基本入仕途徑之一，西晉時，察舉形成了秀才對策而孝廉試經(jīng)的格局。但曹魏以后，門閥士族勢力日益發(fā)展，與之相適應(yīng)，在選官上產(chǎn)生了九品中正制，察舉制的地位開始下降。由察舉入仕者，多為普通士人，高門權(quán)貴子弟一般是憑借門第獲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視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為官。東晉時，察舉已相當衰落。南北朝時，察舉又趨復興。但此時之察舉，特別是秀才一途，大多為門閥士族占據(jù)。北朝后期，隨門閥制度的衰落，察舉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南北朝時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遷調(diào)，而是直接任命為博士、秘書郎、著作郎、員外散騎侍郎、奉朝請、縣令等，或為公府、軍府、王國和州府的僚屬。
察舉制向科舉制的演變
在南北朝，考試日益成為決定被舉者得官與否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人們對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對策時文辭的優(yōu)美，孝廉則在于經(jīng)學的精湛。唐代初年，王朝規(guī)定參加科目考試者可以自由報名，員額上沒有限制。這樣，察舉制也就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經(jīng)漫長演變，變成了一種中央設(shè)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舉制度。
察舉制科目
察舉制在實行的數(shù)百年間，不斷增減調(diào)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察舉科目，成為兩漢取士的主要來源。
漢代察舉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jīng)常舉行的科目，稱常科；另一類是不經(jīng)常舉行的科目，這種科目是皇帝根據(jù)需要臨時指定的特別選舉科目，稱特科或特舉。
孝廉是察舉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常科中還有秀才、明經(jīng)等科目。秀才最初為特科，到了西漢后期秀才科也成了歲舉的常科。明經(jīng)科察舉通曉儒經(jīng)的人才。另外還有選拔12至17歲之間的“博通經(jīng)典”者的童子科。
孝廉
孝廉科就是察舉孝子、廉吏。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的建議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詔郡國每年察舉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這種察舉就通稱為舉孝廉，并成為漢代察舉制中最為重要的歲舉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漢代政府官員重要來源。
孝廉舉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實職，而是入郎署為郎官，承擔宮廷宿衛(wèi)，目的是使之“觀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務(wù)。然后經(jīng)選拔，根據(jù)品第結(jié)果被任命不同的職位，如地方的縣令、長、相，或中央有關(guān)官職。一般情況下，舉孝廉者都能授與大小不一的官職。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年），根據(jù)尚書令左雄建議，規(guī)定應(yīng)孝廉舉者必須年滿四十歲；同時制定“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對儒生出身孝廉，要考試經(jīng)術(shù)，文吏出身則考試箋奏。此后，歲舉這一途徑就出現(xiàn)正規(guī)考試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開始向中央考試制度過渡。
茂才（秀才）
茂才，西漢時稱為秀才，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之諱改名茂才，或稱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選拔奇才異能之士，所以通常稱“茂才異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為特舉，在西漢后期成了歲舉，舉主為刺史，遂形成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的體制。
賢良方正
賢良方正是漢代察舉特科中最常設(shè)又最受重視的科目，此科名稱不一，或稱為賢良方正，或稱為賢良文學，意思是德才兼優(yōu)。賢良是指才能特出之人。賢良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幾個政治重大問題，向他們請教，叫做策問。請教賢良們大家發(fā)表意見，這叫對策。政府看他們之意見，再分別挑選任用。
童子
漢代察舉專設(shè)童子科，規(guī)定年齡在12歲至16歲之間，能“博通經(jīng)典”者可以入選。
明經(jīng)
明經(jīng)舉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察舉通曉儒家經(jīng)學的人才。自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以來，兩漢各科察舉都重視儒家經(jīng)學。專設(shè)明經(jīng)科，表明漢朝對學習儒經(jīng)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提倡。
明法（治獄平）
明法就是察舉明習法律的人才。漢代治國，儒法兼用，在選拔人才上除重視儒生外，也把明習律令文法者作為重要對象。
兵法
這是漢代察舉特科，主要察舉通曉兵法，勇猛善戰(zhàn)的軍事人才。此科多在“災變不息，盜賊眾多”之時舉行。
尤異
漢代官吏中政績突出者稱為“尤異”。察舉“尤異”實際就是提拔政績突出的現(xiàn)任官吏。此科之設(shè)在于鼓勵各級官吏忠于職守，精于政事，勤政愛民。
治劇
漢代因郡縣治理的難易而分為劇、平。能治劇，就是能治理最復雜、最難治的郡縣。漢代三輔洛陽等臨近京城的區(qū)域是豪強富戶的聚居地，社會關(guān)系異常復雜，階級矛盾尖銳激烈，非特殊之才很難治理。為此，專設(shè)歲舉特科，選舉政績卓著、勇挑重擔、能啃硬骨頭的官吏治理此等郡縣。
陰陽災異
漢代君主受董仲舒等“天人感應(yīng)”學說的影響，深信陰陽災異與國家治亂安危有密切聯(lián)系，每當陰陽錯謬、風雨不調(diào)、社會動亂之際，皇帝就下詔舉薦通曉陰陽災異之士，以便調(diào)和陰陽、安頓民心。
作用和弊端
作為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tǒng)的選官制度，察舉制先后持續(xù)約八百多年，對中國古代社會有深刻影響。
秦代和漢初用人，承襲戰(zhàn)國以來政府獎勵軍功政策，主要憑軍功賜爵。為特別削弱貴族勢力，西漢前期逐步建立察舉制，大舉納入人才。并大膽果斷打破漢興以來非列侯不拜相的慣例，任命沒有封爵的公孫弘為丞相，然后再封他為平津侯，沉重打擊貴族企圖長期把持高官顯位。漢武帝通過健全察舉取士標準，親自選用干練有實才的官吏充任三公九卿及高級軍事職務(wù)，如桑弘羊、張湯、張騫、李廣、衛(wèi)青、霍去病等都曾官居高職。特別是兩漢時期，察舉制在大部分時間起著積極作用，帶來漢代英才輩出、功業(yè)興盛，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教育發(fā)展與繁榮貢獻巨大。漢朝能成為一個強盛封建王朝，成為當時舉世無雙的文明大國，與察舉得人密不可分。
察舉制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系統(tǒng)的選官制度，經(jīng)過局部變更產(chǎn)生曹魏以后的九品中正制。特別是隋唐時期，為彌補察舉客觀性差的弊病，逐步加大考試在其中的比例，最終形成后期的科舉制。它對中國教育制度、人才選拔制度、官吏制度有舉足輕重影響。全國政權(quán)選舉或考試，皆分區(qū)定額，從此開放給全國各地，始終代表著全國。全國各地均以同一人口比例考選，因此全國各地人民都有希望有人參加中央政府。
察舉各科設(shè)置之初，頗能體現(xiàn)選賢任能原則，也選拔出不少濟世之材。同時極大地促進講習儒經(jīng)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和教育的發(fā)展。但是察舉的主要特點是以主管官員（地方長官和中央各部門長官）的推薦為前提。加上察舉薦舉為主、考試為輔的特點，以及對倫理道德的要求，導致察舉制主觀性很強，客觀性差。因此到實施后期，“聲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釣譽，弄虛作假，或者攀附權(quán)貴，賄賂請托。因而，士風日下，察舉不實。
代表人物
左雄—察舉的改革者
西漢時，察舉“孝廉”后，被舉者可謂前途輝煌，所以高官豪族幾乎壟斷了舉薦之權(quán)。東漢順帝時（公元125年—144年在位），因察舉制產(chǎn)生種種弊端，左雄提出了改革方案。
察舉制的推行使?jié)h代盛行講學之風
左雄（？—公元138年），字伯豪，南郡涅陽（今河南鎮(zhèn)平）人。初舉“孝廉”，升遷為冀州刺史，常閉門不與豪族交往，并敢于揭發(fā)檢舉。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擔任尚書令的左雄，建言改察舉之制。內(nèi)容為：（一）限年40歲以上才得舉“孝廉”，此為“限年法”；
（二）確定考試內(nèi)容，“儒者試經(jīng)學，文吏試章奏”；
（三）對有特殊才干者，不限年齡。當時尚書仆射胡廣及尚書郭虞等，提出反駁意見，認為“選舉因才，無拘定制”，不需要條條框框。但最后順帝仍采納了左雄的意見，頒令實行。從此，年不滿40不得舉“孝廉”。察舉者要到公府考試；然后試用，以“練其虛實”。有名不副實者，治其罪。
至此，考試制度正式確立，這是察舉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左雄崇經(jīng)學，修太學，吸收60歲以上的儒士為郎；公卿子弟不以年齡幼小，凡能通經(jīng)者授童子郎。造成京城里諸生云集，太學盛極一時。
董鈞—才德兼?zhèn)涞膶W者
董鈞，字文伯，資中（今四川資陽）人，為東漢初年的著名學者。精研《慶氏禮》，在大鴻臚王臨手下做事。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舉明經(jīng)科，任“廩犧令”，是六百石的小官。后因病去職。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公元25年—55年），又舉“孝廉”，辟“司徒府”。
他勤奮好學，博通古今，喜歡議論時政。明帝永平初年（約公元58年），任博士。由于博學通禮，參議制訂五郊祭祀、宗廟禮樂及威儀章服，他的意見，多被明帝采用，所以人們都稱他為“通儒”。
董鈞幾經(jīng)擢升，任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徒百余人，傳授學問。這位德才兼?zhèn)涞膶W者，非常長壽，活到70多歲才離世。
東方朔
東方朔
東方朔（公元前154年—前93年），西漢大臣、文學家。他是漢代的一位“奇人”，善辭賦，能言善辯。他從小失去父母，由兄嫂養(yǎng)大。自幼學寫字、文化及擊劍。
16歲學《詩》、《書》二經(jīng)，能背誦22萬言（字）。19歲學孫、吳兵法，又背誦了22萬言。他描述自己“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相貌堂堂。勇、捷、廉、信等美德兼?zhèn)洌虼耍翱梢詾樘熳哟蟪肌薄?/p>
像東方朔這樣上書推薦自己的士人，在當時來說實在少見。東方朔曾擔任常侍郎、大中大夫等職，常諷諫漢武帝的得失。大概因為他的言語常帶有諷刺成分，令武帝不悅，所以始終沒有得到重用。
他的名作《答客難》，就是抒發(fā)自己有才智而得不到重用、無由施展的苦悶。
董仲舒
董仲舒是儒學大師，自漢武帝采納了他以儒學為正統(tǒng)的建議后，一直維持了近二千年之久，被歷代皇帝奉為圭臬。董仲舒還創(chuàng)立維護傳統(tǒng)道德秩序的“三綱五常”體系。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詔舉賢良，董仲舒應(yīng)對策，建議：
（一）諸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薦吏民之賢者各二人；
（二）所薦之人“賢”（優(yōu)秀）有賞，“不肖者”（不合格）則罰；
（三）量才授官。董仲舒的建議被武帝采納，遂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此，察舉作為較完備的選官制度，正式確立。儒學的地位、察舉的標準，得到完全的推行。
晁錯
晁錯（公元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漢的名臣，潁川（今河南禹縣）人。年青時師從學者張恢，學申、商之術(shù)，由于熟悉文獻典故，被任命為太常掌故（六百石）。
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時奉命跟原秦朝博士伏生學習《尚書》。后來任太子（即后來的景帝）家令，深受寵信，升遷為博士。
其后，晁錯由平陽侯曹窋?shù)热寺?lián)名舉為賢良，由文帝親自對策。文帝對他策問的內(nèi)容（題目）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晁錯以秦亡為鑒，提出一系列施政綱領(lǐng)。
他說：“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nèi)者，大功數(shù)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在對策的百余人中，由于晁錯成績突出，升遷為中大夫。晁錯對策事件，說明：
（一）作為選用官吏的察舉制度，從文帝開始；
（二）被舉者要經(jīng)過考試選拔；
（三）文帝時的察舉限于“賢良”一科，尚無人數(shù)及期限的限制。
晁錯任官以后，曾任御史大夫，推行重農(nóng)抑商政策，更定法令，主張充實邊塞，積極防御匈奴對漢室邊境的攻掠，又建議削奪諸侯王國封地，以鞏固中央集權(quán)。但后來在吳楚七國之亂中，晁錯因建議削藩，被他的政敵以“清君側(cè)”為名腰斬于長安東市，父母、妻子、同族皆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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