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壽城春望》鑒賞推薦
漢壽城春望
唐代：劉禹錫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荊榛。
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才見滿埃塵。
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
譯文及注釋
譯文
春天來了，漢壽城邊野草叢生，那荒祠和古墓前面正長滿荊榛。
田里的牧童燒化著丟棄的芻狗，路上的行人在觀看墓前的石麟。
經過雷電轟擊，華表已經半毀。由于積滿灰塵，碑文僅可辨認。
不知什么時候又發生滄海桑田的變化呢，到那時，這里又會成為南北交通的要津。
注釋
漢壽：縣名，在今湖南常德東南。
荊榛：荊棘。
牧豎：牧童。
芻狗：古代用茅草扎成的狗作祭品，祭后就被拋棄。
陌：田間小路。
石麟：石頭雕刻的麒麟，這里泛指古代王公貴族墓前的石刻。
才見：依稀可見。
東瀛：東海。東瀛變：指滄海桑田的變化。
要路津：交通要道。
賞析
這首詩雖然極力地描繪了漢壽城遺址的荒涼、破敗的景象，但是格調毫不低沉。在興和廢的轉化之中，充分地表現了詩人發展變化的樸素辯證觀點，使全詩充滿了積極的進取精神。這首詩打破了一般律詩起、承、轉、合的框框，首、頷、頸三聯渾然一體，極力鋪陳漢壽城遺址的荒蕪、破敗的景象，構成了全詩的整體層次。
首聯的'出句點明了“春望”的地點，含蓄而又凝煉地表現漢壽城已是一片廢墟了�！耙安荽骸比肿屓水a生聯想，如果漢壽不是一片蕪城，還象當年那樣人煙輻輳，無比繁華，春日遲遲，一派生機的話，詩人怎么會用城邊野草剛剛發芽來描繪它的春色呢。首聯對句勾勒出來的景物頗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獨沒有人煙。正因為此，詩人用“對”字組合起來的柯、墓、荊、榛之類愈多，便使人愈感荒涼。
頷聯雖有“牧童”和行人”出現，但也沒有增添任何生氣。牧豎燒芻狗予田中，說明墳山冷落，祭掃無人“田地荒蕪，可牧牛羊。符人著石麟于陌止。是因為荊榛莽莽，別無可以觀賞盼景物，唯古墓前石獸群尚可注目而已。
頸聯清楚地告訴人們漢壽城今非昔比，當年繁華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敗不堪了。當年指示路途的華表，如今已經被雷電轟擊得半殘，縱橫的斷碑，通體蒙塵，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華，今朝破敗，盡在殘缺華表，斷裂石碑中顯露了出來。詩人不惜耗費大量筆墨大寫特寫這樣的破敗和荒涼，完全是為著尾聯的富有哲理性的議論作準備的。
從這首詩的尾聯，“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談出了一個深刻的哲理，即興和廢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詩人認為：興和廢不是永恒的，不變的;而是有興就有廢，有廢就有興，興可以變成為廢，廢亦可以變成為興的。這正如老子所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樣，是具有樸素辯證法觀點的。
創作背景
此詩為作者貶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馬時作，作者想起登臨古城的所見所感，想見滄海桑田的巨變，唏噓不已，便寫下了這首詩。聯系詩人一向關心國計民生的創作背景，可知這不是一時的即興之作，而是長期感情積淀的爆發。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漢族，中國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后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游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后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閑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莊等交游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閑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后，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后被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哲學成就——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于自然與人的關系，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里，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于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系。在法大弛的社會里，是非顛倒過來，賞恒在佞，罰恒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于天。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系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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