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抒情散文
之一
有些東西與生俱來，比如人的容貌；有些東西后天形成，比如人的興趣。我對寫作的興趣好像屬于前者，而對讀書的興趣卻是后者。大體上，經歷了由母親高壓，到半情不愿，到全身心的投入三個階段。
如果有誰從小就只愛讀書不愛玩，我總疑心他受過什么特殊的刺激。我小時候能坐下來看書，純粹是母親威脅利誘的結果。“看完了再讓你出去玩”是她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時光流逝，我逐漸大到了母親不好意思打罵的年紀，這時的我對書籍不再排斥，學習娛樂之余，也會主動找“閑書”翻上兩頁，偶爾還會讀出點興趣，讀出點收獲。二十歲后，閱讀已成習慣，等車時，等吃時，做事間隙，手上沒書就仿佛無所依傍似的。到了這個時候，母親又忍不住出來干預了，只不過內容與從前相反，叫我“上街去逛逛啊，不要老像蝸牛粘在房里。”書籍對我有了異乎尋常的吸引力。
看《醒世姻緣傳》，我窺見了中國式的人情世故；看《三國》，我覺出了群雄逐鹿的絕世悲壯；看《聊齋》，我驚嘆于作者如此瑰麗的想象；看《儒林外史》，則折服于它對人性剖析的犀利、深刻。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正一“邪”，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文筆如畫。再加上奧斯汀的輕靈機俏，茨威格的心理驚悚，歐亨利的“含淚的微笑”，勃朗特姐妹的“同種異質”……這一切給了我巨大的藝術享受，提升了品味，也擴充了視野，對人生的內涵、生命的真諦有所領悟。上述那些不過是小說世界之一角，小說之外還有詩歌、散文、戲劇，文藝之外還有哲學、美學、歷史。細想一想，博覽群書確實是了不得的事情，書本對人類精神上的滋養也真到了“至矣盡矣，篾矣加矣”的地步。
“讀書人”在古代大約是個尊稱，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中論及科舉制度，曾頗為欣喜地說：“中國居然有那么長的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漫漫千余年來，文化人是極受尊重與推崇的有地位的一群。可惜事過境遷，“知識分子”在當代往往做了“書呆子”、“迂”、“貧窮”、“不活絡”的代名詞。這時若還嘴硬說“讀書人”是褒義，實在連自己也難有自信，而鐘情于書本的人在重利輕文的大氛圍中笑得不能不有點勉強——當然笑還是在笑著的。
有一年暑假，我和幾個朋友一時心血來潮，將各人理想分別寫在小紙片上，打亂后由眾人猜測是誰寫了哪一張。甲寫“物理學家”大家不免嘖嘖稱贊。乙想當大公司總裁自是心雄志大。丙愿從政，連省長都嫌小，少不得被揶揄一番，講他年少輕狂，野心太大，當官豈是容易的事。唯我寫的“作家”令眾人笑痛了腮幫，紛紛說“這大概是陶然寫的”，“你不是學法律的嗎”，“為你著想，我祝你理想落空”……我知道他們沒有惡意，唯其沒有惡意，格外叫人深思。
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作家”連成為理想的資格也沒有了？入仕、經商、進演藝圈都可以不被側目，何以搞文學會讓人詫異訕笑？“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手都要硬”說了這么多年，要如何從昂揚的文字、口號變為觀念上的接受、認同？文化，這個神圣的字眼，書生，這一可愛的稱呼何時落到了如此尷尬的境地，遭受如此凄涼的冷遇？沉迷于書海的我若是執迷不悟，又該如何自處，甚至如何在這個世界立足？
我聽到一種樂觀的說法：在社會完全封閉時和社會完全轉型后，“書本”都有他尊貴的地位，恰恰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掛帥、利益當先的時候，文化會暫時寂寞。
希望這是真的，希望。
之二
記不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習慣從小說里找悲劇因子。一開始是偶然發現，后來就是有心尋找了。
諸葛亮六出祁山，鞠躬盡瘁，仍落得個星墜五丈原，使人唏噓；梁山眾英雄居然受了朝廷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去了，簡直使人難堪；連《西游記》我都覺得難受，孫悟空在迂腐的唐僧面前，還不及扯后腿的八戒討好，迫于緊箍咒又不能不勉為其難，當年大鬧天宮的美猴王淪落如此，真替他不值——在中國，太搶眼的人總或多或少要受到排擠的——《西游記》情節的熱鬧掩不住內在的悲涼。
98年在家待業一年多，我找來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小說吞嚼。傳統敘事如張恨水，意識流如普魯斯特，魔幻現實主義如馬爾克思，唯美如王爾德，還有那個頑童式的卡爾維諾……大開眼界之余，深覺自己最有共鳴的還是那些震憾人心的悲劇。喜劇自然也有優秀的，可我從心里感到隔了一層，至于寫得差一點的，更易流于輕薄。像《圍城》那樣公認的幽默與諷刺的經典，它的主題卻是眾所周知的無奈、悲觀。
到目前為止，我特別喜愛的《紅樓夢》、《金庸作品集》、《張愛玲文集》、《白先勇文集》都是讓我惆悵難譴的佳作，使我見識了什么是悲壯（金庸），什么是死寂的絕望（張愛玲），什么是婉嘆與低徊（曹雪芹、白先勇）。這些作品每一本我看了不下五遍，每次雖不乏新體會，突出的感覺始終是沉重與壓抑。假如壓抑感來自社會和國民性——像魯迅認為的那樣，那么至少還有改良的希望。但前引幾位作家筆端的“悲”似乎都傾向于源自人性本身，那真是讓人幻滅的。
可是我卻不承認這些書誤導了我的思想，因為及早發現世界的真相，不把社會簡單地想象成一片真善美的凈土未必不是好事，至少可以不必“希望大失望也大”，讓金色的理想一頭撞上了現實的南墻。多讀悲劇作品，至少有著增加心理承受能力的效用。
當代中國人在文學藝術上對所謂“消極”是極為敏感、極為反感的。除了歌頌升平之外，對人，對人生往往持盲目的的樂觀或使人不能相信的天真。中國人不是不讓人說出種種不如意，卻要求所有文藝作品有一個光明的尾巴或美妙的遠景，近處的風物任憑描繪，終極的明燈卻不容熄滅。如此心態，早已越出了“激昂奮發”的范疇。
拋開過分實際的方面不說，單只從美學層面上，《荷馬史詩》悲得崇高圣潔，《紅與黑》因了于連充滿象征意味的死擁有別樣的魅力，同是莎士比亞的戲劇，《哈姆萊特》勝過《溫莎的風流娘兒們》十倍。白先勇說他作小說就是為了寫出人類心靈中的痛楚；張愛玲不贊成大喜大悲，獨愛蒼涼；曹雪芹對滄桑離合、人生無常的感嘆，使他們的作品都具有一種深沉雅致的風格，一種金風玉露的神韻，一種悲情的深刻。金庸沒有徹底破壞大團圓結局，但他那些波瀾壯闊的故事里隱隱“彌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雞鳴不已于風雨的悲劇氣氛”（何平語），使他有別于一般的武俠小說作家，而大大提升了他的境界。
到底讀書使我悲哀，還是我自己選擇了悲哀的書，悲哀的欣賞角度，我也說不明白。也許不讀這些書，我會少去許多想法，少掉許多無名目的煩惱。不過那樣渾渾噩噩的快樂也只相當于小龍女的古墓，再怎么脫俗，也總有一天是要下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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