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多喧隘幽人自結廬經典優美散文

　　元代以后，文人畫家占據了畫壇的主導地位，表現文人生活內容的畫作也就逐漸多起來。到了明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文人的雅集結社活動逐漸增多，畫家也多將現實生活中的文人雅集入畫。吳偉的《詞林雅集圖卷》、陳洪綬的《雅集圖卷》、沈周的《魏園雅集圖》等都是此類作品。從這些作品中，我們不僅可以窺見那個時代文人生活的狀況，而且也可以感受到傳統文人對魏晉風流的傾慕與向往。

　　對中國文人而言，“魏晉風度”是個非常特殊的精神標尺。“魏晉名士”的曠達、隨性雖然不合儒家循規蹈矩的行為準則，但其言談舉止中自然流露出的瀟灑不羈卻讓人傾心。中國文人有一種看似矛盾的價值取向：一方面，他們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儒家講胸懷大志，講學以致用，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理想幾乎被提升到了無法超越的高度；然而，另一方面，幾乎所有文人的骨子里都向往自然、散淡的生活，力求擺脫俗務桎梏。如果說入世是文人安身立命、實現個人抱負的.正途，那么出世就是他們保持內心澄澈、不為塵俗污染的退路。隱逸的理想因而成為他們在憂國憂民、殫精竭慮之余放松喘息的心靈凈土。他們可以在湖光山色中展卷賞讀，也可以登樓懷古、思慕前賢的高風亮節，還可以借描繪邊角山水來抒發“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蘇軾《前赤壁賦》）的襟懷。中國文人通過儒與道的互補、仕與逸的對照，為自己構建了平衡的精神世界，從而實現了心靈上的“圓滿”。

　　沈周的《魏園雅集圖》為紙本設色，縱145.5厘米，橫47.5厘米，遼寧省博物館藏。此圖表現的雖然不是躬耕南畝的陶淵明，但在文人類似的日常生活背后，表現的還是魏晉士人的精神世界。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又號白石翁，長洲（今江蘇蘇州）相城人，亦稱“相城翁”。他的畫上承宋、元，下啟吳門畫派。沈周一生未仕，優游林下，以詩、書、畫自娛。他交友甚廣，威望頗高。《魏園雅集圖》作于1469年，正值沈周43歲。從魏園的主人魏昌的題跋中可以了解當時雅集的情景和經過：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的一天，沈周與劉玨同赴魏園，恰逢祝顥、陳述兩位參政與嘉禾的周鼎也來造訪，大家“相與會酌，酒酣興發”，相繼賦詩。沈周為此而創作了《魏園雅集圖》。

　　在《魏園雅集圖》中，沈周采取了不同于同類題材的處理手法。畫中，會晤場景占很小一部分，人物多為點景式。畫家主要借寓意性的自然景色來抒發友情。這幅畫以山水為主：遠處峰巒陡起，輕披薄霧；近處山頂與中部山腰，泉水飛流直下，匯成淙淙小溪；溪水旁有一小橋，岸畔置一茅亭。茅亭內，四人席地而坐，書童抱琴侍立一側。山徑上，一老者執杖而來。山上山下，草木蔥蘢，葉紅似火的楓樹點綴其間，為魏園增添了幾分秀色。這里沒有描繪人們會飲酬唱的情景，而是著重描繪人跡罕至、僻靜空曠的峰巒深谷，莫非是因為雅集者的高風雅致已彌漫于山水間？

　　《魏園雅集圖》主要沿襲董源、巨然的畫風，輔以黃公望式的平臺構圖，布局實中有虛，有疏朗之感。我們從畫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畫家對塊面因素的苦心經營：山石施以披麻皴，顯得粗獷有力；皴筆的疏密變化，加強了畫面的黑白對比。尤其是畫面中間那塊留白較多、向右上方層層疊加的石坡將四周較暗的部分撐開，形成一種張力。在描繪山體的局部層次上，沈周采用視點移動的方法。這是他慣用的手法。他中年創作的《廬山高圖》就采取了這種方法。《魏園雅集圖》中，他取法王蒙，以濃墨點苔，用墨濃淡相間。沈周的山水畫在表現形式上呈現早年細、晚年粗的特點。《魏園雅集圖》的畫風正處于由細變粗的時期，是他畫風轉變期的作品。

　　《魏園雅集圖》上端題有沈周、祝顥、劉玨、陳述等人的詩文。祝顥的題詩“城市多喧隘，幽人自結廬。行藏循四勿，事業藉三余。留客嘗新釀，呼孫倍舊書。悠悠清世里，何必上公車”正是畫家借描繪自然景色來傳達自己想隱逸山林、過一種悠閑的田園生活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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