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紀年為題的散文：莆田農民怎么紀年

　　編者按：朱祖厚，莆田四中英語教師，2010年退休。初學寫作，平鋪直敘，無文采可言，但追求真實，態度還算認真。

　　小時候我問母親出生年份，她說不知道，只說“我肖雞”。我問她你哪一年和父親結婚的，她回答說我們和某某夫妻“倫理同庚”。我感到驚訝，母親沒有上過學，竟然會用“倫理同庚”這四個字。過去莆田民間說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撐鋪岑，一手撐棺岑”。冒著生命危險生下孩子，是母親最驚心動魄最輝煌的人生事件和時刻，因此銘記了我們四個兄弟和兩個妹妹出生的農歷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無關緊要。

　　那時大多數人是文盲，民間沒有使用公元紀年法，甚至很少說“民國xx年”。但是人們需要在時間和人事坐標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確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價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遠處前行。他們無法說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稱來記事。這好比用象形文字來取代年份數字。

　　我從小聽到老一輩說戚繼光在黃石和林墩打倭賊的故事。他們說“戚繼光打倭賊時節”，我也從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來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聽到的故事唯一有具體年份的是光緒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別嚴重，很多人家死光絕戶。查記載，涵江哆頭一村就死亡400多人。多得多的瘟疫發生在歷史的荒山野村，了無痕跡。

　　過去無論鼠疫還是霍亂或天花等瘟疫流行，莆田民間都稱之為“壞光景”，人們說“大瘟爺船”下錨在有死人的房頂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錨又去下一家。我小時候“大瘟爺船捉”是老一輩的`罵人口頭禪，有時惡毒有時是調侃，更多是作為習慣了的純粹插入語，無任何意義，這都視語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個典故，說那年“壞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幾個人，他當時是十多歲少年，死了沒有人收埋他的尸體，兩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過來。有人問他死后情形。他說“我在大瘟爺船上偷拿了“柴夾”(莆田話，劈柴刀)，被他們發現從船上推下來了。”少年家庭貧困，不識字，老實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還入了黨，后來活到六十多歲。他自己和聽的人都說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閱了網絡上的《莆田歷史大事記》：民國16年(1927)霍亂大流行，單莆田城區3天內就死亡100多人;民國18年(1929)莆田縣鼠疫大流行，七步、郊東兩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國29年(1940)，莆仙兩縣霍亂大流行。莆田城廂中秋節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關街無行人，死者不計其數。書峰梧壟全村53人中僅3人幸免。也許是因為還有許多其他年份都有疫情，所以我小時候幾乎沒有聽到老人們特別提到“民國16，18，29”這三個年份。我的一位親族長輩就是民國3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拋下寡妻孤女，才23歲。

　　從小就聽說了抗戰時“日本仔炸橋兜橋”，把橋頭將軍的頭炸掉了，可就是不知道這是抗戰的哪一年。剛才在網絡上搜索到：民國30年3～9月，日機又多次轟炸涵江、三江口、鎮前、寧海橋和仙游縣城，毀民房、校舍百余間，居民死9人、傷17人。原來是1941年的事。我老家生產隊隊長也不識字，年輕時和村里好多小伙子一起去“走番”— 下南洋謀生。他說過他在新加坡看到當地土人要把豬肉放置到腐壞生蟲子，然后圍住腐壞的肉跳舞慶祝，然后把蟲子收集起來吃。我問他們是哪一年下南洋，他說是“未打日本鬼時節”，也說不上來具體年份。當年一大批青年去南洋謀生，這是莆田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似乎無人重視。

　　那年解放都有七八天了，村里人才知道已經“換朝代了”，但是不知道那是1949年。然而從土改開始，就有了集體記憶，開始以政治事件為紀年依據。人們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說“土改那一年”。隨后是“普選那時候”。那是新中國的民主嘗試，以不記名投票選舉鄉長(相當于現在的村長)，每一戶一個人代表，拿著分到的豆子，投到寫著候選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認字的由工作組成員介紹哪個盒子是哪個候選人的。這個時候開始，政府規定各家各戶每年必須把一定數量的糧食平價賣給政府，這叫做“統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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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人們稱呼土改后那一段時期為“土改了(liǎo)”。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農民們兢兢業業經營自家的土地，農忙時雇用短工，生活逐漸豐裕。不久上級要求土改后分到土地的農民成立(農業)互助組，我小時候就感受到互助組里各個家庭之間友好互助的美好人情。之前各家自耕自給自足時期就被稱為“單干戶時節”。“互助組”的持續時間很短，大約1954年起，互助組合并為“初級社”，全稱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走集體化道路了。為了鼓勵農民積極參加初級社，還特別規定地富反壞分子和富裕中農家庭不得參加初級社，這樣參加初級社就變成一種政治待遇，有資格的農民們就踴躍參社了。還規定無權參加初級社的那些家庭必須結成互助組。

　　這個時候叫“初級社時節”，不久，就遭遇到糧食嚴重短缺的1955年。那時叫“糧食恐慌”，但是老家農民們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共同叫法：過渡荒(時節)。他們常說“過渡荒時節紅薯豆渣(紅薯制作淀粉后剩下的渣)都沒得吃”。同年政府規定土地集體化，初級社就升級為“高級社”。這時候規定所有的家庭，包括地富反壞分子家庭，必須把農田和生產工具交給高級社，必須參加高級社。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們稱為“公社化(時節)”，“公社化”一直持續到1981年分田到戶。

　　1958年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人們把這個時期叫作“五八化時節”了。1959年的秋天，政府發動了“五秋”運動，五秋是秋收，秋種，秋購，還有兩個什么秋。由于完成征購任務后，生產隊除了留種子和生產成本，糧食所剩無多，大饑荒開始了。很多人沒有糧食吃，餓成水腫病了，我父母也是，皮膚上一摁一個凹陷。那一年的“五秋”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成為特定的紀年名詞了。豬母們(老家人們把母豬叫做豬母)當然就更慘了，瘦骨嶙峋，走起來像一副豬骷髏在扭動著。其后十幾二十年期間，如果有人很瘦，人們就會說：你怎么瘦得像五秋的豬母?

　　1960年和1961年情況比1959年更慘。三年大饑荒是學界的說法，在莆田農村，人們稱那三年為“六圈線”(六零線)。這個名詞到底怎么來，不得而知。經常聽到大人說“六圈線的孩子”，意思是遭逢大饑荒的孩子身體長得不好。當時還有很多農村出生的干部和工人被“下放”回農村。我小學四年級同班有好幾個同學因為年齡比較大，大約十四五歲，也被動員退學，也稱為“下放”。所以就有一個“六圈線下放”的紀時說法。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直到1963年，我們生產隊的農田被鄰村一塊兩畝多的單干戶田地隔開。“六圈線”時期，生產隊的農田收成貧瘠，那一塊單干農田，無論是水稻，還是小麥蠶豆，總是風調雨順，碩果累累，一片豐收景象。當我們饑腸轆轆，或餓得像“五秋的豬母”時，那塊農田主人夫婦干活后，在我們生產隊社員的眾目睽睽之下，端著大碗大碗的干飯肉湯慢慢地享用著，似乎是要把我們都饞死的節奏。夫妻倆把那兩畝多的田地打理得永遠五谷豐登，不知道是怎樣頂住集體化的政治壓力，我懷疑全中國只有這一家能夠堅守住單干田，真是偉大得可歌可泣。我也一直不知道那塊地后來是怎樣被沒收歸公的，也不知道夫妻倆是怎么稱呼“六圈線”那三個年頭的。

　　時間如鳥兒飛過天空，不留痕跡。人生沒有年份數字，艱難凄慘和幸福溫馨只以事件名稱雕刻在心頭。一代代村民，雖目不識丁，溫婉之中自有智慧與堅韌在，歲月便把人生釀成了瑰麗的回憶。

　　【本文作者：朱祖厚。(公眾號：莆田文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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