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大學的困境

　　在教育培訓大佬俞敏洪宣布要辦一所中國真正的私立大學后，很多人雖然眼前一亮，但仍對民辦大學提不起好感。從高考大擴招開始，“產業”拐點出現，整個民辦高校淪入衰退、收縮的過程，雖然截至目前，全國民辦普通高等學校仍有400多家，但在這個數字背后，有多少學校就像一個空殼，徒有空曠的校園和教室，卻沒有好的師資生源，面臨倒閉，民辦大學正陷入困境。

　　招生亂象叢生

　　“招生就是招錢，辦學就是撈錢，一切向錢看，能騙就騙。”曾經在輔仁、匯佳、興華等北京多所民辦大學工作過的老高一針見血地說。公辦大學擴招后，民辦大學的招生從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成買方市場，“生源爭奪戰”變得白熱化，甚至一些有實力的民辦大學每年在招生上的花費動輒幾千萬元。

　　高額回扣的“提成招生”成為一些民辦大學搶奪生源的利器，學校將招生權代理給一些中介機構和個人，由此催生了“招生販子”和招生公司成為熱門行當。

　　掛靠在公立大學名下的獨立學院近幾年來發展迅速，即使打著公立大學的招牌，獨立學院的招生也是十分混亂。

　　“教育產業化大潮中，無數貧困家庭不惜舉債供孩子去讀得不到認可的民辦大學，陷入讀書致貧的漩渦，已成為中國低收入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曾經接觸過很多這樣來自貧困家庭的民辦高校學生的老高認為，他們學生的家長就是一些生活艱辛的農民、打工者，每當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他內心都被深深觸動。

　　如此扭曲、拜金的辦學觀念下，學生就是學校的金主、就是客戶，導致民辦學校“寵學生”的怪現象。“所有教師工資都是從學費來的。我們教學評估50%是學生打分，教學評估影響年底獎金，甚至飯碗，所以老師都不敢得罪學生，愛學不學，放任自流。”老高無奈地說。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的民辦大學的學生被招生販子騙來后，感覺學業和前途無望，而看到招生如此賺錢，干脆不讀書了，自己也當起了招生販子，再去騙下一屆的學生。

　　倒閉危機邊緣

　　國內的民辦高校就像一家企業，經營不善就得倒閉，他們沒有財政經費，所有開支都得靠學費，雖然收費高，但開支也高于公辦高校，尤其是招生經費開支。“如果算上招生老師和學生的提成，各地招辦的設置經費以及招生運營費用，每招到一名學生，學校支出的成本將近3000元左右。”老高說。

　　不過比缺錢更緊迫的是，民辦大學缺好老師。因為資金壓力，民辦大學老師的工資福利比公辦大學少了一大截，更關鍵的是缺少發展空間和機會。“如果要留住教師，在很多情況下，真正吸引人的，是學校提供給教師的發展平臺和人文關懷。”北京海淀區一家民辦大學的教師陳誠告訴記者。他覺得民辦大學對教師發展提供的資源無法跟公立大學相提并論，出國交流、專業培訓的機會少之又少，致使教師隊伍整體素質提升困難。

　　陳誠發現在民辦大學中年富力強的老師很少，更多的是一些退休的老教師，用來緩沖師資隊伍的匱乏，那些老師上課只要能過得去就可以了，年輕老師們要想得到發展的空間很難，比如申請課題難，出去進修難，申請高級職稱難度更大，使得年輕老師們紛紛改弦更張，另謀高就。

　　沒有好老師，怎么吸引來好學生，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感到悲觀的陳誠正在準備讀博轉行，“無論是師資，還是生源，民辦學校都輸在了起跑線上，雖然今天還是在茍延殘喘，但是如果沒有較大的改進和改觀，等待他們的出路可能就是倒閉了。”

　　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民辦大學經歷了幾輪興衰沉浮，南洋、匯佳、輔仁、興華等曾經輝煌一時的民辦大學，如今有的徹底消失，有的壓縮求生，有的投靠公立大學，還有的正在倒閉邊緣，從廊坊東方大學城的衰落也可窺見一斑，從當年的民辦大學云集，到如今的討債人和賣房者扎堆。個中原因既有資金鏈斷鏈、管理不善、生源流失，也有老板犯事跑路等。

　　真正的私立大學有多遠

　　俞敏洪的加入必然引發一場震動。2013年，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宣布接手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在中國辦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學。但隨后他被毫不留情地潑了冷水，教育界人士普遍不看好俞敏洪的選擇，認為時機不對。

　　幾年前俞敏洪在接受采訪時就曾說過自己辦大學的理想，他心目中的私立大學模式是，學校有足夠的錢，學生不需要考慮能不能交得起錢，而只需要考慮自己到底優秀不優秀。他的招生原則就是兩個：第一，學生優秀不優秀;第二，盡可能地招收成績好、有培養前途的農村孩子。可見，從農村走出來的他其實是想為農村孩子辦一所大學。

　　“這是一所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民辦大學。”俞敏洪向耿丹學院的學生承諾，“你們交的學費都會用在學校的建設和同學身上，我們個人決不會從這里拿走一分錢，我們只會往里不斷投入，請相信我們辦學的誠心。”

　　他認為，目前中國的私立教育靠學生學費維持運行，是一個“荒謬的現實”。不用重金怎么能請來好老師?他計劃要用基金會的方式辦大學，基金會通過資本運作賺的錢，支持學生的學費并聘請著名教授。

　　而眼下耿丹學院的一年學費要兩萬元，所以俞敏洪首先推出了一個“企業家英才計劃”，入選的優秀貧困學生由企業家資助學費和生活費，而且“認領”學生的企業家還要負責生活和就業指導，就像培養自己的孩子一樣。

　　不過真正讓俞敏洪頭痛的是，正趕上獨立學院“轉設”的節點。所謂“轉設”指的是2008年2月，教育部出臺《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俗稱26號令)，要求獨立學院在5年過渡期內實現“脫鉤”，成為獨立的民辦高校。但教育部26號令設置了很多準入門檻與法律責任，僅“不少于500畝的國有土地”這一條就讓很多獨立學院的“轉設”之路止步不前。在北京這樣一個寸土寸金的地方，辦一所學校要500畝地，并且一分地上只能待一個學生，這需要不是一般的燒錢才行。

　　這也是俞敏洪目前還沒解決的難題，耿丹學院只有400多畝地,但獨立大學要求人均一分地，400多畝地只能容納4000多個學生，他們已經有6000個學生了，差的那幾十畝地怎么辦?

　　在今年7月的中美教育高峰論壇上，俞敏洪的一番話令人感傷：“因為中國在教育中不善于利用民間力量，所以到現在為止中國優秀的，頂級的私立中學和私立大學是沒有的。”

　　如果俞敏洪辦大學的理想最后也破滅了，對于那些還在堅守的民辦大學來說，除了繼續燒錢和等待捐助外，求生之路將變得越來越艱難，而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仍是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