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四書五經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各類書籍數之不盡。而四書五經是我們經常能聽到的一詞，那么，所謂的四書五經到底是哪幾本書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何謂四書五經，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何謂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是“四書”和“五經”的合稱，是中國儒家的經典書籍。南宋學者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據稱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之后各朝皆以“四書”列為科舉考試范圍，因而造就“四書”獨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書”已凌駕于“五經”的地位。

　　“五經”是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其實本來應該有六經，還有一本《樂經》，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但后來亡于秦末戰火，只剩下“五經”。“四書五經”是南宋以后儒學的基本書目，儒生學子的必讀書。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四書五經”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道在大學

　　【原文】

　　大學?①之道②，在明明德③，在親民④，在止⑤于至善?⑥。

　　【注釋】

　　①大學：“大學”一詞在古代有兩種含義：一是“博學”的意思，二是相對于小學而言的“大人之學”。在我國古代，“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如小學”，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禮節和“禮、樂、射、御、書、數”等文化基礎知識;十五歲入大學，學習倫理、政治、哲學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小學偏重于掌握文字知識，而大學則教授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后一種含義其實也和前一種含義有相通的地方，同樣有“博學”的意思。

　　②道：“道”的本義是道路，引申為規律、原則等，在中國古代哲學、政治學里，也指宇宙萬物的本原、個體，一定的政治觀或思想體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環境里有不同的意思。

　　③明明德：前一個“明”作動詞，有使動的意味，即“使彰明”，也就是發揚、弘揚的意思。后一個“明”作形容詞，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

　　④親民：根據后面的“傳”文，“親”應為“新”，即革新、棄舊圖新。親民，也就是新民，使人棄舊圖新、去惡從善。

　　⑤止：知道目標所在。

　　⑥至善：善的最高境界。至，極，最。

　　【經典原意】

　　大學的宗旨在于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能夠使人棄舊圖新，在于使人達到完美無缺的最高境界。

　　【當代闡釋】

　　至善最美

　　如沐春風，暢淋喜雨。美在人間，美在你我的心中。發揚美德是大學之道的根本原則;新民是個根本任務;止于至善是根本目的。原則、任務、目的構成大學之道的三大綱領。不管是對人對己皆以至善為最高目標。明德也好，新民也罷，都是為了達到“至善”的目的，這樣才能平治天下。在后現代的今天更需要用善心來融化被物質麻木的冰冷，更需要追求人生的詩意來放松疲憊的心靈。

　　擴展資料：

　　一、四書　　

　　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其中，《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 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所以稱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編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后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

　　由于朱熹注釋的《四書》既融會了前人的學說，又有他自己的獨特見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將他所編定注釋的《四書》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年—1320年）恢復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范圍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內。明、清沿襲元制，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都是出自朱注《四書》。《四書》不僅是儒學經典，還是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在近代，《四書》還被編入小學、中學教科書。

　　《大學》

　　《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家學派的入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肝肺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于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賁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挈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為寶。”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圣，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家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中庸》

　　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于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于秦統一全國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造造爾。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皓，反求諸身。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宜爾妻孥。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吲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拚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則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攢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祖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諦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廬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怯，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育文王，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譽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養生，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圣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衣錦尚炯。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斧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化民，末也。詩曰：德遒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論語》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論語》成書于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

　　注音全譯論語—內文《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范。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并無緊密聯系，只是大致歸類，并有重復章節出現。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

　　注音全譯論語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后，《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宋代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可見論語的貢獻很大。

　　《孟子》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游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并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圣而作”。所以，盡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

　　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兩漢以后學五經，兩宋以后學四書。半部論語打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

　　二、五經

　　四書五經（節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五經”。五經是儒家作為研究基礎的古代五本經典書籍的合稱，相傳它們都經過儒家創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編輯或修改。

　　儒家本有六經，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春秋》，《周易》。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到唐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禮經》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再增補《爾雅》構成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后來的五經是指：《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詩經》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 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而 《詩經》的語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漢語概貌的最重要的資料。

　　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組成，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頌是宮廷用于祭祀的歌詞。一般來說，來自民間的歌謠，生動活潑，而宮廷貴族的詩作，相形見絀，詩味不多。

　　《詩經》在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古者《詩》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詩經》還有“賦”、“比”、“興”這三個修辭手法。此書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對后世影響深遠。喜歡詩詞的朋友，相信都有讀過。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

　　詩經關于《詩經》的編集，漢代有兩種說法：①行人采詩說。《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詩經》305 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和詩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時間長、地域廣，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經過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產生這樣一部詩歌總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詩說是可信的。②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詩經》大約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此時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此時孔子年僅 8 歲 。 因此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刪詩說不可信 。 但根據《論語》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確曾為《詩》正過樂。只不過至春秋后期新聲興起，古樂失傳，《詩三百》便只有歌詩流傳下來 ，成為今之所見的詩歌總集。

　　《詩經》所錄，均為曾經入樂的歌詞。《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 ，分為風 、 雅、頌三類。①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即朝廷之樂，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 ，大部分為貴族的作品， 即所謂正聲雅樂 。《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

　　《尚書》

　　《尚書》意為“上古之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作品的匯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這說明作者應是史官。《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相傳為孔子編定。《尚書》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稱贊人“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尚書》。春秋戰國時稱《書》，到了漢代，才改稱《尚書》。儒家尊之為經典，故又稱《書經》。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總數約2500枚。經專家鑒定，其內容全部都是古書，其中有許多經、史一類的文獻。此次公布的清華簡中，《傅說之命》三篇引發關注，其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的《說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系后人偽作。

　　《尚書》據說原有一百篇，秦代焚書后（也可能是項羽火燒咸陽造成流失，亦或秦二世之后戰亂流失。雖然始皇的法治與“詩書”中的“王道”治國有偏差，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毀滅文化之暴舉，咸陽應存有“詩書”的正本，所謂“焚書坑儒”不過是政治需要，雷聲大雨點小。不能望文生義為“焚掉所有書籍，坑殺所有儒生”。歷史有待驗證，此處不可偏信偏聽，特此注解），漢初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中發現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稱為古文《尚書》，這十六篇不久亡佚。晉人偽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又從今文《尚書》中析出數篇，連同原有的今文 《尚書》共為五十八篇，也稱古文《尚書》。《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就是經過晉人手術的這種古文《尚書》。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書。《虞書》、《夏書》非虞夏時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據古代傳聞編寫的假托之作。 《商書》是殷王朝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湯誓》按時代說應為最早的作品，但這篇文章語言流暢，可能經過后人的潤色。《盤庚》三篇古奧難讀，較多地保留了原貌。《尚書》是我國古老的文章匯編。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語言同秦漢時的古漢語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遠，傳寫訛誤，十分艱澀難讀。古代的另一種學術造假行為叫偽托。這類偽托之作和今日之學術造假不同，這類作者只求作品傳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而且雖然是偽托之作，往往不乏學術價值，有些甚至是極其重要的文獻。《禹貢》是我國現存最古史書《尚書》中的一篇。以前的學者都以為《禹貢》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現在早已為學界所否定。上世紀30年代，顧頡剛提出了《禹貢》成書于戰國時期的觀點。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證據是：《禹貢》中提到一條河“菏”，菏指菏水，是公元前483年吳王夫差為與晉爭霸而開鑿的一條運河。即此一點就可以斷定《禹貢》作于公元前483年之后。

　　《周禮》

　　《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它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儒家把《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六經。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不過，孔子所講授的禮、樂和舊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禮、樂已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為，《樂》教，可以使人“廣博易良”；《禮》教，可以使人“恭儉莊敬” （見《禮記·經解》）。孔子還說過：“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因此，必須“立于禮”（《論語·泰伯》）。

　　《周禮》為何人所作，何時產物？歷來也是有爭論的。古文經學家認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它出于戰國，也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偽造。近人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多數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周禮》成于漢初。

　　書影禮所包括的范圍很廣，從國家的典章制度，直至個人的行為準則。我們所能見到的禮書，有《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周朝官制的，《儀禮》是講各種典禮節儀的（如冠、婚、喪、祭等具體儀式），《禮記》是孔子學生以及后人傳習《禮經》的記錄，內容有關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東漢學者鄭玄分別給《儀禮》、《禮記》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禮”這一名稱。“三禮”都與孔子禮的思想有關，但只有《儀禮》（17篇）是由孔子整理編訂的。 《周禮》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由于我國早在夏、商、周時就進入了奴隸社會，而周為奴隸社會的鼎盛時代，所以《周禮》是中國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記錄，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全書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為上下卷，共12卷。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漢時補以《考工記》。

　　《周禮》一書，東漢鄭玄撰有《周禮注》，唐朝賈公彥作《周禮正義》，清代孫詒讓也撰有《周禮正義》，這些注釋對后人研究《周禮》提供了參考資料。 周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 輔助周王的大官，相傳有太師、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兒子伯禽，也當過周王的師保。在令尊、令彝銘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種官職的總稱，即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諸侯和方國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師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稱六卿。六卿經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們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兩側，協助周王處理政務。 周王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務有密切的關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兒子伯禽也曾任過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處于人神之間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職官吏。太史這一職位，就是商代以來的作冊，周初畢公高曾任過太史，稱為“作冊畢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務總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譜系，也是重要的職務。 六卿還有許多僚屬，各有專職，所以總稱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還設有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

　　《周禮》還包含著古代宗教、經濟政策、哲學與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和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經》

　　《易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中，被譽為諸經之首，三玄之一。《易經》包含《周易》，就是各種變化，孔子定為五經之一，計有24070字，分本經和大傳兩部分。本經包括八卦、重卦、卦辭、為易有主體，故稱為經；大傳包括上彖、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此十者合稱十翼。十翼為闡明易經而作，故曰傳，它是用八卦重疊而成的六十四卦為結構框架，把中華民族在太古時代摸索總結出來的生活經驗和生產經驗，用抽象的符號記錄下來，進一步以陰陽變化之道來分析，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通過卜卦來啟示天道，地道，人道的變化規律。

　　《易經》是我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它也是中醫之子向更高層次學習的門檻。如果從本質上來講，《易經》是一本“卜筮”之書。“卜筮”就是對未來事態的發展進行預測，而《易經》便是總結這些預測的規律理論的書。《周易》也稱作是《易經》，被譽為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國古文化典籍中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

　　《麟經》

　　孔子所著《春秋》一書本名《麟經》，相傳孔子編纂此書時，有一獵戶背一奇形怪獸請教孔子所獵者為何物，孔子見狀大驚曰：麒麟本是太平獸，緣何生來不逢時。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后孔子亡故。后人以此典故稱孔子所著《春秋》為《麟經》，奉為四書五經之一。

　　之所以以“春秋”一詞命名史書，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學說中，“春秋”之位相應“東西”二方，東為木、西為金，金木為篆，故可標稟歷史；金木為實，故可以史為鑒。有此緣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應為“水火”，是陰陽變化之極，變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說，亦不稱物為“南北”也。

　　《春秋》原是先秦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后來僅有魯國的《春秋》傳世，便成為專稱。這部原來由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相傳經過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也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 《春秋》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之祖，它以魯國十二公為序，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迄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歷史。它是綱目式的記載，文句極簡短，幾乎沒有描寫的成分。但它的語言表達，具有謹嚴精煉的特點，反映了文字技巧的進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寓褒貶于記事的“春秋筆法”。相傳孔子按照自己的觀點對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評判，并選擇他認為恰當的字眼來暗寓褒貶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義”的經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書和文學作品的寫作上，也對后人產生很大影響。史學家從中領悟到修史應該有嚴格而明確的傾向性，文學家往往體會了遣詞造句力求簡潔而義蘊深刻。當然，刻意求深，也難免造成文意晦澀的弊病。

　　《禮記》

　　《禮記》是戰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只是解《儀禮》”（《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雖只是解說《儀禮》之書，但由于涉及面廣，其影響乃超出了《周禮》、《儀禮》。《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記》；另一種，也便是我們所見的《禮記》，是戴德其侄戴圣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

　　《春秋》

　　《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就因文字過于簡質，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暠《春秋公羊傳》，谷梁赤《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

　　《公羊傳》與《谷梁傳》是為解春秋之筆法，釋《麟經》之精妙，但于《麟經》并無后續紀年。《左傳》 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是孔子所著《麟經》之續，同為魯國編年體史書，故與《麟經》并列。《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經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又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據各國史料編成（又有說是魯國歷代史官所寫）。它的取材范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于學官，后來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樂經》

　　于戰國時期失傳。傳說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