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簡介及經典名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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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宏道簡介：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漢族，荊州公安（今屬湖北省公安縣）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勛郎中等職、國子博士等職，世以為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少敏慧，善詩文，年十六為諸生，結社城南，自為社長。

　　他是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他既反對前后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系。他說過：”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他亦相信寫文要真，認為“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今人稱為文學進代論），即“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

　　袁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于三袁是荊州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合稱“公安三袁”。

　　明朝袁宏道經典名句名言

　　1、情至之語，自能感人——袁宏道《敘小修詩》

　　2、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略無停刻，良亦苦矣。——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

　　3、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盼錯如織——袁宏道《虎丘記》

　　4、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樂。——袁宏道

　　5、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袁宏道

　　6、西陵橋，水長生。松葉細如針，不肯結羅帶。鶯如衫，燕如釵，油壁車，斫為柴。青驄馬，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袁宏道《西陵橋》

　　7、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袁宏道

　　袁宏道的經典散文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云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云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而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后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注釋

　　①萬歷二十三年(1595)作者曾任吳縣令，期間,六次游覽虎丘。萬歷二十四年，解職離吳前，留連虎丘勝景，寫下這篇描寫吳中民俗的散文。虎丘，蘇州名勝之一。相傳春秋時吳王闔閭葬在這里，三日有虎來踞其上，故名。

　　②蔀(bù部)屋：草席蓋頂的屋子，指窮苦人家昏暗的屋子。這里指貧民。

　　③瓦釜：用黏土燒制的鍋，這里比喻粗俗的歌聲。

　　[4]雷輥：車輪轉聲，這里指雷的轟鳴聲

　　《虎丘記》譯文

　　虎丘離城約七八里路，這座山沒有高峻的山峰與幽深的峽谷，只不過因為靠近城市，因此奏著音樂的游船，沒有一天不到那兒去。凡是有月亮的夜晚，開花的早晨，下雪天的黃昏，游人來往穿梭，猶如織布一樣，而以中秋最為繁盛熱鬧。

　　每到這一天，全城閉戶，攜手并肩而來。上至士大夫鄉紳、大家婦女，下至貧民百姓，全都涂脂抹粉，鮮衣美服，重重疊疊地鋪設席氈，將酒肴擺在大路邊，從千人石一直到山門，如梳齒魚鱗般密集相連。檀板聚積如小山，樽罍似云霞般傾瀉，遠遠望去，猶如成群的大雁棲落在平坦的沙灘，彩霞鋪滿江面，電閃雷鳴，無法具體描繪它的形狀。

　　剛開始安設筵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如團聚在一起的蚊子，沒法分辨識認。等到分批安排，爭相以歌喉比高低；雅樂和俗樂各各陳獻后，美和丑自然區別開了。不多時，搖頭頓腳按節拍而歌的，只不過幾十個人而已。一會兒，明月升到天空，月光照在石上猶如潔白的絹綢，所有粗俗的歌曲，不再發出聲響，跟隨著唱和的，只有三四個人。一支簫，一寸管，一人慢慢地打著歌板唱著，管樂伴著歌喉，聲音清脆瀏亮，使聽的人深受感動。等到夜深，月亮西斜，樹影散亂，于是連簫板也不用，一個人登場，四圍的人屏住聲息，聲音如細而直上的毛發，響徹云端，每吐一字，幾乎拖長達一刻之久，飛鳥聽了為之回翔盤旋，壯士聽了感動得流下眼淚。

　　劍泉深得無法測量，陡峭的巖石如斧削一般。千頃云因為有天池等山作為幾案，山峰峽谷，爭奇斗秀，是請客飲酒的好地方。但是過了中午便陽光逼人，不能久坐。文昌閣也不錯，晚上林中的景色尤為迷人。朝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沒有遮攔，僅僅遠遠望見虞山，如小小的黑點。堂荒蕪已經很久了，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的辦法，想在里面供奉韋應物、白居易等人，但不久生了病，我既然已經辭了官，恐怕進之的興致也消盡了。山川的興旺和荒廢，確實有它的運數啊！

　　在吳縣作了兩年官，登虎丘山六次。最后一次和江進之、方子公一起登，坐在生公石上等候月出。唱歌的人聽說縣令到來，都躲避開了。我因此對進之說：“做官的橫行氣盛，衙役庸俗粗野，是多么厲害呀！以后不作官了，有不在這石上聽歌的，有月亮為證！”現在我有幸得以免去官職客居吳縣，虎丘的月亮不知道還記得我的話嗎？

　　人物生平

　　科場失意

　　袁宏道

　　明隆慶二年（1568年）十二月六日，袁宏道生于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里（今湖北公安），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為師，“奉其約束，不敢犯”。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嘆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托，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李贄稱贊他“識力膽力，皆迥絕于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并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而卓然獨立。

　　為官地方

　　萬歷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愿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游，悠閑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后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閑，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辭職。

　　游覽著述

　　袁宏道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后并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游東南名勝，徜徉于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為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后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

　　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后人學習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里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游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云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飾之病”。

　　北上進京

　　東南游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征，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

　　北京畢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閑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另一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

　　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于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后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

　　潛心文學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筑“柳浪館”于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游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贊嘆，并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于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贊《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并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并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后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陜西鄉試，乘興游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游記與詩歌。

　　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游”，游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終年四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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