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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技術與人性的分析
一、技術與人性的展現
1945年秋天，哲學大師海德格爾第一次讀到薩特的《存在與虛無》，薩特的哲學敘事方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尤其欣賞薩特對滑雪所做的哲學思考：對山坡的陡緩程度的體驗，取決于你是用適合緩坡的挪威方法，還是用適合陡坡的法國方法滑雪，因所用方法不同，同一山坡時而顯得陡峭，時而顯得平緩[i]。薩特對滑雪的思考正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技術從根本上規定了人對世界的感知，即技術框定了人的視界，已經滲透入我們的生活空間之中。
關于技術的緣起有許多古老的神話。在哲人柏拉圖講述的愛比米修斯造人的故事中，技術與人的起源幾乎是同時的：在造物主創制生命的最后階段，造物主命令普羅米修斯和他的兄弟愛比米修斯替生物進行裝備，分別賦予種種特有的性質。愛比米修斯對普羅米修斯說：“讓我管分配，你管檢查吧。”普羅米修斯同意了。愛比米修斯一一作了安排：他給有些生物配上了強大的體力，而沒有給予敏捷，把敏捷配給了柔弱的生物；他給了有些生物武裝，為沒有武裝的生物設計了別的手段來保護自己……。可是由于他不夠聰明，竟忘記已經把可以分配的特質全都給了野獸，他走到人面前時，一點裝備都沒有了。普羅米修斯前來檢查分配的情況，正輪到人從地下出世的時刻即將來到。情急之下，普羅米修斯只好偷了赫菲斯特的用火技術和雅典娜的制造技術，同時還偷了天國的火種送給人。
這個故事似乎說明，諸神只把人造到一半就推他上路了，技術是一種補償，引入技術的目的是為了彌補愛比米修斯的失誤，是為了讓人憑藉技術謀求生存之道，實現自我“完善”。），又稱情境論(contextualism)[iii]。建構論是一種與技術決定論迥異的立場，其最大差異在于，建構論力圖揭示蘊涵于技術化的生活世界中的價值因素，力圖從技術與社會互動的角度體現人在其中的作用。
由于建構論以利益相關群體的互動來詮釋技術的發展過程，對技術的建構論分析也必然蘊涵對此過程中倫理沖突的揭示。這種揭示既是社會學意義的微觀經驗分析，也是倫理學意味的描述性倫理研究[iv]。盡管描述性倫理研究是與規范性倫理研究并立的倫理研究進路，但在至少在中國倫理學界未受到重視。如果說規范倫理學更注重規則（或普遍、或權威、或超越），尋求的是秩序和穩定的話，描述倫理學則立足于現實倫理實踐，其主要旨趣不是像道學家那樣做道德裁判，而是發現具體的倫理發生與作用機制。
傳統社會的相對穩定性使人們對倫理產生了一種錯覺：倫理規范生活。但實際上應該是先有生活，后有倫理（倫理規范），或者說倫理發端于生活中的沖突和失序。在變動不居的現代生活世界中，真正能夠使人克服沖突和失序的既不是道學家制定的所謂倫理規范，亦非更抽象的倫理原則，甚或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類的普世黃金律，而是人性深處對道德和倫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權衡和抉擇。換言之，現代社會的倫理是利益相關群體在特定生活沖突的逼迫下不斷反省，不斷磋商的結果，是一種實踐的明智。基于這一至今仍為人們所忽視的事實，建構論的分析令我們看到，在加速變遷的技術化的生活世界中，倫理機制內在于具體的生活實踐。
二、兼顧虛實的倫理考量
在建構論的視角下，我們可以從技術與社會互動的角度理解網絡空間的形成和演進。從歷史的脈絡來看，網絡空間是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宰制下的知識權力結構。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是幾個世紀以來社會生活信息化的結果，其動力源自以資本和知識為主導的社會權力結構對更有效的市場控制的需求，它向人們昭示著信息完備的“無摩擦經濟”和“一對一營銷”等“虛擬資本主義”愿景。對網絡空間的建構過程的分析不僅廓清了技術發展的脈絡，也是對其中的價值倫理問題的揭示：網絡化、數字化的“虛擬資本主義”的確會帶來節省資源和消費個性化等具有解放性的一面；但與此同時，由于網絡化和數字化優先考量資本－知識等權力階層的市場利益，所謂世界的信息化往往忽視或損害非權力核心群體的權利，這就是哲學家們常說的異化或非人化。鑒于網際交往和虛擬生活從一開始就被納入了大眾生產－消費文化之列，網絡空間不可能完全擺脫社會現實政治－經濟體制的制約。因此，網絡空間的倫理考量，首先是尋求一種能夠聯結虛實兩界的倫理紐帶。
本文認為，這一紐帶應該是利益相關人的信息權利。簡言之，由于潛在的知識權力結構左右著顯見的信息權利分配，我們應該在正視這一現實的前提下，以信息權利制約網絡（知識）權力結構，并以此為指導思想，建構合理實現網絡信息權利的倫理原則和倫理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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