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迎佛骨表原文及賞析

　　在我們平凡的學生生涯里，大家都經常接觸到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為了讓更多人學習到文言文的精華，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諫迎佛骨表原文及賞析，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后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競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維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后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馀，豈宜令入宮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賞析1：

　　諫迎佛骨，是中國歷史上儒佛矛盾斗爭的一個重大事件。外來宗教與本土的傳統思想不相適應，經過幾百年的磨合，佛教逐漸被中國人所接受。晚唐幾個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有識之士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據儒學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種激烈的形式暴發了。元和十四年是開塔的時期，唐憲宗要迎佛骨入宮內供養三日。韓愈聽到這一消息，寫下《諫迎佛骨》，上奏憲宗，極論不應信仰佛教，列舉歷朝佞佛的皇帝"運祚不長"，"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

　　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韓愈卒于長慶四年(824)，過了二十一年，到唐武宗會昌五年(845)，"秋七月，詔天下佛寺僧尼并勒歸俗"。這是佛教"三武之難"的最后一次大劫難，又稱"會昌之難"。前兩次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詔令滅佛的法難。會昌之難，時間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上臺的唐宣宗皇帝就"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佛教極盛時，與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佛教受到嚴重打擊，元氣大傷，從此再也不能重現當年盛況。韓愈的文學地位大大擴大了他的反佛思想的影響。因此，可以說，韓愈的諫迎佛骨為唐武宗滅佛作了輿論準備。韓愈作為文學家、儒學家對宋明時代也有深刻的影響，宋明時代，儒家辯論時常指對方為"釋教"、"禪學"。朱熹把佛學當作當代的墨楊之學，要像孟子辟墨楊那樣，大破釋教，以"辟佛"為己任。總之，韓愈的諫迎佛骨，雖然在當時沒有明顯的實際效果，而在幾年、幾十年以后，他的反佛思想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影響。

　　賞析2：

　　《論佛骨表》選自《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是韓愈所作的一篇著名的反佛文章。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長安城內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據《舊唐書·韓愈傳》記載：“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伽文佛(即釋伽牟尼)指骨一節，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這年正月，憲宗李純命中使杜英奇率宮人及僧眾持香花到法門寺迎接佛骨，“自光順門人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就連平民百姓中，也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韓愈時年52歲，正在長安作官，任刑部侍郎。他素不喜佛，認為這既有悖于先王之道，也不利于國計民生。于是他不惜觸怒憲宗，上疏切諫，寫了這篇《論佛骨表》。憲宗看了這篇表章，果然“龍顏大怒”，對裴度、崔群等說：“愈曰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必欲殺之而后快。后經裴度、崔群等人說情，才免其死罪，貶為潮州刺史。韓愈到潮州后，又上表(即《潮州刺史謝上表》)謝恩。“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天(應為“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欲復用愈”。

　　唐代社會佛、道、儒三家并行，其中以佛教最為昌熾，寺院林立，大批僧尼游手好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負擔，直接妨害了國計民生，嚴重地觸犯了唐王朝的利益。韓愈的《華山女》詩中，曾有一段描寫佛寺講經時的盛況：“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惡恣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可見當時佛教之盛行。在這種情況下，憲宗還要大事鋪張地迎佛骨，勢必會在全國范圍內再次掀起崇佛浪潮。在一片崇佛佞佛的喧囂聲中，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獨挽逆流，冒死勸諫，揭露崇佛的危害，批判憲宗的佞佛行為，宣揚自己的反佛主張。這在客觀上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表”是一種奏議體散文，其功用如劉勰所說“表以陳情”，也可用作論事、請功、辭免等。《論佛骨表》實際上是一篇勸諫文章。勸諫，應該是駁論。然而所勸的是當朝天子，當然不能直接批駁，只能正面闡述自己的論點，以論述自己觀點的正確來否定憲宗的崇佛做法。

　　文章的中心論點是“佛不足事”。作者歷舉大量史事，由遠及近，從古到今，反復論證，逐步把問題引向深入。文章一開始，先從佞佛和皇帝壽命的關系上來分析崇佛的得失。大凡皇帝，都想長生不老，“萬壽無疆”。他們推崇佛道，也大都出于這一目的。韓愈首先列舉上古年代，佛教流入中國以前，黃帝、顓頊、堯、舜、禹及文、武、穆王長命百歲的事實，說明“此時佛法亦未人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而佛教于漢明帝時傳入中國，漢明帝卻只在位十八年。在他之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只有梁武帝吃齋念佛，三次出家，在位四十八年，但他也未得善終，最后還是國破身亡。一面是“安樂壽考”，“年皆百歲”;一面是“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這一正一反的事實一對照，“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的結論自然得了出來。這就是本文的第一個分論點。這一段論述，針對性很強，尤其“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一句，切中唐憲宗的要害，揭露了他崇尚佛教是因為貪生怕死的本質，難怪他要惱羞成怒，加害于人了。文中佛教由漢明帝時傳人中國一說，似依據范曄《后漢書》中的觀點。其實，佛教早在西漢就已傳入中國，只是當時尚不流行，至后漢明帝時方才興盛。

　　文章的第二個分論點是佞佛一事“傷風敗俗，傳笑四方”。作者引用唐高祖取消佛法的命令和唐憲宗初登極時不準度人為和尚、尼姑、道士，不準建造寺廟、道觀的事實，說明不應該推崇佛教的道理。據史載：唐高祖曾采納太史令傅奕的意見，下令“廢浮屠，老子法”，后“會傳位而上”。憲宗即位初時，亦曾施行一些振興國家的措施，不許度人為僧尼，不許創建寺廟只是其中之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遵循先王之道，是古代君王必須恪守的信條，違背先王遺訓是大逆不道的。在這里，韓愈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將高祖遺訓及憲宗自己關于禁佛的詔書擺出來，旨在提醒憲宗不要違背先王祖訓及自己的初衷，做出崇佛的不智之舉。既然佞佛上背先祖之遺訓，下違本人之明詔，賢明的君主怎么能做出這種事呢?當然不能。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作者在文中對憲宗多有回護，稱他此舉為“詭異之觀，戲玩之具”。但是皇帝固然圣明，百姓卻愚不可及，容易被迷惑，還以為皇帝是真心事佛，“天子大圣，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后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對佛教的迷信、推崇愈演愈烈，必然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韓愈的這番話絕非危言聳聽，幾十年之后，唐懿宗時一次迎佛骨時的情景，竟與韓愈的預言驚人地相似。據唐人蘇鶚的《杜陽雜編》所載：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命)京師耆老，元和(唐憲宗年號)迎真身者，迎真身來，悉賜銀碗錦彩。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于肘行膝步，齧指截發(者)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復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哭臥于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可見韓愈的推斷之正確。韓愈在文章中明確地表示了他對憲宗迎佛骨一事的反對態度，但是他不直言批評憲宗的行為，而是說他不過是設置一個怪異的東西，為士大夫和庶民百姓提供一個游戲賞玩的機會。這種寓貶于褒婉曲為辭的寫法是頗具匠心的。

　　文章的第三個分論點是：崇佛違背先王禮法，因此“佛不足事”。韓愈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先王之道”格格不入。如其身至今尚在，亦不足敬，更何況是“枯朽之骨，兇穢之余”呢?為進一步說明“佛不足事”的道理，韓愈又引證了孔夫子“敬鬼神而遠之”的名言，來強化自己的論點。圣人之言是不能違背的。古人行吊，“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的成規也不該破壞。那么“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當然是大錯而特錯了。韓愈由對憲宗的委婉批評，轉而直接抨擊他供奉“夷狄之人”的“枯朽之骨”，并且還要“親臨觀之”的荒謬行為。隨著批判的逐步深入，文章的言辭也愈見激烈。到了篇末，韓愈竟將舉國轟動，連皇帝陛下都“親臨觀之”的佛骨稱為“朽穢之物”，可見他對佛教的鄙夷到了何種程度。

　　韓愈在充分論證了崇佛的危害之后，提出了一個大膽的主張：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這也就是本文的最后一個分論點。在皇帝親自帶頭，崇佛之風甚囂塵上的情況下，能夠提出這樣堅決、果敢的主張，是很需要有一點勇氣的。從中可以反映出韓愈反佛的徹底精神。為了進一步說服憲宗，韓愈在文章的最后斬釘截鐵地說：“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這發自肺腑的鏗鏘話語，充滿了浩然正氣和自我犧牲精神，出自一位封建士大夫之口，實在令人為之肅然。

　　韓愈為文，重視文章氣勢，認為作文要“正聲諧韶濩，勁氣貫金石”。《論佛骨表》一文直言讜論，犯顏納說，氣勢雄壯，語言犀利，論辯中表現出旺盛的斗志與強烈的道義感，富有極強的感染力。韓愈反佛的基本觀點，本無新的內容。早在唐初，傅奕便向唐高祖上疏清除釋教，認為“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反對佛教“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并揭露寺院僧尼“剝削民財，割截國貯”，韓愈的觀點，并沒有超過傅奕等人，然而他的文章中體現出的大氣磅礴的氣概，激越的文辭，確實氣勢豪橫，振聾發聵。蘇軾稱之“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潮州韓文公廟碑》)，實不為過。

　　文章立意深刻，論理透辟，邏輯嚴密，層次分明。中唐時期，佛教猖獗，寺院經濟膨脹，是唐代主要社會矛盾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韓愈挺身而出，高舉反佛大旗，寫出了這篇著名的反佛文章。為了突出“反佛”的重大主題，全文始終緊密圍繞“佛不足事”這一中心論點結構文章，展開論述。在論述過程中，文章大量引證史料，以此為依據，由遠到近，從古至今反復論證，通過正反對比，條分縷析地分析、推理，使文章主旨突出，層次分明，同時又增強了文章的鮮明性、生動性。韓愈文中所引的有些史料未必確鑿，然而由于文章環環相扣，層層深入，使之周密圓通，幾近無懈可擊。

　　文中感情激越，愛憎分明，情理兼備，語言雄辯。本文是一篇表奏文章，以臣諫君，這就決定了文章既要義正辭嚴，據理力爭，又要委婉紆徐，苦口婆心的特點。作者一方面擺事實，講道理，曉之以理，一方面“內懷至忠”，循循善誘，動之以情。憲宗雖然一時激怒，欲施之以極刑，然而最終還是感受到了韓愈的良苦用心，寬宥了他。

　　應當看到，韓愈的反佛斗爭也有其局限性。韓愈的本意是“攘夷狄”，維護“先王之道”，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制度的統治。因此他的反佛，沒有也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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