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范文

　　當閱讀了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這時就有必須要寫一篇讀書筆記了！想必許多人都在為如何寫好讀書筆記而煩惱吧，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范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1

　　馬克斯·韋伯是十九世紀以來最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

　　我很高興有機會為讀到這本書。我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反復閱讀韋伯作品，借以激發理論想象，提煉研究問題，推進學術思考，從中獲益匪淺。我從研究者角度與讀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體會。

　　偉大的思想通常與偉大的時代攜手并行。韋伯從事學術活動的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正逢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式在歐洲各國確立，重組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改變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歐洲思想界也因此獨領風騷，極大地發展了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闡釋。在這個大背景下，韋伯以獨到的思路探討資本主義的起源，即從觀念文化層次著眼來認識和理解經濟現象，并特別強調前者對經濟活動、組織制度的深刻影響。這一思路與同時代的其他偉大思想家如馬克思、涂爾干等迥然有別，獨樹一幟。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始于這樣一個觀察：在十九世紀前后的歐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區域通常伴隨著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宗教信仰與事業精神同時體現在同一類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書的命題：基督新教所產生的職業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有因果關系。韋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倫理規范，沉淀為歐洲社會特有的文化特質和生活方式，成為理性資本主義精神，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一命題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爭論，引發了韋伯隨后的一系列回應和闡釋。這些寫作構成了這本書的內容。

　　韋伯討論的起點是區分傳統資本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在韋伯看來，市場經濟，包括貨幣經濟，自古即有，但屬于傳統主義的經濟活動：或自給自足，無力擴張；或貪得無厭，冒險無忌。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產生的理性資本主義亦追求營利，但體現出理性的經營方式與生活方式。

　　韋伯提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來自獨特的帶有“倫理色彩”的生活方式，這一倫理的核心即努力經營但同時禁欲的情操，即“把勞動當作絕對的目的本身”的“天職觀”。蘊含于宗教信仰的倫理規范對個人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若有違反，則被認為有悖義務。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需要對掙錢的‘天職’的這種全力投入”，這一風格（ethos ）特別適應理性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從而成為資本主義之精神，體現在企業家和勞動者雙方身上。

　　這本書的其余篇幅進一步闡釋和論證這一命題，以此“探明通過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實踐所產生的那些心理動力，這些動力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將個人固定于這種方式中了”。韋伯特別關注的是，上述諸環節間的邏輯鏈條是怎樣發生的：為什么新教導致特定的“天職”職業觀；這些宗教觀念如何轉化為倫理而塑造人們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為理性資本主義精神。

　　“天職觀”起源于十六世紀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將宗教從教會中解放出來，將人們履行世俗職業的義務視為道德實踐的最高內容，即“天職”。但路德的職業觀將職業勞動與宗教原理分離開來，不主張營利活動，無法擺脫傳統主義的束縛。韋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別是加爾文教派。與路德教義相比較，清教教義規范表現出嚴肅的現世關懷，以現世生活為己任，與現代理性經濟活動密切相關。

　　然而，韋伯不是停留在這里，而是提出新的問題：清教教義的目的并不是倡導資本主義精神，而是倡導清教徒生涯與事業的核心追求，即“靈魂救贖”。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以禁欲主義為核心的新教教義，如何轉變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道德倫理，進而體現為資本主義精神的？

　　如此，韋伯進一步延伸解釋邏輯的鏈條，向深處開掘。加爾文教提出了關于清教徒靈魂救贖的入世克己論，即通過世俗職業勞動來自證為上帝選民，由此塑造了人們的“天職”職業觀和禁欲行為，依上帝之名，行職業使命。這一職業觀，在心理效果上將營利追求從傳統主義的倫理屏障中解放出來；在行為上則將日常生活徹底理性化了。換言之，在追求靈魂救贖的宗教活動過程中悄然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即隨著這些宗教追求而來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狀態，在微觀上轉化為人們據以行動的倫理，滲入了人們的意識和潛意識，塑造了人們的理性行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層面上，它們形成了獨特的市民職業風格，沉淀為人文觀念、民族氣質。韋伯敏銳地注意到，這些文化特質先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而存在。例如，為神榮耀而創造財產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內在一致的倫理基礎，推動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那種態度在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中找到了它最合適的形式，而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反過來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適的精神動力。”兩者相輔相成，成為“庇護著現代‘經濟人’的策源地”。

　　韋伯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的討論是其西方社會理性化過程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韋伯認為，西方社會經歷了一個與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過程，即自中世紀以來的祛魅化過程，從自然、巫教等觀念逐漸走向了理性化、系統化的觀念體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克服自然狀態，擺脫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對世俗與自然的依賴，使人的行動為持久的理性和倫理所約束，尤其體現在宗教信仰與經濟理性主義的關聯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會圣禮儀式體現了克里斯瑪權威，而加爾文教所倡導的世俗生活中的職業勞動則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與其他宗教派別相比，新教倫理強調排斥情感、堅守理性的生活處世；將狂熱而真誠的內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職業生活中追尋禁欲理想，從而轉化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推動了西方社會在科學技術、理性組織和生活方式諸方面的理性化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韋伯并不認為唯有新教倫理才能誘發理性資本主義，也不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只是來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為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種產物。韋伯提出，本書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和討論，也不是這一現象唯一可能的解釋，而是強調兩者間有相輔相成的內在關系。這些主張與韋伯反對歷史決定論，主張歷史過程的多重途徑、多重因果關系的立場是吻合的。

　　《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2

　　有人說過，在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三位偉大的“馬克斯”，一位是我們最為熟悉的，革命導師卡爾·馬克思，一位是大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還有一位就是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

　　馬克斯·韋伯，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他曾經對科學與現代社會進行過深入的反思，一生中視野開闊、涉獵廣泛、著述豐富，是典型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被人提及時，也經常會帶上“大思想家”的前綴。

　　而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他所創作的社會學著作，首次發表于1904—1905年《社會政治與社會政治文獻》雜志20—21期上，后收錄于1920年的《宗教社會學文集》，并于1930年被第一次翻譯為英文。在該書中，韋伯在肯定精神與文化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力的前提下，闡述了新教倫理與潛藏在資本主義發展后面的某種心理驅動力（即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某些關系，對于這種關系，韋伯謹慎地使用了一個化學用語，“選擇性親和”或者翻譯為“內在性親和”。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對韋伯提到的“資本主義精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因為這是我的讀后感，我本人亦非社會學專業人士，所以可能有不少偏頗和錯誤，以下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姑且聽之，覺得不對了姑且罵之。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到的資本主義精神，正確來說應該是“近代資本主義“或”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與之相對的是“傳統資本主義”，以及“當代資本主義”。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對他談論的“資本主義”進行了明確的限定：“本文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指的是近代的資本主義。因為，此處所談的僅止于此種歐洲及美國的資本主義，這自然是由于提問的方式使然。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與中世紀，都曾有過‘資本主義’。”

　　對此，我就先開門見山地說一句，馬克斯韋伯所提到的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我認為在當代已經基本見不到了，同時，就算它依舊存在，也掩蓋不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和階級斗爭的必要性。

　　韋伯對他所定義出的那種“理想”的現代資本主義，是有嚴格的限制的，即不以搶劫、掠奪等暴力手段獲得原始積累，而是以合理的計算收支、有條理地安排生產經營活動來使得資本增值，是一種理性的資本主義。韋伯以對美國獨立有重大貢獻的著名的'政治家、科學家本杰明·富蘭克林為例，來舉證和分析資本主義精神。富蘭克林曾經說過，“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違犯其規范被認為是忘記責任”，富蘭克林這句話中體現出來的這種觀念、倫理、精神，就是說韋伯所謂的，或者說他所理解、所定義的“資本主義精神”。

　　更具體來說，就是指個人把努力使自己資本增值或以其為目的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擁有資本主義精神的人，應當把使自己的資本增值當作一種目的、一種責任——或者借用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一個詞來說，這是一種上帝給人安排的“天職”——并且還是美德和能力的表現。對此，韋伯說：“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在這種精神存在的同時，還有一種“理性主義”作為其強力的內核驅動因素。在韋伯看來，大部分與理性資本主義有關的因素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義，其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整個西方文明的傳統。對此我表示懷疑，世界如此之大，人類歷史如此悠久，又怎可能斷言理性主義時西方文明所獨有的呢。更何況西方文明也可以是一個筐，地中海文明起源自埃及，發揚于希臘、羅馬，期間還有北歐維京海盜、日耳曼野蠻人登上舞臺，更有強大的匈人、奧斯曼帝國、蒙古帝國占據一席之地，單純一個“西方文明”，又是如何界定和劃分和其他類型文明的界線的呢？或者說，與“西方文明”并列的，都是些什么呢？難道是要天下四分，分為西方、非洲、中東、遠東？我尊重韋伯先生的研究與智慧，但我也對他的這種認知表示懷疑。當然，理性主義是一件進步的事物，是一件對人類有益的事物，我們要尊重、學習并發揚理性主義，讓理性主義推動我們的社會進步。認可理性主義，和認定理性主義是西方獨有的東西，這是兩回事。

　　同時，韋伯也清晰地認識到，雖然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在起源時與宗教倫理關系密切，但很快這種資本主義也與其宗教根基一刀兩斷，成為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通常是在純正宗教熱潮已經過了巔峰之時，也就是追求天國的奮斗開始慢慢消解成冷靜的職業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漸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現實執著所取代……”在此意義上，宗教意義上的“朝圣者”逐漸被資本主義發展之中的誕生的“經濟人”這一身份所取代，后世的資本主義（即當代資本主義）與宗教改革時期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

　　韋伯曾經多次強調，貪婪是存在于各個民族之中的，這也是傳統資本主義的精神之一，而現代資本主義所擁有的這種理性主義，反而是對這種貪婪的一種管制和約束。然而事實卻如我們所見，理性對資本主義在貪婪這件事上的貢獻可以說是變本加厲。

　　如果說“不斷地努力使資本增值”是一位資本家的職業道德和倫理天職，那么這種職業道德和倫理天職就會驅使著他不斷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擴寬市場、加大產業規模，具體體現出來就是降低員工待遇、獲取廉價原材料、剝削更多剩余價值、搶占更多生產資料、拉動更多消費需求。由此又引發出圈地、殖民地運作、打壓工人運動、挑動戰爭、鼓吹消費主義等資本主義常見操作，從而造成了無數慘劇，全球底層百姓受苦受難、流離失所，哪里有抵抗，哪里就有屠戮和毀滅。而就算是沒有被暴力波及的地域，又會消費主義橫行，拜金成為信仰，貧富差距拉大，階級割裂嚴重等情形發生。

　　畢竟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殺掉某些人群、封住某些人的口、毀掉某些美好事物所付出的代價，比資本無法繼續快速大量增值所帶來的機會成本流失要小得多，而且這一切都是符合其職業道德和倫理道德的，不用受到任何道德約束和內心譴責。畢竟在基督教新教讓·加爾文宗的觀點看來，人死后能否被上帝所救贖，取決于上帝早就做好、甚至可能是在創世紀之前做好的判斷，或者說是給各個人類分別定下的“天命”，你做過什么和沒做什么，并不能決定你死后的命運。資本家們拼命地完成自己被上帝賦予的“讓資本增值”的這個“天職”，反而更能進一步體現自己是被這個“天命”所選中的“天選之人”。簡而言之，無論資本家們做了什么還是不做什么，都無法撼動上帝的選擇，上帝的行為和想法是不會被普通人類的行為和想法所左右的，如果上帝想要挽救你，那么你是個十惡不赦的劊子手也無所謂，如果上帝想要拋棄你，你就是修橋鋪路大搞慈善也毫無用途。這種宗教倫理客觀上助長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開明進步，然而早期清教徒式的克己與慈悲早已被時代所拋棄，正如上文韋伯所說，與宗教倫理斬斷了根基，更不要提資本主義全球化后，那些與基督徒毫無關系的資本主義社會了，基督教里善良的一面在理性的資本眼中毫無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更進一步的說，就算是資本家在運作資本時內心帶有善意，那他也無法撼動資本運作、擴張、增值中的種種罪孽。就好比一個小偷心懷著歉意，心中念念有詞地禱告著偷東西，那他還是偷東西了，還是對別人造成了傷害，和他的主觀想法無關。

　　甚至這一切“理性”的資本主義行為都是合法的，畢竟法律總是滯后于科技與商業模式的發展，法律體系是不會清算頒布之前的違法行為的，而資本家們等到法律出來后再行改正其行為就好了。更進一步的是，很多政府、立法、司法機構本身就是與資本相互勾結雜糅起來的，資本已然是權力的重要一環了。讀過或者看過我國著名戲劇《雷雨》的朋友們想必都能記得，里面的反派資本家是如何通過故意造成施工事故來理性地掙得拿人命換來的錢的。甚至還有很多資本主義的信徒為其叫好，說他作為資本家的的行為是正當的，就算怪罪也應該怪法律體系不完畢，勞工們的自我保護能力差。你看看，這說的是人話嗎？受害者有罪論玩的一套一套的。

　　如果說貨幣的購買力和匯率是一個政權集體的綜合實力和權力的體現，那么由大量資本就是某些權力大量堆積的合集。人們常常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中，讓權力作為公仆好好地服務人民大眾。可是資本呢？是不是也該把資本好好地監管起來，給資本的自由不斷地劃定嚴格的邊界？

　　以上，算是我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讀后感。如果有讀者問我該如何解決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問題，那我可以簡單地回答，堅持探索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既然資本主義追求理性的增值，那我們就必須不斷地通過階級斗爭來讓他們看到，想要通過壓榨無產階級、控制公共權力、發動侵略戰爭來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增值資本，是萬難做到的，或者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價的，也只有這樣，他們的“理性”才會有所退縮和讓步。

　　如果有讀者對我這個答案嗤之以鼻，或者發出嘲笑，那我只能再吟某位偉人的兩句詞了：“無需放屁！且看天翻地覆！”

　　《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3

　　這本書探討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新教的各個教派對宗教倫理的發展和探討，在無形之中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一提到資本主義，很多的人的第一印象，資本主義是如何地惡毒和可惡，不顧一切地追逐金錢利益，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也往往是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標簽。

　　然而這本書卻告訴我們：追逐金錢利益——這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這種物欲只會存在于人類本身，一切時代，一切國家成員，無論有無實現欲望的可能，這種欲望都存在。對物質的欲望并不是資本主義，更勿論資本主義精神。

　　但是資本主義確實是通過連續、合理的商業活動來產生利潤并使利潤再產生——這是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總而言之，他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攫取金錢的投機活動，不會放過任何一次盈利的機會。

　　當然這一切并都不是其利益熏心，其背后有著深刻的宗教背景和原因。倘若沒有合理的資本主義形式，這所有的一切特點都不能有重大的意義，特別是不會有與之結合而產生的現代西方社會結構。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始至終都受到科技發展可能的影響，這與清教徒們對科學采取了青睞的態度是分不開的。毫無疑問，法律和行政機關的建構也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中其重要作用的兩點。

　　盡管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并不是完全依托于理性的技術和法律，但是要實施一些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借助人為的力量。倘若這些理性行為受到了精神因素的阻礙，那么理性經濟行動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嚴重的來自于內部的阻礙。

　　在印度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為何沒有起到相同的作用？為何兩國的科學、技術、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發展都沒有朝向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方向發展？

　　這里面，西方宗教力量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精神往往是印度和中國所不具備的，往往這看起來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卻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因為正是這些宗教教義的規定，比如勞動、節儉，人們出于對上帝的一種虔誠，把這種宗教的虔誠當作自己的行為，在增加上帝榮耀的同時，促進了財富的增長。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資本主義精神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精神動力。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并不意味著教會失去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控制了，與此相反，另一種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方法。樹立一種從私人空間到公共領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來世觀念、禁欲主義、宗教虔誠與講求實際利益的資本主義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沖突，兩者之間反而存在一種及其密切的關系。因此宗教信仰的內在特質正是回答我們心中疑惑的關鍵所在。

　　在談論英國人時，孟德斯鳩表示：英國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誠、商業、自由。”這種非凡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為何以各種形式滲透入一個群體或集團中與支配他們全部生活的強烈信仰共存，這是作者下面要回答的問題。

　　資本主義精神

　　“一定要記住，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錢可以再造金錢，而孳息可以再造孳息，如此這樣生生不息。”毫無疑問，這些話出自于杰明·富蘭克林，體現了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這并不意味它包含著所有資本主義精神。

　　富蘭克林宣言的并不只是如何發跡，更是一種獨特的倫理。它不僅反映了普遍不過的從商精明，更是一種精神氣質。在現代經濟制度下，只要合法賺錢就是某種能力和職業道德的體現。

　　事實上，職業道德在近日也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理所當然。職責在資產階級社會理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根基。

　　資本主義的貪婪一直為人們所詬病的，但是貪婪和對金錢的欲望并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而是在資本主義之前就存在的。中國封建時期的官員、古羅馬的貴族，以及現代的農民的貪欲，毫不遜色于任何人。在任何歷史時期，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就一定存在著不受任何倫理道德約束殘酷謀取金錢的現象。

　　事實上，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合乎道德的明確的生活準則，它必須面對的最強大對手就是我們對待新情況、新環境的態度，稱為傳統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金錢不是驅動一切發展的動力，有時它也會失靈。

　　不論是工人還是企業家正是由于這種精神對經濟活動起著推動作用。以合理、系統的方式去追求利潤的態度，這種態度最適合資本主義企業的表達。而另外，資本主義精神又給企業注入最適合它的動力。

　　路德的“職業概念”和世俗的禁欲主義

　　馬丁·路德

　　“職業”一詞，是宗教改革的結果。這種職業思想便形成了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所允許的唯一生存方式，并不是要人們經過苦修禁欲主義來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們完成自己在現世中所處地位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這可以算是天職。這種宗教的成果，不僅體現于此，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的理論，完全是宗教改革的產物。

　　四種禁欲主義的新教形式，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禮宗諸派這些派系在實際行為中存在巨大差異，但是仍然有相似之處。對禁欲主義的不同理解和看法，為了保持教會的純潔性，不同的教派進一步分化，當他們對禁欲主義的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

　　禁欲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

　　在西方社會，勞動歷來就是備受推崇的禁欲方法，并且一直發揮著這樣的作用。清教徒認為，唯有辛勤勞作而非閑適享樂才能成為上帝真正的信徒。

　　巴斯特曾經反復強調并常常慷慨陳言：人生必須堅持不懈地實踐艱苦的體力和腦力勞動，這也是他人生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勞動尤其能抵御清教徒們歸結到不潔生活名下的一切誘惑，它的作用不可小覷。

　　清教徒對禁欲主義的稱頌以及他們自身所形成的職業觀，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生活步調劃一的強烈傾向，極大程度上助長了今天資本主義對生產標準化的關注。強調禁欲在固定職業中的重要作用，為近代的專業化分工提供了到的依據，而且以神的旨意來作為追逐利潤的動機也使商人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正當的理由。

　　毫無節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提供的一切——這會使清教禁欲主義所竭力反對的人生態度。對于財產的合理或者出于功利目的的使用，他們都是贊同的，并認為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個人與公共利益的需要。

　　當這種獲利的自由與消費的限制結合在一起時，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會產生資本積累的結果，而強加在消費上的種種限制則促成資本被用于生產性質的投資，進而增加財富總量，這種影響之大，竟無以用精確的統計數字來證實。

　　那些偉大的宗教運動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對其禁欲主義的教育的影響。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為這些資產階級商人提供了有節制、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奮的大量勞動者，這些勞動者會用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樣對待自己的工作。

　　在構成近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以及整個近現代文化精神的諸多要素中，有一種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就誕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義之中——這也是這本書試圖論證的觀點。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資本主義開始喪失了其宗教的基礎，因為依賴于機器基礎取得徹底勝利的資本主義，再也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

　　對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財富的追求所體現的宗教和倫理含義已經被剝除了，而與純粹的世俗情欲相連。那么未來，是會產生一種全新的觀念還是一種機械的麻木呢？作者也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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