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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原文、翻譯和賞析
抒情詩中情與景占據了大半壁江山。但即使同為寫景抒情詩，其表現手法與藝術形式也是各有千秋。有的以景載情，有的觸景生情，有的以景蘊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江南春原文、翻譯和賞析，歡迎大家閱讀與收藏。
朝代：唐代
作者：杜牧
原文：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譯文
江南大地鳥啼聲聲綠草紅花相映，水邊村寨山麓城郭處處酒旗飄動。
南朝遺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無數的樓臺全籠罩在風煙云雨中。
注釋
1.鶯啼：即鶯啼燕語。
2.郭：外城。此處指城鎮。
3.酒旗：一種掛在門前以作為酒店標記的小旗。
4.南朝：指先后與北朝對峙的宋、齊、梁、陳政權。
5.四百八十寺：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在京城（今南京市）大建佛寺。據《南史·循吏·郭祖深傳》說：“都下佛寺五百余所”。這里說四百八十寺，是虛數。
6.樓臺：樓閣亭臺。此處指寺院建筑。
7.煙雨：細雨蒙蒙，如煙如霧。
賞析
這首《江南春》，千百年來素負盛譽。四句詩，既寫出了江南春景的豐富多彩，也寫出了它的廣闊、深邃和迷離。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詩一開頭，就像迅速移動的電影鏡頭，掠過南國大地：遼闊的千里江南，黃鶯在歡樂地歌唱，叢叢綠樹映著簇簇紅花；傍水的村莊、依山的城郭、迎風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迷人的江南，經過詩人生花妙筆的點染，顯得更加令人心旌搖蕩了。搖蕩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麗外，恐怕還由于這種繁麗，不同于某處園林名勝，僅僅局限于一個角落，而是由于這種繁麗是鋪展在大塊土地上的。因此，開頭如果沒有“千里”二字，這兩句就要減色了。但是，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說：“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對于這種意見，何文煥在《歷代詩話考索》中曾駁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煥的說法是對的，這是出于文學藝術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后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從前兩句看，鶯鳥啼鳴，紅綠相映，酒旗招展，應該是晴天的景象，但這兩句明明寫到煙雨，只是因為千里范圍內，各處陰晴不同。不過，還需要看到的是，詩人運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點是山重水復，柳暗花明，色調錯綜，層次豐富而有立體感。詩人在縮千里于尺幅的同時，著重表現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襯、豐富多彩的美麗景色。詩的前兩句，有紅綠色彩的映襯，有山水的映襯，村莊和城郭的映襯，有動靜的映襯，有聲色的映襯。但光是這些，似乎還不夠豐富，還只描繪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詩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金碧輝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來就給人一種深邃的感覺，現在詩人又特意讓它出沒掩映于迷蒙的煙雨之中，這就更增加了一種朦朧迷離的色彩。這樣的畫面和色調，與“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的明朗絢麗相映，就使得這幅“江南春”的圖畫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給這幅畫面增添悠遠的歷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強調數量之多的一種說法。詩人先強調建筑宏麗的佛寺非止一處，然后再接以“多少樓臺煙雨中”這樣的唱嘆，就特別引人遐想。
杜牧特別擅長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繪一幅幅絢麗動人的圖畫，呈現一種深邃幽美的意境，表達一縷縷含蓄深蘊的情思，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啟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國詩歌與繪畫中的審美是超越時空的、淡泊灑脫的、有著儒釋道與禪宗“頓悟”的思想，而它們所表現的多為思舊懷遠、歸隱、寫意的詩情。
賞析分歧
關于《江南春》絕句的主旨，有沒有借古諷今是分歧較大的地方。
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諷刺說”，認為南朝皇帝在中國歷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所處時代的佛教也是惡性發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諷刺。或認為主旨在尚儒排佛，表達對統治者治國乏術和佛道誤國的憂慮；或認為主旨在借古諷今，諷諫統治者大興土木濫修佛寺會造成國力衰弱民生凋敝，加重社會危機。他們認為晚唐詩人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審美之中不乏諷刺，詩的內涵也更顯豐富。
有的研究者不以為然。他們只是認為這首詩只是描繪了江南的美景，表現了詩人對江南景物的贊美與神往。了解詩首先應該從藝術形象出發，而不應該作抽象的推論。杜牧反對佛教，并不等于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討厭。他在宣州，常常去開元寺等處游玩。在池州也到過一些寺廟，還和僧人交過朋友。著名的詩句，象“九華山路云遮寺，青弋江邊柳拂橋”，“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都說明他對佛寺樓臺還是欣賞流連的。
創作背景
杜牧生活的晚唐時代，唐王朝以做大廈將傾之勢，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牛李黨爭.....一點點的侵蝕著這個巨人的身體。
而另一方面，憲宗當政后，醉心于自己平淮西等一點點成就，飄飄然的做起了長生不老的春秋大夢，一心事佛，韓愈上《諫佛骨表》、險些丟了性命。憲宗被太監殺死后，后繼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
杜牧這年來到江南(江蘇江陰)，不禁想起當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誠，到頭來是一場空，不僅沒有求得長生，反而誤國害民。既是詠史懷古，也是對唐王朝統治者委婉的勸誡。后來武宗發動會昌滅佛，從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矛盾。
這是一首素負盛譽的寫景詩。小小的篇幅，描繪了廣闊的畫面。它不是以一個具體的地方為對象，而是著眼于整個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題為《江南春》。
首句“千里鶯啼綠映紅”，一開始就展現了江南大自然風光。“千里”是對廣闊的江南的概括。這里到處是鶯啼，無邊的綠葉映襯著鮮艷的紅花。這種有聲有色、生機勃勃的景色自然是江南特有的。次句“水村山郭酒旗風”寫了江南獨特的地形風貌，臨水有村莊，依山有城郭，在春天的和風中，酒旗在輕輕地招展。這是多么明麗的江南啊！
一二句寫的是晴景，三四句寫的是雨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在春天的微雨中，則另有一番風光。在山明水秀之處，還有南朝遺留下來的數以百計的佛寺。這些金碧輝煌、屋宇重重的佛寺，被迷蒙的煙雨籠罩著，若隱若現，似有似無，給江南的春天更增添了朦朧迷離的色彩。“四百八十”是虛數，不是實指，突出佛寺之多，諷刺了皇帝依賴佛教。其中應指現存于江陰青陽鎮的悟空寺。
全詩以高度概括的筆法，勾勒了江南地區的風物，描繪了江南明麗而迷蒙的春景。色彩鮮明，情味雋永。一首七言絕句，能展現出這樣一幅廣闊的畫卷，真可謂“尺幅千里”了。
同時杜牧還留下了一首《芙蓉湖》），贊譽江陰美景：
丹樹村邊煙火微，碧波深處雁初飛。蕭條落葉垂楊岸，隔水寥寥聞搗衣。
創作背景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春，杜牧奉幕主沈傳師之命，由宣州經江寧往揚州訪淮南節度使牛僧孺途中寫下這首詩。杜牧生活于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爭斗的晚唐時代。唐憲宗當政期間，削弱了藩鎮勢力，重振了朝廷權威，取得一些成就，就自以為立下不朽之功，信仙好佛，尋求長生。后繼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持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杜牧此時來到江南，不禁想起當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誠，到頭來是一場空，不僅沒有求得長生，反而誤國害民。他創作此詩，既是詠史懷古，也是對唐王朝統治者的委婉勸誡。
名家點評
宋代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為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
明代楊慎《升庵詩話》：“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明代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為實接體。小李將軍畫山水人物，色色爭岍，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圖。大抵牧之好用數目字。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明代胡震亨《唐音戊簽》：楊用修欲改“千里”為“十里”。詩在意象耳，“千里”畢竟勝“十里”也。
清代黃生《唐詩摘鈔》：曰“煙雨中”，則非真有樓臺矣，感南朝遺跡之湮滅而語，特不直說。許渾亦云：“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竇牟云：“滿目山陽笛里人”，言人已不存也……不曰樓臺已毀，而曰“多少樓臺煙雨中”，皆見立言之妙。
清代何焯《唐三體詩評》：綴以“煙雨”二字，便見春景，古人工夫細密。
清代黃周星《唐詩快》：若將此詩畫作錦屏，恐十二扇鋪排不盡。
清代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江南春景，描寫莫盡，能以簡括，勝人多許。
清代范大士《歷代詩發》：“四百八十寺”，無景不收入結句，包羅萬象，真天地間驚人語也。
清代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千里鶯啼綠映紅”云云，此杜牧《江南春》詩也。升庵謂“千”應作“十”。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何所云“鶯啼綠映紅”耶？余謂即作“十里”，亦未必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名曰《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
近代俞陛云《詩境淺說續編》：前二句言江南之景。渡江梅柳、芳信早傳，袁隨園詩所謂“十里煙籠村店曉，一枝風壓酒旗偏”，絕妙惠崇圖畫也。后言南朝寺院多在山水勝處，有四百八十寺之多，況空濛煙雨之時，罨畫樓臺，益增佳景。小杜曾有“倚遍江南寺寺樓”句，劉夢得有“偏上南朝寺”句，可見琳宮梵宇隨處皆是。
近代劉永濟《唐人絕句精華》：按楊慎之說，拘泥可笑，何文煥駁之楚也。但謂為詩家善立題，則亦淺之夫視詩人矣。蓋古詩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題，然后就題成詩，多是詩成而后立題。此詩乃杜牧游江南時，感于景物之繁麗，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詞，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聽得著、看得見求之，豈不可笑！
作者簡介
杜牧（803—853），唐代詩人。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太和二年（828）進士，曾為江西觀察使、宣歙觀察使沈傳師和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幕僚，歷任監察御史，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后入為司勛員外郎，官終中書舍人。以濟世之才自負。詩文中多指陳時政之作。寫景抒情的小詩，多清麗生動。人謂之小杜，和李商隱合稱“小李杜”，以別于李白與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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