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小說《活著》讀后感
生命的韌性與存在的意義
——讀余華小說《活著》
也許你不熟悉作家余華，也許你沒看過小說《活著》，但相信你一定聽說過電視劇《福貴》，一定對劇中福貴跌宕起伏的一生唏噓不已。
而在其原著《活著》中，讀者能夠感懷更多的卻是那種“含淚的笑”。
余華，一直以一種先鋒者的姿態叱咤于當代文壇。
然而，九十年代初其長篇小說《活著》的誕生，對作家來說，無疑意味著一種精神的蛻變。
且讓我們在余華的這部心靈之作中，一起來探詢一下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本質吧。
生命是一個簡單的詞，但其意義的實現過程，卻是血淚雜糅，充滿艱辛，《活著》中主人公福貴亦終生在苦難的枷鎖中穿行。
余華將他的故事的背景設置在中國的鄉村，那是個最具有普遍意義的地方。
作為整個社會的底層，那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無疑承載著巨大的苦難。
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長達半個世紀間，農民福貴在種種紛至沓來的苦難的蹂躪之后，已近暮年，卻仍然以一顆動態的心堅持著對生活的一往情深。
在“死亡”這種無比殘忍的力量面前，他的超然，他的達觀，都讓我們讀到兩個字“堅韌”。
當福貴的親人一個個離開人世，對他來說，活著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煎熬，就是對自身生命承載力的摧殘。
回首他逐步惡化的命運，由于把家產輸光，父親被氣死，隨之母親的死亡，兒子被醫院抽血過多而亡，賢惠的妻子積勞成疾離開了他，聾啞的女兒因難產而死，女婿因工傷而死，最后一個親人小外孫又因饑餓脹食豆子而失去幼小的生命……這里，死亡仿佛已成為一種繁復的慣性存在。
生命的被掠奪正如它的被給予一樣沒有任何理由。
歲月的殘酷，生命的無常以及人生無窮無盡的苦難，都在這位名叫福貴的老人身上鋪衍著。
然而，他卻始終以一種屹立的姿態為我們深沉且又深刻地詮釋了“活著”的內涵——它不是聲嘶力竭地吶喊或是呼天搶地的咒罵，它不是怨天尤人的自暴自棄或是在災難的旋渦里自甘墮落，而是需要忍受，去忍受生命中種種無常，去忍受生存環境的沉重悲哀，去忍受命運肆虐的打擊與不公，去構筑起一座心淚的祭壇。
于是，執著于探索生命存在意義和精神的作家，通過福貴對于生命本身執著的熱愛和尊重的表達，進行著一種哲學層次上的思考，從而提出一個莊嚴而神圣的命題：“人是為活著而活著。
”福貴不是一個英雄，他并不具有一顆高尚的靈魂和任何驚世駭俗的豐功偉績，但他那種直面現實的.坦蕩和勇氣，無形中滲透出的堅忍精神卻將他塑造成一個英雄。
他的那種執著的生存態度讓讀者在震動之余長久地經受著一種心靈的沖擊，感受著靈魂對于生命的呼喚。
是的，生，相對于死而言，永遠是一種更強大的力量。
死，可以輕易地解脫，而生，卻意味著一種忍受。
且讓我們看看福貴在知命之年向“我”講述他經歷時的神態，“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里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地游動著，里面鑲滿了泥土，猶如布滿田間的小道。
”這里，所有對死亡的畏懼恐怖都被對生的渴念所消解。
如果我們思維的觸角再向縱深開掘，福貴，作為一名終日勞作的普通的老農，他身上何以蘊涵著如此震撼人心的生命力，他又如何憑借著堅忍、樂觀戰勝苦難?也許，因其普通，他的樸素的哲學人生觀里，生命本來就是一種接受苦難的過程，注定是一種痛苦的存在，永遠無法擺脫貧苦和災難。
我們不難發現，植根于福貴頭腦中的生命觀便是“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緣，做雞報曉，做女人織布。
”每個人生來便有自己的命定，人只能守著自己的命運，無論生或死，幸或不幸。
所有外在的物質條件的滿足，世俗感覺中的快樂或痛苦，都只是一種虛幻，都不是讓你選擇生或死的理由。
真實的生活只把握在自己手中，腳踏泥土，就能獲得踏實、喜悅和平安。
也許正是緣于這種對待生命的態度，對生命本身的尊重，緣于“活著”本身的真實淳樸，福貴在遭受種種慘烈而痛苦的不幸之后達到人性的至境—一通脫和溫情，以至于那些死去的親人對他來說仿佛從未遠離，這正是福貴形象從容而寬容，堅定而堅韌的人格精神打動讀者的原因。
你也許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宿命觀，一種虔誠的宗教情結，但它確實又是一種緣于生命本原的固執向往。
關于死亡的敘述，除了福貴的遭遇，作為一種陪襯，春生的死無疑也是一記重錘，敲擊在讀者心頭，令人在扼腕嘆息之余，不禁反思。
春生自己所選擇的死亡之徑正與福貴對待苦難的豁達樂觀背道而馳。
盡管我們無法否認這其中蘊涵的種種歷史、政治、文化的深層原因，從生命的本質層面上來講，他的死與曾經患難與共、歷盡滄桑卻仍頑強、執著地扣擊生命之門的朋友福貴相比，無疑屬于生命的敗筆。
他是一名深受現代文明洗禮的軍隊干部，終日面朝黃土的福貴與之相比，生命方式無疑要遲緩得多，沉滯得多。
自然，春生關于生命的終極意義，關于國家、政治、氏族命運的思索要比福貢深刻得多。
作為一名革命者，他追求生命存在的價值，追求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應有的位置與尊嚴，這無可厚非。
他無法承受生命的被踐踏，寧可自己選擇毀滅。
也許正因為此，相較于福貴以及福貴單純的思維，面對生存的坦蕩，質樸的生命觀，他的生命才失去了那種韌性，盡管也曾槍林彈雨，身經百仗。
正是他的沉重使得他的生命變得脆弱，不堪一擊。
也許作家無意在此刻意構筑諸如文明人與鄉人對待生命的態度與認知、生命力的強盛與委頓相互對立的模式，我們更沒有太多的理由嘲笑春生的怯懦，畢竟，春生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畸形的產物，畢竟“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已從哈姆雷特的身上鋪衍至今，畢竟信奉“寧可五碎不為瓦全”的春生與信奉“好死不如賴活”的福貴有著太多的差異，然而，我們體悟到的是，“堅韌”真的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表述的詞，只有活著才是所有價值實現的基礎啊!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因為普通大眾所信奉的簡單的生活，使得他們盡管卑微貧窮卻永不喪失對生命的執著與熱愛。
活著的意義在于活著本身，盡管這會遭到種種進步哲學觀的嘲笑，但你能說，他們是以一種自欺欺人的方式使自己的不幸轉化為精神上的愉悅嗎?你不認為任何一種對他們的“活著”淺薄地冠以“麻木”或是“愚昧”的批判都是一種殘忍嗎?這里，我們顯然已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簡單的思索或是評價，人生已屬不易，為何不能對這片土地上辛苦跋涉的普通大眾，對他們與生命搏斗的勇氣與力量，對他們的痛苦、歡躍、蒼涼、悲傷，對他們的樂觀、頑強、執著、豁達致以最崇高的禮贊呢?正基于此，《活著》中滲透的那股渴望生存的樸素意志，那股穿透人生本質的精神力量，才達到了對苦難的“理解”和“超然”。
也許終日與土地做伴的福貴難免消極庸俗，永遠無法解答“生存還是毀滅”這一深奧的哲學命題，可他同樣以一種曠達超然的態度塑造了生命的豐滿，詮釋了活著的意義，這是他用行動向世界作出的回答。
《活著》，不僅表現了一個人物堅韌地活著的歷史，同時也內蘊著一個民族頑強的客觀歷史進程。
正如余華所言：“《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
” “熬”或是“忍受”，正是大多數中國人采取的應付苦難的方式。
這里的福貴無疑已不僅僅是他自己，而是一個民族歷盡風雨坎坷頑強屹立的縮影。
他的痛苦樂觀執著正代表著民族偉大堅韌的求生精神。
一個人，即使遭遇重重挫折和打擊，精神上也永遠不會成為奴隸。
生命的終極旨歸應該是而且必須是執著地活著。
一個民族，無論怎么風雨飄搖，終將在頑強的屹立中接受歷史的致敬。
這些，所依憑的正是一種韌性，一種源自民族底層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人是為活著而活著”這句簡單的話卻包含著人生重重酸澀、艱辛，喻指著人不可回避的生命悲劇，也概括著人活著這一過程的全部意義和終極追求。
或許福貴這一人物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只是一個價值隱喻的符號，一個能指。
他的所指是讓人們不要在痛苦的旋渦中頹廢沉淪，而要以一種寧靜超然的態度對待生活，對待世界。
不論何時，對生命的尊重，對生存的希望和熱愛總是最重要的，只因為生命的被賜予。
相信這種真實淳樸的表達也正是余華想要說明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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