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課文賞析
《藤野先生》是現代文學家魯迅于1926年在廈門大學時所寫的一篇回憶性散文。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藤野先生課文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藤野先生課文賞析
在《藤野先生》中，魯迅日本的醫學導師藤野先生是一位穿著不拘小節的人，“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但藤野先生對工作是極其認真的，他把“我”的講義都用紅筆添改過了;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也要指出。這個對比手法，較好地寫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貴品質，寫出了魯迅對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對中國留學生孜孜不倦的教誨及對學生的一視同仁，這與日本學生對中國學生的輕蔑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體現出藤野先生是個真正的君子。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一直鼓舞著魯迅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下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了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影響了魯迅的一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藤野對魯迅傾注了無私的愛。他平等公正、一絲不茍的為一個清國留學生改作業，連一根畫錯位置的血管也要當面替學生改過來;他關心學生的個體差異，聽說中國人敬鬼，擔心魯迅不肯上解剖課;他尊重學生，盡管替魯迅棄醫從文感到惋惜，但理解魯迅這位弱國子民的強國夢，臨別還贈與題寫了'惜別'二字的相片。這些對一個受盡了歧視和污辱的清國留學生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熱愛學生、理解學生，使藤野具有了強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影響學生的一生。
因此，作為教師，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促進教學上的師生互動，為學生的終生發展打下精神的底子在學校人際關系中，居首位的是師生關系。美國羅杰斯的'人際關系'理論、前蘇聯的'合作教育學'，都把師生關系提到辦學水平的高度來認識。良好的師生關系必須依靠深厚的師生情感來維系，教師對學生的關心和熱愛、學生對教師的敬佩和愛戴，是產生師生情感的源泉，也是和諧師生關系的基礎。蔡云芝先生與學生的關系就十分和諧，他愛學生，教學生唱歌跳舞，和學生打成一片，關心愛護弱勢學生，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學生'打抱不平'，難怪學生做夢都想到他，幾十年以后仍然惦念著他。
在教師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和諧的師生一旦建立，很容易促進教學效率的提高。親其師然后樂其教。韓麥爾先生的愛國情緒感染了小佛朗士，他聽得特別認真，感覺'真奇怪，今天聽講我會都懂，他講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在莎利文的愛心感召下，失聰又失明的海倫終于理解了抽象的'愛'，突破了認識上由具體到抽象的瓶頸。
對學生而言，教師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響力，如果這種影響力是建立在教師身份所賦予的權力基礎之上的，那是不穩固的。而如果這種影響力是靠教師的人格魅力贏得的，那就相當持久而且強大了，這種影響甚至強大到足以影響學生的一生，教師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學生心田，為學生奠定堅實的精神基礎。魯迅就是時時受著藤野先生的鞭策，幾十年過去了，仍不敢有絲毫懈怠，他堅韌的斗爭著，為民族的覺醒和解放而奮斗。在魯迅的`精神家園里，有藤野播下的種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材中出現的教師形象以他們獨特的人格魅力影響著他們的學生，也啟發著我們當代教師：提高自身修養，增強人格魅力，努力提高教學質量，給學生以影響一生的精神食糧。
藤野先生的創作背景
1902年4月，魯迅22歲，他懷著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理想，去日本留學，在東京的弘文學院補習日文。1904年9月，轉赴仙臺，進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醫。藤野先生這時正在該校任解剖學教授。魯迅在此認識了這位日本學者，并且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友誼。在日本軍國主義影響下，當時的日本人對中國人民抱有狹隘的民族偏見。但藤野先生并不如此，他對來自弱國的魯迅毫不歧視，倍加愛護，并以自己的高尚品質給魯迅以極大的影響。
這篇散文寫于1926年10月12日，當時作者魯迅正遭受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從北京南下，來到廈門大學任教，作者作此文予以懷念藤野先生，此文最初發表于同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拓展
藤野先生這篇文章的解析
《朝花夕拾》是魯迅的一本回憶文集。這里的十篇文章最初在《莽原》半月刊陸續發表的時候，總題目是“舊事重提”。出書的時候用《朝花夕拾》做書名，華瞻一些也含蓄一些了，意思還是一樣的。
這一組回憶文章，從幼小的童年寫起，一直寫到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他到教育部任職為止。大體上同現在保存下來的日記(1912年5月5日開始)相銜接。現在人們要看魯迅本人對自己一生經歷的直接記述，后面這二十多年可以看日記，前面這三十來年主要就得看這本《朝花夕拾》了。
《藤野先生》是《朝花夕拾》的第九篇。寫的是從1904年到1906年他在仙臺學醫的這一段。就是在這里，魯迅定下了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決心。這兩年在他一生中可說是一個關鍵。
1904年4月30日，魯迅在東北弘文學院結業，5月，他就打點去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入學的事了。仙臺，現在是人口超過百萬的日本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了。可是那時，還不到十萬人口，還是一個頗為偏僻的小城鎮。魯迅為什么要到遠離東京的小城鎮去呢?本篇一開頭，作者說了，這是因為他對東京留學生界的一些現象很有一點反感。他在這些人中間生活了兩年，看到好些事情他都很不以為然，像這篇里說的咚咚咚的學跳舞，還有在另一篇文章里說的關起門來燉牛肉吃(見《華蓋集續編·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就都是。“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于是，他就到仙臺來了。至于為什么選擇了醫學呢?這篇文章里沒有作出說明。在這以前寫的《吶喊·自序》里，卻是說明白了的：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后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這些是在三年前出版的《吶喊》中已經發表過的了，現在沒有必要“重提”。再說，在這一系列回憶文中間，前面已經有了一篇《父親的病》，詳細記述了他父親被庸醫所誤的情形，本篇就更不必說這些了。
本篇記下了作者初到仙臺入學時候受到優待的情形：“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這事，他在當時寫給好朋友蔣抑卮的信中也說到了：
同校相處尚善，校中待遇不劣不優。惟往納學費，則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遜。至晚即化為金時計，入我懷中，計亦良得也。(1904年10月8日，這是現在保存下來了的魯迅最早的書信。)
他告訴蔣抑卮，他把學校不收的這筆錢當天就去買了一只懷表。
比起不收學費、關心食宿這些重要得多的，使他終身難忘的，是教授解剖學的藤野先生對他的態度。文章里寫了一些具體的事例，都很感人。在魯迅去世之后，藤野先生發表了一篇《謹憶周樹人君》，說了當時他是怎樣想的：
我擔任的是人體解剖學，他在教室里十分認真地記著筆記，總之在入學時好像不大能充分的說日本話，聽講也不大理解，好像用功得非常吃力。
于是我授課完了就留著給周君看筆記，改正添補他聽錯了的錯處。在異國的天空，東京那里也有很多的同胞留學生，但在仙臺，前面已說過只是周君一人，所以想來諒很寂寞，但也并沒有怎么寂寞的樣子，在聽講義的時候是非常努力的。
對一個有語言障礙的外國留學生作一點個別的幫助，在藤野先生看來，是老師的職責。在魯迅，卻是深受感動了。他對老師的作為，作了這樣的“總評”：
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可是，就是藤野先生給魯迅改正筆記中的錯處這事，竟引起一些日本同學的猜忌了。他們毫無根據地懷疑，說上年解剖學考試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魯迅的講義上做了記號，他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這些人借故檢查了魯迅的講義，還寫匿名信攻擊他，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罷!”這事給了他很大的刺激。
現在人們可以看到魯迅1905年春季升學考試的分數單：
解剖 59.3
組織 72.7
生理 63.3
倫理 83
德文 60
物理 60
化學 60
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藤野先生在前邊所引的文章里，說他對這個學生成績的印象，“記得是不大好的一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科的考試成績中，唯一沒有及格(達到60分)的，正是藤野先生擔任的解剖學!可見這些人的攻擊完全與事實不符。魯迅恨恨地說：“中國是弱國，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魯迅在仙臺求學兩年之后，終于決心放棄醫學改為從事文藝運動了。這不可能是頃刻之間作出的決定。幾年之間，他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文學史、作家傳，對文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了。這幾年間他又在思考中國的國民性問題，他感覺到了文學在改造國民性即啟蒙方面的作用，也感覺到了自己的氣質和才智更適宜于文學一些。這種種考慮都歸結到他對今后人生道路的選擇。一些趾高氣揚的日本同學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不愿再留在這里的一個因素。在這反復不斷的比較、考慮、猶豫之中，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他下了最后的決心。這就是他看到了一張日俄戰爭中的幻燈片：日軍處死一名給俄軍當偵探的中國人。這事，在《吶喊·自序》中也說到了：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余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于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細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作者這兩回說的有一點微小的不同，就是在說到日軍處死這個中國人的時候，一篇說的是“要槍斃了”，而另一篇說的卻是“砍下頭顱來示眾”。在《魯迅與仙臺》一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27頁上有這張圖片。畫片上正是劊子手揮刀向跪著的死囚砍去。可見《吶喊·自序》中說的是對的。
在文章里，學生向老師告別，老師贈送“惜別”的照片，以及別后學生長時間里的深深的懷念，都寫得極其動人，不必細說。
在《魯迅與仙臺》這本書里，收了日本著名學者丸山升教授著《魯迅與那個時代》一文。其中有些與這一篇有關的材料，下面且摘引兩處：
他(魯迅)的作品的譯文被送到巖波文庫時，關于作品的選定，魯迅對來跟他商量的譯者增田涉說，一切都委托你，但只有《藤野先生》這一篇，希望能收進去。
大約他是希望藤野先生能看到這篇。可惜的是藤野是在魯迅去世之后才看到它。
另一處是講藤野先生的晚景：
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于1912年成為東北帝國大學醫學專業，1915年成為東北帝國大學醫學系。藤野先生因學歷是愛知醫學校畢業，當醫學系教授的資格不夠而辭職，于1916年離開仙臺。這應該說是在日本醫學以及醫療制度近代化的夾縫中產生的犧牲者。藤野先生在東京的一家醫院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于1917年秋季，回到了故鄉福井縣本莊村下番。1917年里香夫人去世，1918年與文夫人再婚，搬到文夫人娘家所在的三國町并開業。晚年在三國町安家，在本莊村中番開設診療所，一直從事診療工作。(第26頁)
盡管他因為學歷不夠，沒有能在醫專改為大學的時候留任，但他教出了魯迅這個學生，也就不愧為一代名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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