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故事思想核心以及對后世影響

　　杜甫的思想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杜甫的故事你想知道嗎？以下是由小編整理關于杜甫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歡！

　　杜甫的故事

　　杜甫小時候很貪玩，連板凳都坐不住，長到五六歲連一首詩都記不祝讓爺爺很生氣。在爺爺的嚴厲管教下，杜甫改掉了貪玩的習慣。發奮苦讀，為了練好詩，他練習的習作裝了整整一麻袋。杜甫成名以后曾在詩中表達了他對于詩歌創作的心得。那就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杜甫（712—770），字子美，出生在河南鞏縣，唐代偉大的現代主義詩人，別后人稱為“詩圣”。他詩中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杜甫出生在官宦世家，祖父在朝廷做官，父親曾任司馬。杜甫從小就志向遠大，最崇拜的是遠祖杜預，他是晉代的名將，多彩善戰，懂得法律、經濟、工程，還曾注解過《左轉》。

　　杜甫的母親很早就去世了，幼小的杜甫寄居在姑母家里。姑母不光教孩子讀書識字，對他的生活也照顧得無微不至，他和表弟每天在一起游戲玩耍，寫字學畫。可是一場大病把兄弟兩人擊倒了，姑母悉心照顧杜甫，把杜甫從死神手里奪回來，表弟卻病死了。這讓董事后的杜甫難過了很長時間。在姑母的精心照顧下，杜甫漲到十幾歲時，已經健壯得像頭小牛犢，一天到晚歡蹦亂跳的。姑母家的院子里種著梨樹和棗樹，八月秋風送爽時，樹上梨黃棗紅，他簡直像只頑皮的猴子，不停地爬上爬下，幫助姑母摘梨打棗，歡聲笑語飛滿庭院。

　　童年的歲月爛漫而朦朧，許多珍奇的生活浪花，泯滅在記憶的長河中。但是杜甫6歲時見到公孫大娘舞“劍器”，到晚年仍然記憶憂新。“劍器”是一種西域民族的戎裝舞蹈，動作剛勁，節奏火爆。公孫大娘是當時最優秀的舞蹈家，伴隨著有力的音樂，她忽而從天而弱落，光彩奪目：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飛舞。當時的情景是萬人空巷，掌聲雷動，矮小的杜甫劑在人群中，忘情地歡呼。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眾著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多年后，杜甫特別賦詩紀念當時的情景。看來，舞蹈、書法、繪畫、音樂、詩歌，是彼此相通的。據說，但是草書家張旭觀看了公孫大娘的舞蹈之后，書法大有長進。這種激昂頓挫的舞姿，對以后杜甫詩歌的創作風格也起了一定的啟發作用。

　　杜甫7歲時開始作詩。兒童作詩，往往以動物為題材，杜甫詠的是神鳥鳳凰。在古人心目中，鳳凰是祥瑞之鳥，它象征著王朝的興盛。這似乎是一個預兆。

　　因為杜甫一生心系國家，雖然他顛覆流離，但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困頓不堪，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光環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杜甫寫“詩史” 安史之亂結束了。這對于飽受戰亂痛苦、盼望安定的百姓來說，畢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當時在梓州（今四川三臺）過流—亡生活的詩人杜甫，聽到這個消息，更是欣喜若狂，淚流滿面。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一樣，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詩人之一。在文學史上，把他們合稱“李杜”。杜甫原是河南鞏縣人，生長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從小就下苦功讀書，也游歷了許多名山大川，寫了不少優秀的詩歌。三十幾歲的時候，他在洛陽，遇見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兩個人性格不一樣，但是，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使他們成為親密的好友。 后來，他到長安參加進士考試，那時候正是*相李林甫掌權的時候，李林甫最忌恨讀書人，怕這些來自下層的讀書人當了官，議論起朝政來，對他不利，于是勾結考官，欺騙玄宗說這次應考的人考得很糟，沒有一個夠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賀的奏章，說這件事正說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經得到任用，民間再沒有遺留的賢才了。 那時候的讀書人都把科舉作為謀出路的途徑，杜甫受到這樣的挫折，懊喪的心情就不用說了。

　　他在長安過著貧窮愁苦的生活，親眼看到權貴的豪華奢侈和窮人受凍挨餓的凄慘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憤慨，就用詩歌控訴這種不平的現象。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他寫下的不朽詩句。 杜甫在長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剛剛封他一個官職，安史之亂爆發了。長安一帶的百姓紛紛逃難。杜甫的一家，也擠在難民的行列里，吃盡了千辛萬苦，好容易找到一個農村，把家安頓下來。正在這時候，他聽到唐肅宗在靈武即位的消息，就離開家投奔肅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軍，被抓到長安。 長安已經陷落在叛軍手里，叛軍到處燒殺搶掠，宮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燒。唐王朝的官員，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軍解送到洛陽去。杜甫被抓到長安以后，叛軍的頭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從長安逃了出來，打聽到唐肅宗已經到鳳翔（今陜西鳳翔），就趕到鳳翔去見肅宗。那個時候，杜甫已經窮得連一套像樣的衣服都沒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腳上穿的是一雙舊麻鞋。唐肅宗對杜甫長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贊賞，派他一個左拾遺的官職。 左拾遺是個諫官。

　　唐肅宗雖然給杜甫這個官職，可并沒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卻認真地辦起事來，過了不久，宰相房琯（音guǎn）被唐肅宗撤了，杜甫認為房琯很有才能，不該把他罷免，就上了奏章向肅宗進諫。這一來，得罪了肅宗，虧得有人在唐肅宗面前說了好話，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軍收復長安以后，杜甫也跟著許多官員一起回到長安。唐肅宗把他派到華州（今陜西華縣）做個管理祭祀、學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帶著失意的心情，來到華州。那時候，長安、洛陽雖然被官軍收復了，但是安史叛軍還沒消滅，戰爭還很激烈。唐軍到處拉壯丁補充兵力，把百姓折騰得沒法過活。有一天，杜甫經過石壕村（在今河南陜縣東南），時間已經很晚了。他到一家窮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農夫妻倆。半夜里，他正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的時候，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杜甫在房里靜靜聽著，只聽到隔壁那個老人翻過后墻逃了，老婆婆一面答應，一面去開門。 進屋的是官府派來抓壯丁的差役，他們厲聲吆喝著，問老婆婆說：“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帶著哭聲說：“我的三個孩子都上鄴城打仗去了，前兩天剛接著一個兒子來信，說兩個兄弟都已經死在戰場上。 家里只有一個兒媳和吃奶的孫兒。你還要什么人？” 老婆婆講了許多哀求的話，差役還是不肯罷休。

　　老婆婆沒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帶走，到軍營去給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離開那家的時候，送別的只有老農一個人了。 杜甫親眼看到這種凄慘情景，心里很不平靜，就把這件事寫成詩歌，叫《石壕吏》。他在華州的時候，前后一共寫過六首這樣的詩，合起來叫做“三吏三別”（《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由于杜甫的詩歌大多是寫安史之亂中人民的苦難，反映了唐王朝從興盛到衰落的過程，所以，人們把他的詩篇稱作“詩史”。 第二年，他辭去了華州的官職。接著，關中鬧了一場大旱災，杜甫在那里窮得過不下去，帶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朋友的幫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邊，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過了將近四年的隱居生活。后來，因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沒有依*，又帶了全家向東流—亡。公元770年，竟因貧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條小船上。 他死后，人們為了紀念這位偉大詩人，把他在成都住過的地方保存起來，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杜甫的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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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

　　（參考資料來源于杜曉琴《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三節）

　　杜甫的后世影響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甫的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運用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在世時關于他的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于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范。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杜甫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這一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后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范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圣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 《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后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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