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廣發銀行提建議

作為經濟總量排名第二和制造業發達的省份，上年，江蘇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3315億元，規模繼續保持全國第三。

“銀行暴利”引起了江蘇高層的重視。根據江蘇省政協的統一安排，在2015年全國“兩會”結束后，由省政協經濟界牽頭就商業銀行“暴利”一說進行了一次廣泛的專題調研。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江蘇以省委名義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意見規定，政協進行專題調研時，涉及到的相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原則上必須參加。這使得本次調研具備了一定的代表性和準確性。

4月9日，調研組成員、省政協委員、南京財經大學教授陸岷峰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銀行利潤超過80%來自存貸利差，這是當前社會對銀行暴利認知的根本原因”，陸認為，現階段高額的利潤水平并非完全是商業銀行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而中國銀行(601988)業未來要保持健康發展，利率的市場化改革需徹底。

銀行利潤呈現“非市場性”特征

《21世紀》：你有20多年的銀行從業經驗，對于銀行“暴利”一說，你是怎么看的?

陸岷峰：根據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認知和世界金融經驗看，服務行業的利潤建立在實體經濟收入的再分配基礎上，商業銀行的利潤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利益間的聯動，一旦整體的經濟系統出現風險，商業銀行往往難以“獨善其身”。

但我們國家目前的現實是，實體企業面臨經營困境時商業銀行卻賺得盆滿缽滿，利潤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表現出明顯的非市場性特征。

用“暴利”來闡述當下銀行盈利的狀態，我個人認為并不全面，調研下來我們認為用“高利潤”比較客觀。

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包括準入市場的相對壟斷、利率市場化水平低、經濟上升期資金供給不足等。

我認為目前商業銀行還不能稱為“暴利”行業，因為其資本利潤率、資產利潤率十分低下，不能僅用絕對額或一二年利潤增長速度來認定其是“暴利”行業，如果這樣全社會“暴利”行業就太多了，但商業銀行高額利潤以及有些個別指標帶有“暴利”行業的一些特征。

《21世紀》：你們在調研報告提出，造成當下商業銀行高利潤的最大因素是存貸利差，能否具體解釋下?

陸岷峰：對比發現，中國商業銀行的歷史沿革和金融市場環境對銀行高利潤水平的影響重大，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利潤來源以“高息差”收入為主。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高額的息差水平使得我國銀行業的盈利模式表現為兩方面的特點：其一銀行業的利潤來源中以利差收入占主導地位，占比高達八成以上;其二銀行業占主導的利差收入中又以大規模的批發零售業務占主體。

盡管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紛紛開辟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銀行業的傳統盈利模式，超過80%的高額息差收入依然是各大商業銀行穩定的利潤來源。

其中，非利息收入中以科技含量較低的代理、承諾費等手續費收入占絕大部分，非傳統型的創新業務、中資銀行等都少有涉足，而非利息收入和創新型業務的經營狀況與實體經濟的聯系又較為緊密，這就造成了在經濟大環境走低的情況之下，銀行業依然可以保證有高額利潤收入不受企業經營狀況的影響。

近年來，制度設計偏差造成了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較低，以利率政策為例，一方面1993年以來，通過多次的存貸款利率調整，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逐步拉大;另一方面我國放開金融機構信貸利率上浮空間，但同時限制存款利率上浮，致使存貸利差持續保持高位，使商業銀行坐享豐厚利潤。

《21世紀》：自改革以來中國也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但為什么銀行業的盈利增長沒有受到宏觀經濟走勢尤其是實體經濟的影響?

陸岷峰：中國銀行業的準入門檻極其狹窄，雖然目前國家采取了放寬政策，各類商業銀行數量不斷上升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競爭，即便如此，銀行機構的準入依然受到政府部門的嚴格控制，這使得中國商業銀行缺乏市場競爭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壟斷行業的特征，給獲取高額利潤提供了有利條件。

由于市場準入的壟斷性造成中國銀行業內部缺乏市場性和競爭性，加之政府部門對利率的嚴格監管造就了中國銀行業“壟斷性”利潤的來源，這樣企業的經營狀況與銀行業之間總有一定程度的脫節，宏觀經濟環境對銀行業的影響極其微校

中國的商業銀行在很多方面仍受“行政壁壘”的保護，即無論在通貨膨脹或是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下，銀行業仍然可以保持穩定的利潤來源而不受實體經濟經營狀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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