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梁啟超的作文

在重慶與北京的旅途中，其實還寫了另一篇文章，介紹梁啟超先生談作文的書。回來后，筋骨松軟，隨筆懶得寫，且把這篇也貼上，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吧∶

梁啟超《作文入門》推薦序

梁先生這本書，包含兩大部分，一是一九二二年在東南大學講的「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一是前一年在清華講的「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二文題目相關，且一談散體一談韻文，既互補又呼應，因此歷來都并在一塊兒看。例如衛士生、束世澄筆記前面那一篇的序文中便特別提醒讀者∶必須參考梁先生后面那一篇。

這兩篇講稿，主要是教人讀文章寫文章，同時還告訴人如何教學生寫作文。因為無論什么文，學生會不會作，跟教師會不會教都有絕對的關系。梁先生此書最精采處，或即在此。教材該怎么選怎么編;教時該怎么分期分類;應如何整理學生的思想;如何令其分組閱讀，讀了討論;如何命題;如何指導學生準備;乃至他主張少作，一學期只要好好作兩三篇;老師也不必修潤文字，只要詳改其思路與結構等，我都以為是真知灼見。至今大家仍然不太會作文，大中小學里仍不會教文學，恰好就是不聽梁先生意見的結果。目前海峽兩岸編的課本，都是東一篇西一篇，缺乏文學的條理;學生寫作文，更是毫無指導，只規定他拼命寫;寫完，教師負責的，還改改文句，否則給個評語了事，或竟交由學生互相訂正。我昔年打工，就曾長期替一些先生改他們學生的作文卷。試想，卷子都請人代批了，又如何會用心指導學生寫作呢?

因此，像梁先生這樣的大學者大文豪，而竟關心此事，勤懇講說，我以為甚是可敬，所講至今亦不過時。非唯不過時，還恰好符合時代之需。

這本書的兩個演講稿，也可以看成是梁先生現身說法。看他教我們怎樣讀詩，看奔迸的表情法和回蕩的、蘊藉的有何不同，回蕩的表情又有螺旋式、引曼式、堆壘式、吞咽式等種種不同，實在是種享受。梁先生自少年起，便以文字動天下，一九二二年胡適作《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還曾將梁先生列為「影響近二十年的全國青年思想的人」。梁先生對青年的影響，即由于其文章。論者形容其筆鋒常帶感情，文字具有魔力。這樣的文章如何寫成?梁先生金針度人，奧妙就都在這里了。梁先生是有多方學術興趣的人，治學方面極廣，忽然關心起中學作文教育，似不足怪。但促成他講或寫這個題目，卻別有因緣，不可不知。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了一個新學制草案，又稱辛酉學案。由于是新制，所以隨后就引起了國文教學界的爭論。梁先生在演講中提到∶對于國文應該教白話抑或文言，南北兩大學頗生爭端，即屬其中之一例。梁先生不但關心此事，而且他與友人合辦的《改造》雜志，即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四卷七號上開始連續刊登一則「中華書局新孝中學教科書征求意見及教材」的廣告，征稿緣起明言∶「新學制案大體已具，教科用書自應改革」，故「中學國文應如何編制?語體、文體如何分配?」就是他們思考的重點之一。以梁先生和中華書局、《改造》雜志深厚的關系，此等事縱非梁先生主導，亦必參與議論。因梁先生在東南大學演講，也就在這個時候，其講稿則發表于《改造》四卷九號。后來稿子一由中華書局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也就是現在這本《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一經修改增補后，收入《飲冰室合集》，改題《作文教學法》，一九三六年出版。《合集》中，其實還有另一篇《為什么要注重敘事文字》。但只是未竟之草，且未署年月，估計也該是這一時期所作。

當時梁先生也不只在東南大學講這樣的題目。依他給束世澄等人的信上說，一九二四年北京師范大學也邀他開過此課。此外，修改增補的《作文教學法》，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在南開大學講的。

上這些課，大抵是同一本講義，但據梁先生一九二二年七月廿四日與徐佛蘇的信上說∶「弟現時預備講義，夜以繼日，每日兩時以上之講義，窮一日之力編之，僅敷用，尚須別備南中所講」，可知梁先生備課極為認真，而且在各校所講并不一致，不是一本講義說到底的。另依梁實秋先生回憶，梁先生演講時，會在筆寫的講稿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可見梁先生既非一稿通用，亦非照本宣科。

梁實秋先生的回憶，寫得十分精采。本來在梁啟超過世時，徐志摩便準備在《新月》雜志編一紀念專號，胡適、聞一多、陳紀瀅、梁實秋都答應供稿。可惜后來不知何故，專號沒編成，各人也都未寫出文章。梁實秋到了臺灣后，暮年追味清華園舊事，才補記了梁任公這場韻文如何表現感情的演講，把梁先生演講時的神情、趣味，以及強烈感人之狀態都寫出來了。記梁先生演講的，還有梁容《梁任公先生印象記》，說的是他在北師大講「國文教學法」的事。兩相對照，可知梁先生演說是極其動人的，惜乎斯人已沓，今已不能聽聞，只能由講稿上彷佛遇之。

梁實秋說∶聽梁啟超演講和讀他講稿之不同，猶如看戲和讀劇本。這話一點兒也不錯。但沒有劇本又如何演戲?好的演出，固賴演員之工力，然好劇本必不可無。此所以梁先生編講義才需如此費心也。在梁先生講作文教學法之際，因是時代話題熱點及現實所需，故從事者頗不乏人，著名的還有陳望道《作文法講義》，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連載，次年三月上海民智書局出版;夏尊《文章作法》亦脫稿于一九二二年，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這些也都是很有價值的著作，對教作文寫作都很有裨益。但拿來跟梁先生比較，就會發現有兩個大差異∶

一是當時這些著作為了速成以應社會之需，大抵均如夏先生自己說的∶「內容取材于日本同性質的書籍者殊不少」(見自序)，缺乏原創性，或原創性不如梁先生高。所以像陳氏書和夏氏書，對文章類別的劃分就相當一致。梁先生則無論是總體架構或個別舉例，都是自己創構的，可說是獨出心裁，因此格外可貴。編講義耗神，這是主要原因。

另一重大不同，是陳氏夏氏的書教授作文法均以白話文為主，對爾后像開明書店編的國文課本影響很大;梁先生則「主張中學以上國文科以文言為者」，所以舉例和講解都針對文言文。

梁先生并不反對白話文，且認為高小以下要教白話文，但中學以上便應以文言為主，參講白話。至于寫作，則是文白都可的。原因很多，他說∶「因為文言有幾千年的歷史，有很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選得，白話文還沒有試驗得十分完好」，是其一;文之好壞，和白話文言無關，是其二。也就是說，好文章，都有一定的理則，如設想好、結構好、修辭好，不論文言或白話，都可以是好文章。若設想平庸、結構軟沓，無論白話或文言也都不會是好文章，這些理由皆是就文論文而說的，若再加上文言的歷史性，那就更明確了。

文言文因它的歷史性而顯得古老，今人生畏，不敢親近，以為它與現時世界無關，是它的弱點。但這同時也就是他的優點。我們讀一篇《岳陽樓記》，除了賞其文理辭采之外，同時也會令我們得著歷史知識與情感的體會，那是讀白話文所不能獲致的。像梁先生的書，講《詩經》《楚辭》如何表情、《左傳》《史記》如何敘事，雖然只說作法，但經由他一分析，令我們恍然大悟古人文章之妙，一種文化情感、歷史體會就自然蘊生于胸中，覺得歷史文化深邃而可親。梁先生的'書也因此不只是一本談作文技巧的書，而上升為一本文化書，在向我們講述中國文化之美。這跟他選材于文言及古詩辭，難道沒有關系嗎?

可是在梁先生以前，講文言文作法的書多得是，為什么那些書又沒有梁先生這部講稿的效果呢?且不說明清時期教文作文的《文章指南》一類書，當時還普遍在市面上流通;就是民國初年桐城派姚永樸在北大的講義《文學研究法》廿五篇，或林紓的《韓柳文研究法》等，也都是講古代名篇的。梁先生談寫作文教作文，卻皆不依傍這些傳統的詩詞文話，自具機杼，所以有組織有條理，充滿了新意，讓新時代人看了，毫無陳腐氣。

例如他開宗明義就說文章的作用，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別人。依此定義，再分兩頭，一自己的思想部分，有二要素∶一要有內容，二要有條理。這似乎是桐城派「言有物」與「言有序」之說，但是桐城就文章講，梁先生就思想說，以見文章的條理本于思想的條理，且是在一個新的論理架構中講。所以接下來說思想要傳達給別人，也有二條件∶一要說得出，二要令人懂。再次，則說文章種類。文章種類，從《文遜以來，討論的人大分特分，分成了幾十上百類，梁先生卻從思路分，只有兩類，∶一是吸收客觀事物成我思想內容的記述聞見之文，二是發表我主觀見解的論辯文。底下再分別論之。如此，綱舉目張，簡截明銳，讀之不唯可知作文觀文之法，亦可知思維方法。反觀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還在講剛柔、奇正，還在以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脈、聲配陽;以味、韻、格、態、情、法、詞、度、界、色配陰，且自詡為口訣秘傳者，真是相去不可以道理計。

在記述文和論辯文兩大類中，梁先生前者談得較多，后者較簡，大約是因講演時間不夠使然。但對比梁先生另一篇《為什么要注重敘事文字》，便可知道先生對中學教作文而不重記敘，只偏論理是極不滿的，認為八股科舉時代就重論說，論得好的就獎勵，結果學生腹笥空洞，信口評論，養成輕率刻薄，不負責任等等毛病，反不若練習記敘文可培養觀察分析、客觀記錄之能力，塑造健全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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